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新时期”进入中国文坛，“起步即速跑”，直到新世纪还以三卷本长篇小说《无字》再度荣膺茅盾文学奖的女作家张洁，堪称新时期为数不多的具有贯穿性特质的重要作家之一。她并不总是紧跟文学潮流，而是蹚出一条高度自我的个性化道路。她的创作风格几经转变，评论家王绯曾依据她的“文学年龄”将其创作阶段分为少女时期、成年时代、更年期和老年期，不同的时期对应不同“世界感”，这一观点颇具启发性。一九七八年张洁发表第一篇小说时已届不惑之年，以如今的标准划分，尚在“青年作家”之列，而更为重要的是，张洁前期的小说较多地触及“青年问题”，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张洁创作的“青年时代”。

张洁最初是以短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登上“新时期”文坛的，这篇现在读起来也许过于单纯的小说，当时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荣获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发表于《北京文艺》一九七八年第七期，随即编辑部便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该刊于同年第十期选登的读者评论中，既有大学教授谢冕撰写的《迟到的第一名——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也有出自工人、中学教师之手的读后感，可见作品在读者中的影响之广泛。女作家草明读了该作品之后甚至给作者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张洁同志的信——关于〈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发表在《文艺报》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作家刘恒在多年之后仍然记得当年被这篇小说所深深打动的情形，于一九九九年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曾谈道：“个人阅读经验最为深刻的，是张洁的短篇《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还记得当时我在内蒙兵团，躲在宿舍的上铺里，静静地读，感动得哭了。其中有一种人格的力量，有一种价值的认定，给我以强烈的震撼。”小说何以让读者产生如此大的共鸣？这篇小小的作品其实包含了丰富的信息，以这样一部作品开始创作生涯也许并非偶然，它携带着创作者“原初”的激情与梦想，心灵的秘密。

关于这篇小说的由来，作者曾在《帮我写出第一篇小说的人——记骆宾基叔叔》中谈及：

一九七八年初，时值中央音乐学院刚刚招考新生完毕，我们都为打倒“四人帮”以后，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而欢欣鼓舞，预感到文艺复兴的潮头必将来临，他（骆宾基）给我讲了中央音乐学院在招生工作中的一些动人事例，那些事例当时在社会上流传极为广泛，他鼓励我把这些事情反映出来，并且对我说，因为我爱音乐，这个题材对我很适合。

小说的写作过程中，作为世交的老作家骆宾基给了她很多指点，曲波、丁宁等老作家也提出了修改意见，当张洁将修改稿念给卧病在床的骆宾基听时，却发现“他的眼圈红了”：

于是不知为什么，我的声音哽咽起来。我是为他的感动而感动了。

他说：“好，很好！”

也许，隔着历史的鸿沟，我们很难理解这种难以自持的激动，然而，我们再看看这篇散文的前半部分对于骆宾基等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的记录——虽然被批斗、被剥夺了文学创作的权力，仍然致力于金学研究；虽然身处困厄的环境，蜗居在“破败不堪、摇摇欲坠的房间”，被邻居欺侮、监视，却仍然怀抱着不死的信念——这也是张洁所亲眼目睹的。那么，当“文革”结束，预感到“文艺复兴的潮头必将来临”时，文化人的主体重建工作便被提上日程，他们所坚持的理想在张洁的小说中获得呼应；当无数人被“文革”所破坏的日常生活得以恢复时，他们的这种解放感同样在张洁的作品中得以释放。这篇小说无疑是视界融合的产物。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出现在“伤痕文学”的写作潮流中，却表现出了不一般的质地。从形态上来说，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童话故事，是张洁自小读到的童话故事当中的一个。她曾在《已经零散了的回忆——代自传》中这样写道：

后来，她背着书包上学了。在乡村，在那所破庙改建的校舍里。那儿有一架破旧的风琴，它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像患了重感冒的老人的喘息。就是从那架破风琴上，她生平第一次听到了旋律，便立刻爱上了那残破不全的乐句。那儿还有几本旧书，里面写着“白雪公主”的不幸和“小小”的寂寞。她懂得了她原也是寂寞的，并且在寂寞中开始了不寂寞的生活：幻想着自己到森林里去，遇见了那七个小矮人……上数学课了，上地理课了，上常识课了……可那小姑娘还留在森林里还没有回来，迷失在那幻想的世界里。

张洁在小说中营造了一种童话般的氛围，那是“无涯无际的森林”，是“山脚下那像童话般的小木屋”，“小屋顶上积着厚厚的雪，从凝结着冰花的小窗里透出了温暖的灯光”。在这种童话般的氛围中，作者用一种类似童话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政治寓言。那是如普洛普所分析的“平衡—平衡被打破—恢复平衡”的民间童话的叙事转化模式：坏人迫害好人，好人战胜坏人，好人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四人帮”和以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为首的广大人民分别充当了这两极的叙事功能。这便是张洁最初的“森林里的孩子式的乌托邦”的现实呈现。

因此，从风格上来讲，小说不同于一般“伤痕文学”的沉痛悲壮和宣泄直露，而表现出一种清新、舒展与含蓄的韵致。从叙事上来讲，也不同于许子东所归纳的“伤痕文学”的书写模式：“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与宣泄需求的‘灾难故事’：‘少数坏人迫害好人’”a。小说重点不在讲述“灾难故事”，而是采用倒叙的手法，将“灾难故事”放在了“昨天”。而且小说所凸显的并非“党的知识分子”梁启明被残酷迫害的遭遇，而是其追求真理誓不低头、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是其为了人民的事业而无私奉献、奋斗不息的可贵精神；让人“想起那些为了追求真理和光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大森林里的拓荒者，什么苦刑、酷刑、生离、死别都不在话下的典型形象”b。张洁为她的小说带入了一个“苏联文学的光明梦”，这个梦绽放在白桦树下的墓碑之上。这是“张洁式的五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的复现，一种人性美的追求，一种献身的激情，一种未来乐观主义的信念，一种“干净的、纯洁的、向上的感觉”。如果说“新时期”确乎是一种“拨乱反正”的过程，那么，张洁所要“反正”的恰恰是这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便深耕的理想的种子，在“新时期”的神州大地开花结果。于是“一个晴朗而美丽”的早晨是她给予小说的结局，也是重建世界的坚定信念。

王一川在一篇重读《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的文章中将这篇小说视为一种“诗意启蒙”的杰作，“如果把《班主任》称为八十年代文学中政治启蒙的初次呐喊，那么，《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就应是其诗意启蒙第一声，尽管两者都发表在七十年代末”。作者指出，这种诗意启蒙理想，其实是流动于八十年代前期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一种普遍冲动，例如“美学热”。面对“文革”浩劫留下的恶果，许多人相信，单靠科学、哲学、道德等启蒙手段是不够的，必须凭借“美”或“审美”的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显示了比具体的文学意义远为广大的文化意义”c。王一川的文章也许有过度阐释之嫌，但是却显示了张洁此时区别于一般“伤痕”小说家的独特之处；同样是高度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张洁却以一种十分诗意的抒情方式来呈现，表现出一种道德和诗情的融合。当大多数作家更多地在反省过去时，张洁则更多地展望未来；当大多数作家更多地在清算历史的丑恶时，张洁则更多地讴歌理想的美好。因此，当一般的“伤痕文学”的批判激情需要遭受“歌德”还是“缺德”的质疑时，张洁却因为她对于“美好的信念”的书写而轻易获得了广泛的接受。如果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也确乎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启蒙的故事，那么，此时的张洁显然并没有表现出《狂人日记》或是《班主任》“救救孩子”式的焦灼，而是充满了启蒙的乐观信念，就像这个森林里来的孩子，已然获救，他“如同为荒无人迹的大地老人奉献一个美丽的婴儿”d。

如果将《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视为一篇关于启蒙主题的作品，则可以认为，这篇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并不是那个“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孙长宁，而是党的忠诚的知识分子、音乐家梁启明。“伤痕文学”创作潮流中最主要的一类便是写知识分子、国家官员受到的迫害，写他们的受辱与抗争；如《高洁的青松》（王宗汉）、《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天云山传奇》（鲁彦周）等，其呈现的政治诉求，与其说是一种展示“伤痕”的历史批判，不如说是一种积极重建秩序的努力，“它们为‘文革’中‘沦落’的知识分子‘正名’，企图重建他们启蒙者角色和‘主体性’地位”e。《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有效地完成了这种重建，如许多伤痕文学一样，张洁的小说所要表现的是政治受难的知识分子追求真理誓不低头、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是其为了人民的事业而无私奉献、奋斗不息的可贵精神。音乐家梁启明，作为小说中的启蒙者，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以他的音乐，更以他的整个生命和灵魂，给原始的大森林，也给孩子纯洁而蒙昧的心灵引入了理性的现代文明之光：

这片在生活里偶然出现的笛声，使他丢掉了孩子的蒙昧——多么可爱的孩子的蒙昧！而自小在大自然里感受到的那片混沌、模糊、不成形的音响，却找到了明晰的形象。在这许多热情、粗犷的听众里，却只对孙长宁成为一种必然，仿佛他久已等待着这片笛声。

小说拥有一个“微型成长小说”的结构，梁启明在此呈现为一个经典的“父亲”形象，他对孙长宁传授技艺，指点人生，他的生命仿佛在孩子的生命中得以传递和“复活”：“‘四人帮’和疾病夺去的，只能是他的肉体，而他的精神却在这个少年人的精神里，活泼泼地、充满生机地、顽强地、奋发不息地继续下去。”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成人仪式”的场景中，精神之父梁启明传授给孩子孙长宁的“圣物”，不仅有“自己的长笛和几年来在森林里谱写的乐曲”，还有如下的“圣谕”：

我用它们工作、战斗了一生。现在，我把它们交给你。你要尽自己的一生，努力地用它服务于人民。……可惜我已经不能和你共同来完成这个任务了……但是，总会有一天，春天会来，花会盛开，鸟会啼鸣。等到那一天，你到北京去。那里，一定会有人帮助你继续完成这个任务。记住，不论将来自己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辉煌的顶点，决不能把自己的才能当作商品！懂吗？

孩子的肯定回答“懂！”宣告了他的成长得以完成。在小说的第二个段落中，孩子参加音乐学院的招生考试，经历波折但获得了成功，孩子的成功便也是启蒙者的成功。那是一种启蒙的信念，也是启蒙的完成，它代表着一种文化生命的传递，一种“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前赴后继，一种高贵精神的绵延不绝。

而与之相对，在同一时期另一篇较受好评的作品《忏悔》中，张洁塑造了一个懦弱的父亲，这位肉身之父与他的亲生儿子充满着隔阂，“二十年多年来，父子之间没有过什么温情、友谊和谅解，没有心对心地说过什么话。他似乎白白地生了他、养了他一场”。作为一个否定性的形象，这位父亲在因为政治原因被甩出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后，精神日益畏缩，并将这种畏缩像病毒一样“传染”给了儿子。这是位失败的父亲，身为肉身之父，他未曾对儿子进行有效的精神引导，未曾成为一个真正的“精神之父”，“他甚至没有做到最起码的这件事：把对真理的信仰、对生活的信念、为事业而献身的精神传播给他那至亲至爱的儿子！还能谈到什么其他！”当儿子准备带着自己写的诗歌去天安门参加纪念周总理的活动，这年轻生命最后一次鼓足的勇气，在他恐惧的否定态度中烟消云散后，生命力迅速衰竭并早夭，他便只能“无穷地忏悔”，“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没做过什么”。这是一个中断的成长故事，儿子的成长终于没有完成，父亲也因而永远失去了做父亲的资格。

知名度更高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在一九七九年发表后曾引起广泛的论争，论争的焦点集中在女作家钟雨与老干部之间“精神出轨”是否道德。这固然是故事的核心——那个写着“爱，是不能忘记的”的笔记本所记录的虽不曾牵手却铭心刻骨的爱情。然而，我们也不应忽略了，作为叙事人的“我”。小说嵌套式结构的外层讲述的其实是一位大龄“剩女”的婚恋选择。小说开篇即说：“我和我们这个共和国同年。三十岁，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那是太年轻了。而对于一个姑娘来说，却有嫁不出去的危险。”面对一个理想的结婚对象，“我”却犹豫不决，“因为我闹不清我究竟爱他的什么，而他又爱我的什么？”通过重温父母辈的爱情悲剧，作为青年的“我”完成了一次爱情的启蒙和“再成长”，于是“我”便说出了小说最后那段在那个年代震撼人心，被反复征引的话：“别管别人的闲事吧！让我们耐心等待着，等待那呼唤我们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不要担心这么一来独身生活会成为一种可怕的灾难。要知道，这兴许正是社会生活在文化、教养、趣味等方面进化的一种表现！”

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在文化、教养、趣味等等方面，究竟有多少“进化”呢？在“剩女”这个不无歧视性的命名流行于当下城市的话语空间，甚至成为一种话语压迫时，那个“耐心等待着”、不担心“独身生活会成为一种可怕的灾难”的独立而自信的女性主体仿佛隐匿不见了。这反过来或许也成为我们重温张洁创作的“青年时代”的意义。

 

注释

a 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三联书店，2000年。

b 陈定宇、陈刚：《清澈溪水响淙淙》，《北京文艺》1978年第10期。

c 王一川：《诗意启蒙第一声》，《杂语沟通》，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d 孟悦：《历史与叙述》，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20页。

e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