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尽管说从四十年前的所谓“伤痕文学”起始，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一个曾经被打入政治另册的特别群体——“右派知识分子”，就一直不断地被我们的作家书写着，但作家凡一平，在他的中篇小说《我们的师傅》（载《十月》杂志2019年第4期）中，却依然难能可贵地在这一题材领域翻出了新意。

小说采用的，是当下时代中国文坛普遍流行的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方式。叙述者“我”，既是小说作家，也是大学教授，可以说是一名颇有一些社会影响的成功人士。故事起始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师傅死了。”既然是自己的师傅死了，那么，按照常理回去奔丧，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但“我”却因为到底是否回去奔丧而一时陷入到了犹豫之中。之所以会是如此，乃因为“我”的师傅韦建邦曾经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贼：“韦建邦曾经是我的师傅，教我偷窃，大哥是知道的。为此大哥恨死了他，也恨死了我。直到后来我洗心革面，并成为一名作家光宗耀祖，大哥才原谅了我，也似乎原谅了韦建邦。”面对着这样一个简直就是被诟病一生的师傅，“我”到底该不该回去奔丧呢？犹豫再三的结果是，回去送韦建邦上路。

但只有在“我”回到故乡上岭村（请注意，上岭村乃是近些年来凡一平小说作品中一个文学性的地标建筑，他很多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个上岭村）之后，方才发现，“我”当年曾经一起拜韦建邦为师傅，曾经一起进行偷窃活动的师兄弟姐妹们，除了外号被叫做老猫的覃红色之外，另外三位，也即黄狗蓝上杰、野兔韦燎、花卷韦卫鸾，也都相继赶回来为“我们的师傅”韦建邦奔丧送葬了。既然韦建邦是一位臭名昭著的贼王，那么，他去世后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当年的弟子门生赶回来奔丧送葬呢？凡一平的《我们的师傅》这部中篇小说，正是紧紧围绕这一艺术悬念建构而成的。很大程度上，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过程，所构成的，也正是对这一艺术悬念的解答。

事实上，也只有在“我”对师傅韦建邦既往行迹的回忆过程中，我们方才得以逐渐了解到，却原来，韦建邦曾经是我们两个方面的师傅。一方面，他固然是一个手段高明的贼。尽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之所以要交给弟子们偷窃的本领，乃是首先要解决生存的问题，是他从来也不养“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但在教会我们偷窃本领的同时，师傅却也“盗亦有道”，曾经一再告诫弟子们“穷人和亲戚的东西不能偷”。但在另一方面，韦建邦却也在同时交给了我们更重要的一些本领。对此，小说文本的一段话，我们必须加以引述：“他的长相和气质的确和村里人不同，他一点都不猥琐，也不粗鄙，尽管他是个贼。他为什么是个贼？或者说他为什么成为贼？他的经历让我好奇，为此我接近他。我走近他之后，发现他有满肚子的故事和满身的本事。他字写得好，画画得好。总之，他令我着迷，也令蓝上杰、韦燎、覃红色和韦卫鸾着迷。严格来说，我们拜他为师，是为了成为有本领的人，而不是为了做贼。后来我们果然都不再做贼，或者说我们除了贼的本领不再使用，师傅交给我们的其他本领，我们各有专长，都用到了极致。”怎么样个各有所长呢？质言之，正是经过师傅韦建邦一番悉心的调教培养之后，到后来，我们这群人才显得有了特别的出息。具体来说，“我”后来成了作家兼教授，韦卫鸾成了有成就的音乐家，蓝上杰成为一名实力雄厚的金融家，韦燎成为一名成就卓著的电影导演，而那位一直没有露面的覃红色，则成了一名副厅级领导。而这一切，都与师傅韦建邦当年的努力息息相关。他所经常引用的一句话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用这句话来激励我们，并延伸到省长县长也是没有种的，同样，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金融家也是没有种的。人不要在乎自己的出身和环境，只要付出努力，并善于把握时机，一定能在自己志向的行业或事业有大作为。”

要想充分地理解我们的师傅韦建邦以上种种努力所具有的文明薪火的别一种承传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这些弟子们追随师傅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这一方面，有两个具体的年份需要提及。一个，“我”第一次行窃的时间，是1972年。再一个，我们一伙在菁盛中学作案偷窃唱片和文学名著的那一年，是1975年。强调这两个具体年份的重要，是为了提醒大家，师傅韦建邦既教我们做贼，也教我们其他各种本领的那个时代，正是人类文明遭受极度践踏的“文革”时期。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畸形时代，师傅韦建邦后一个方面的所作所为，其实带有非常突出的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意味。

那么，曾经是一个名校高材生的师傅韦建邦，到底为什么会成为一名贼呢？这个谜底，到了小说行将结束的最后一个被命名为“师傅”的部分被彻底揭开。却原来，师傅的堕落，与他不管不顾地爱上了自己的老师覃天玉紧密相关。因为他们不合常情常理的爱情，他们的来往信件被检查。很快的，韦建邦就因为在信件中表达的“右倾”思想而被学校开除，并被打入了政治另册。这样，自然也就有了小说文本中我们必须加以引述的另一段叙事话语：“韦建邦为什么会做贼？我说，他被遣送回了上岭，心还在覃天玉身上。他不停地给她写信，一封信是八分钱，超重的话再加八分，挂号的话还要更多。如果跑去宜山和覃天玉相会，负担更重。这都需要钱。可是后来他连买一张邮票都困难，甚至一分钱都没有了。那年月的上岭村，劳动是工分制，缺地短粮，又没有集体经济，是不可能有现金分配的，怎么办？只好偷。韦建邦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贼的？不知道。但他因为做贼被抓，村里人说，是一九六六年，是在宜山被抓的，然后被公安遣送回来。”好了，我想，到这里，我们的师傅韦建邦，到底为什么会做贼的原因，就已经一目了然了。一部字数篇幅有限的中篇小说，能够在“右派知识分子”题材的书写上翻出新意，充分揭示韦建邦这一人物形象精神方面的内在分裂性，能够写出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文明薪火的别一种承传，的确应该赢得我们充分的认同与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