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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世界文学年会作家论坛上的发言 如何做一个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人?

来源:中国作家网 | 陈启文  2019年08月27日09:10

主办方提出了一个摆在第一位的问题,世界文学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正当我围绕这一主题思考时,主办方又发来了一个问题,如何做一个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人?

一直以来,我觉得世界文学就是除中国之外的所有文学。我觉得,中国现当代作家对世界文学的了解,远胜于国际文坛对中国文学的理解。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看,世界文学至少占了我文学阅读的一半。从欧美主流文学及俄罗斯文学,到印度、日本以及拉丁美洲、阿拉伯、非洲等国的文学,从西方的文学经典到各种探索性的文学作品,都是中国作家阅读的兴奋点。中国现当代文学可以说就是在世界文学的影响下催生并发展壮大的,但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力却微乎其微。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从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文学巨匠,到唐诗、宋词、元曲和以《红楼梦》等四大名著为代表的明清小说,都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经典的篇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涌现出了鲁迅、沈从文、老舍、林语堂、张承志、史铁生、莫言等各具特色的文学大家。近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一方面植根于悠久的中华文明,一方面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姿态吸收世界文明之精华,涌现出了难以胜数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包括这次我们应邀参会的作家代表何建明、铁流、笛安等,也是当下中国文学的一线作家。

这里根据会议议程,就扼要谈谈我这次参展的三部作品。

第一部是《江州义门》,这是一部在创作方式上有探索性的跨文体长篇小说,但更重要的是讲述了一个独特的中国故事。众所周知,在西方,十六世纪的托马斯·莫尔为我们描写了一个幻想的乌托邦社会,还有康帕内拉也为人类描绘了一座太阳城,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提出许多美妙的设想。然而这些乌托邦式的梦幻,只是彻头彻尾的纯粹空想。而早在乌托邦出现之前的七八个世纪,在中国南北朝时代的陈朝灭国之后,其皇室成员中的一支徙居鄱阳湖畔的江西德安太平乡,缔造了一个“饮食同味,食无别肴,衣襦同袭,家无私产”的家族式公有制社会,把“共有”和“平权”作为一种制度予以立法性质的确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公有制社会形态——江州义门,从唐朝中晚期一直绵延到元末明初,经历了长达五百余年的漫长实践,无论是身处乱世还是所谓太平盛世,他们都执著地坚守着一个至公无私、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私有财产、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的公有制社会模式。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惊叹的“乌托邦”民间帝国,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有制社会雏形,堪称中国中世纪家族史和社会史上的一大奇观。从一个家族精神历程的追寻,再到对中华民族内部真实存在过的社会形态的深度探析,你会发现中华民族一直有着比西方民族更悠久、更根深蒂固的乌托邦情结。谁能说这是离我们遥远的故事?

第二部是《大河上下》,这是一部致力于深挖黄河的命运和时代境遇的现场调查文本,也是对黄河以及她所承载的中华文明的第一次全景式的深入描述。黄河的故事,其实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故事。黄河,黄土,黄种人,一部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一大半篇幅是由大河上下渲染出来的,黄河的命运,维系着一个大河民族的命运;黄河,又是世界公认最复杂、最难治的大河,当黄河成为一个悬念,势必成为“中国之忧患”。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形成以黄河——大河上下为轴线的大一统的社会形态?这既是为了共同利用黄河的水利,更是为了共同抵御黄河的水患。中华民族也因此而成为了一个充满了忧患意识和危机感、越是在关键时刻越是特别具有凝聚力和自我救赎精神的民族。从《黄河大合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都渗透了这样一种精神。本书通过对一条岁月长河的溯源,引出中华民族在沧桑岁月中的演变轨迹,试图对一个伟大民族的源头、嬗变、崛起与兴盛及其精神内核进行了一次必要的清理,力求准确地呈现中华文化所隐含的深层动机,揭示她所折射出的精神情怀。

第三部是《袁隆平的世界》,这也是最典型的中国故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饥饿的民族,追溯中国历史,五千年漫长的农耕文明绵延深厚的土地,却从长未出让中华民族吃饱肚子的庄稼。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和王朝更迭,大都与天下饥荒有关。无论是生于1929年的袁隆平先生,还是生于1962年的我本人,都经历过饥荒和半饥荒,这也造成了我从身体到精神都严重发育不良。谁能养活中国?这也是来自西方世界的追问,而我这部作品从头到尾都在追问和反思中进行。从生命的本质意义看,粮为万物之首,民以食为天,承载着生命生生不息的繁衍,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权。若不解决温饱问题这个最基本的生存权,在中国泛泛而谈什么人权都是奢侈的,甚至是可耻的。当西方国家开始后现代书写,我们还在进行前现代书写,这让中国作家哪怕是进行现实主义书写,也具有某种荒诞性。

然而,又不能不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实际水准,包括中国作家敢于揭示真相的胆识和贯穿在文学中反思能力,可能被国际文坛严重低估了,甚至是忽视了。中国作家普遍认为,这可能与汉语难译有关,汉语文学微妙的境界和韵味一直难以得到精准而传神的翻译,以致会引起一些汉学家的误解或误读,乃至浅尝辄止。

中国作家一直在思考,如何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用何建明先生的话说,“中国作家是十分可爱、勤奋、聪明的一群人,每年我们作家的作品多得如同天上的繁星,却在世界文坛上并没有闪现出特别耀眼的光芒,也像散失在海滩的珠贝,没有人去弯腰拾起。我自己就是一个写作者,我从事文学工作40多年,也创作了50多部作品非虚构作品,所以在这点上,我感触尤其深刻,我一直盼望自己更多好作品翻译给全世界的读者阅读。我还想为中国文学摇旗呐喊一下,我们中国作家绝不缺少好书,也不缺少走向世界的勇气,只需要世界向中国文学张开臂膀来拥抱,通过中国文学更好地了解中国。”

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文学理所应当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期待中国文学期待与世界相拥,而世界文学应该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文学,这才是世界文学的完整定义。

2019年8月24日(星期六)于悉尼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