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创作谈

有时候，一天即是一生

陈再见

我喜欢写短篇小说，就像一个手工艺人，擅长把玩精巧玲珑的物件。

我几乎花了一年的时间，写了个县城系列，共计十二个短篇小说，着实过了一把瘾。今年意犹未尽，又写了《马戏团即将到来》。依然算是“东海人”系列吧，潜意识里却又把它和前面的区分了开来，没往那个文档里放。

近两年，当我一篇篇写下有关县城的小说时，心中除了片刻的兴奋，其实感受最多的是焦虑。焦虑是常态，问题是这种对写作题材的焦虑还从未有过。我不知道是否如实写出了小城人的身心面貌，更遑论是否抵达了精神层面。高铁一次次把我从深圳带回县城，通常一觉过后，睁眼醒来，车窗外必然是熟悉的风物了——远处如黛的群山立着巨型的白色风车，近处则是成片的塭田和长满芒花草的湿地，其间偶尔散落一间木质小屋，屋外的芭蕉下泊着一条简陋的小舟……然后是茂盛的桉树林和碧桂园新建的楼盘小区，县城的建筑物已然抬头可见。从远处、从高出地面的高铁桥梁上看过去，眼前这个小城的姿态和穿行在街巷时颇有差别。多数时候，我不知道我的写作，是忠于远观呢，还是更忠于近察？或者说，我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尺度和方式，才能准确地描绘出这座车窗外的既熟悉又陌生的小城。说到底，我对写作题材的焦虑，其实还是表达样式上的焦虑。

今年大多时间都放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马戏团即将到来》作为产生于间歇、目前唯一的短篇小说，我自然珍爱有加。写它完全是出于偶然，偶然只能说它恰好在这个时间点被写出来了——事实上，它迟早要被写下来。在我这里，一篇小说的诞生，离不开几个点：关键词、场景和人物原型。可以没有事件，以上几点却必须具备，尤其是短篇小说。关键词当然是“马戏团”，马戏团看似久远的存在，已经沦为边缘小地的蹩脚节目，最热衷造访的，也是娱乐贫瘠、信息不太通达的县城乡镇。然而，即便满城都是马戏团即将到来的宣传单，也不见得就真的能如愿见到马戏团，这里的如愿也不是指到底能不能见到，而是见到本身其实并不重要，人们更多是关注马戏团即将到来，而非真正关心马戏团是不是已经到来……这里头看似悖论，却是小城现状的某种症态，大多事情在大多数人眼里，就是一种“貌似”的“雀跃”。而在我的小说里，何澍一家人其实也并不在意马戏团最后有没有到来，它的“即将到来”，比“到来”更具微妙的意味。

我越来越喜欢在小说里描写场景。“描写”和“场景”可以说是近年来写小说顿悟的结果，原谅我作为一个野生小说家后知后觉的愚钝。确实，刚开始写小说，我对场景描写是持排斥态度的，或者说是无知的。那时最为信奉的是叙述的能力，认为只有在叙述面前，写作者才是平等的。现在我倒觉得，叙述当然有高低之别，不过相比于“描写”，还是稍显简单粗暴。我对“描写”的痴迷大概也源于对“场景”的痴迷，这里头有因果关系。以前我不怎么在意场景，也就是说，我对生活的观察是粗枝大叶的，没有为某个场景停下脚步，或者凝视片刻。于是写起小说，当情节需要对生活的细微处打量并呈现时，往往就会略显捉襟见肘。粗线条的叙述当然能做到看似无痕迹的掩饰，不过写作终究是一种“自我较量”的游戏，到某些时候，最难逾越的关卡，恰恰都是自我设置的。小说里的某些场景被我多次写进作品里，比如飞过小城上空的鸽群，比如面朝大海、俯瞰全城的巍峨的妈祖石像，还有长满水浮莲、穿城而过的螺河……这些都是我熟悉的场景，我愿意为它们作奴仆式的书写。

简单说，《马戏团即将到来》写了小城中年人何澍的一天。何澍的人物原型是杂糅式的，他身上有大部分县城中年人的影子。某种意义上，小说里的一天可以视作主人公的一生，他一天如此，一生几乎也就如此，在小城，这些看似活泼实则微小的人生，太稀松平常了。当大象在何澍的想象里蓄意出逃，沿着螺河漂流而去时，倒是提醒了我——整座小城又何尝不是一个原地驻扎的“马戏团”呢，那些被禁锢和驯化的大象、老虎，还有其他动物，它们也许不自知，或许出逃无门，却早已在精神世界里上演了多次越狱壮举——当然，也仅限于虚无地“上演”，终归还是逃不脱这人生如“戏”嘛。

2019年8月2日于深圳

 

旁 评

中年的余温

康春华

小县城，中年人，琐碎生活，寥寥几个词足以勾勒出陈再见短篇小说《马戏团即将到来》在纷繁复杂的当代小说创作中的风格坐标。蛰伏在打工青年里奋笔疾书的陈再见如今三十八岁，即将步入不惑的年头，小说也呈现出冷静、沧桑与平和的气质。而今小说写县城并也不稀奇，小镇青年甚至成为当下“80后”“90后”写作中面目最清晰的形象群。不过陈再见写的是县城中年，更准确地说，他在捕捉“人到中年”那些尴尬而不可言说的人生况味上，技艺娴熟。在生活洪流中摸爬滚打过，沉淀了沧桑难言的人生滋味，相比仅拥有单薄激情的青年，中年是尚待深度开掘的写作富矿。

周作人在自己的杂文里曾感叹，过了四十岁却还能平凡地生活，虽不见得怎么得体，也不至于怎样出丑，这实在要算是侥天之幸。挪用至此，也算是《马戏团即将到来》的基调。证据有两处，小说中“我”面对妻子儿女琐碎家务，时常有些沉闷的窒息感，需要在阳台上呼吸透气；同时“我”也好歹是个科室主任，“无论如何也是家族里那个可以轻松弄来一辆保时捷卡宴的最佳人选”。

文中的“我”，应该是个清癯瘦弱的中年人，换言之，他并不油腻。小说记录了这个中年男人的一天，作者如影随形地定焦于这个主人公，记录了买菜做饭送孩子上学过程中的心灵电图变化。他对家庭生活感到沉重和乏味，却尽责承担“好父亲”“好丈夫”的角色，丝毫不会逾矩；在单位喝茶看报，拿捏恰当、掌握尺寸对下属端点架子，这似乎就是大部分当代中年男性生存的标准模板。

《马戏团即将到来》中细腻精准的质感，建构起了这篇小说的中年况味。陈再见是忠实的现实主义工匠，是“录像式”现实主义写作者，面对生活与人的遭际，不加摘取，也不作臧否，切口极小，对准生活的内部缝隙——小到如电饭煲上妻子划下的那道水位线，如菜市场与大妈妇女们抢鱼虾时脸上一闪而过的羞愧。中年是记忆力衰颓的节点，他时常望望远方，住处也有良好的视野风景，而他却丝毫不记得县城内高耸几十年的妈祖石像。青年时代为了高加林式的进城理想而埋头拼搏——物质尚未满足，无暇顾及精神依托和审美愉悦。这就是小说里，衣冠尚可的中年人们泛着灰、破着洞的底裤。人到中年，不过如斯。

而这一切又与马戏团有何关系？在日复一日无波澜亦无惊喜的县城生活里，迁徙流动的、有小丑与美人也有若干奇异动物的马戏团，不啻为当代中国的吉卜赛人。马戏团要来到“我”所在的县城，两个女儿期待已久。而我好奇的仅仅是大象，并展开了系列遐想：大象如何被关进笼子拉上车的？庞大的车辆如何才可以拉得动大象？大象要是挣脱锁链和束缚逃走了怎么办？远方的大象并未真正出现，已然带给他无限关于庞大、挣脱、逃逸等思绪的刺激。读者都清楚，“我”是大象，大象即“我”，大象是另一个“我”的幻化物——“越过栏杆，顺着隐没在水里的台阶爬下螺河，再顺着河水直下，慢慢地穿城而过，消失在小城人的注视里……”主人公在想象性的逃离中，获得了精神上的微薄快感。

与前文秉持的疏离与冷静调性相比，小说末尾对于马戏团的遐想，流露出些许温情气息，也透出一种浪漫的“青年气”。这是中年心境里的慰藉。大多数人以为中年是一地鸡毛的琐碎，其实他们心中，灰烬里还有余温。陈再见笔下的中年，余温不是荷尔蒙的挥散，不是欲望的饕餮，也不是行为学意义上的逃离，而只是让思绪逃向远方苍茫之处，飞跃县城、河流和山林，去寻找一只大象。而这，也是现实主义底色上的精神飞升。小说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暗藏着一种俯视的飞翔姿态——从空中看，县城“如同河流旁的两片树叶，五座桥梁如同五颗回形针”；“我”时常忍不住重返时间的河流，回望过往的陈迹，郊县、农田、破败的旧楼房，也俯瞰在轰鸣声中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

马戏团是否真的周六抵达了县城，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心里有象，余温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