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隔着大洋回望故土

雷 默

我不记得跟张惠雯约了几次稿，之前看过她的小说，对她的叙事能力充分的信任，于是不定期地跟她约一次稿，她答应会为《文学港》写小说，果然今年上半年给我来了一篇小说，前不久交流的时候才获知，这是她今年唯一的新作。她这样的作家，量一般不大，但拿出手的作品总让人放心，《天使》也是这样的小说。

《天使》从父亲的葬礼开始，姐妹们头缠白布，哭得很夸张，但“我”拒绝缠那块脏兮兮的白布，被人视为冷酷无情。兄弟姐妹间出现隔阂，原因出在一张遗嘱上，父亲生前早早立下遗嘱，存款留给两个女儿，房子留给偏爱的儿子，而女儿们觉得她们照顾老人尽了大量义务，反而在遗产继承上吃了亏，于是对这个来自波士顿的兄弟怀了芥蒂。这场葬礼一下将小说的视点拉到了生命的终点，站在生活高处看待既往生命。

小说中有大量的细节展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呈现出来的差异性，比如葬礼成了一场两个女儿的表演，两个女婿兢兢业业地计算着礼钱的收入，运算着收支是否平衡。葬礼后大街上碰到了多年不见的同学迅速地跳过生分，责怪没有通知他参加葬礼，随后又没经过“我”同意，把隐私公布在同学群里，“我”不得不疲于应付各路“安慰”，一件很私人的事变成了一场公共的热闹。这是张惠雯天然的优势，她生活在国外，回望故土，视野变得更开阔，能把故土上习以为常的人情世故一眼区分出来。纵然如此，张惠雯在小说中要表达的还是共通的东西，比如被世俗肢解的生活背后，隐藏着不露痕迹的深情。父亲的离开，让“我”陷入了莫名的焦躁和日夜颠倒的混乱中，情感的宣泄又找不到出口，何以救赎？“我”的初恋出现在了生活中，人到中年的不堪难以敌过往昔的美好，被重新唤醒的青春记忆让开始衰败的肉体戴上了光芒，更为难得的是初恋对“我”心里很难受能感同身受，在纷扰、庸常的焦头烂额中，爱给他们开辟了生活的光亮。但“天使”是什么？生活的神迹，不可能长久地出现在日常里，于是在对过往完成了交代和仪式之后，她又消失了，而“我”不得不重新审视眼下的日子，死灰的精神复燃过后，对生命的认识回归到了原位。那个让“我”炽热迷恋的人，除了从原本的记忆中挖寻出美好，“我”对她还是一点都不了解。正如张惠雯写的：“她来了，让我的身体和灵魂又燃烧了一次……她一直是那个至关重要的、闪光的幻影，是别的维度里的别的生活。而真实的生活、如此延续下去直至我们死亡的生活，很不幸地，却是另一件事。在此处，我们似乎仅仅有权决定爱，却无权决定生活。”

“我”因为生活的变故，出现在初恋的生活中，而反抗庸常生活的初恋找到了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同样也是她的天使。初恋女友极具人性活力、心理活力，但是她知道现实是什么，她归附现实又做出火花般闪耀的抗拒，这种冲动又不乏理智的决定，变成了对世俗生活真正的反抗，这也成就了文本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张慧雯以美、善看待人物，是因为她没有以道德评判人，不但没有说她是放荡的女人，而且看到了她是天使。这是作家区别于常人的，对人性、生活、生命价值的理解。

回归到现实中，葬礼归葬礼，遗产归遗产，世俗的依旧世俗，而“我”那复杂的爱与悲伤似乎依旧得不到感受和呼应。在处理完房产之后，“我”提出让姐妹去挑几件家具，他们以为是为了节省，而不是为了纪念亲人的保留。“我”重回老屋，发现父亲和“我”共同生活过的地方，原本敞亮温暖，却原来逼仄寒冷。“我”挑了几件父亲留下的东西，离开老屋，离别这里的一切，从大洋对面归来，怀着从未改变的初心，却不得不再次离去。

如果把张惠雯的作品当作海外华文作品来看，她的高级在于视野、语感和文化深度，很多旅居海外的作家长年生活在别的语境下，对汉语的写作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坏，而张惠雯始终保持住了母语的语感，根本的原因在于她对母语文化的深层次理解，而用犀利的审美来剖析母语文化中的不足，还是根植于她的汉语认同。

 

《天使》创作谈

记忆与还乡

张惠雯

你写了一篇小说，有人读过，经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如何想到创作这篇小说的？受到了什么启发？是怎样一个创作的过程？……如果我把这些问题全都回答得清楚准确，那很有可能我得在其中掺杂谎言，动用小说作者惯常的虚构手段。一篇小说的产生，有太多材料的碎片，它们有些是新鲜的，有些是很久以前的，有些是个人经验，有些是听闻，有些来自生活，有些来自书本，它们相互吸引、撞击、黏合，其发端类似宇宙的产生，是个十分混沌、既有必然性也充满偶然因素的过程。确实，一篇小说，一个故事，就像是一个小宇宙。创作可以谈，但也只能谈其中可谈的些许部分，而那些说不清楚的地方，宛如水下的冰山，也许是更庞大的部分。

过去几年里，我的小说题材集中于在美华人移民的生活。对于我曾在《两次相遇》《书亭》这些小说里描述过的我生长的小城，则很少触及了。但那个地方、那里的一些人和事，仍会不断出现在我的思绪里。它在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留下的印象，它在这些年里的变迁，它干燥、尘风扑面的冬天，它夏天几乎没有树荫覆盖的酷热街道，它在沉闷生活里仿佛隐藏着某种骚动不安的律动，这些东西不知不觉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现成的、小城故事的背景图。

中国人重礼仪，“仪”当然包括仪式，而小地方的人尤其重仪式，一般来说，死的仪式比生的仪式更受重视。一个人活着未必受到亲人眷顾，但死的时候亲人们总是尽力操办，以免别人说闲话或是被人瞧不起。县城里死亡的仪式通常延续了乡村葬礼的传统，它并不是入土为安的静穆，而往往是一场大“热闹”。一方面，亲人必须在众人面前展示悲痛，甚至有些地方还会请专业人士来“哭丧”助阵；另一方面，却也会请来丧乐班（如今通常和喜乐班是同班人马）来演奏，过去通常是唢呐响器班，现在变成了军乐队甚至歌舞团；此外，都有一顿大吃大喝的丧宴，参加丧宴的亲友们在家属恸哭的仪式之后，很快去吃丧宴，大家喝酒吃菜、谈笑嫣然……从小到大，这种葬礼上的吹吹打打、亦喜亦悲我都不太能理解，它就像一场奇特、魔幻的杂烩表演。

差不多三十年前，我跟父母去参加一个乡村葬礼，死者我的一个远房姨父。尽管是远房，但姨妈姨父和我家来往较多，所以熟悉。我很喜欢他们，尤其喜欢姨父，他是个非常慈爱的人。姨父虽在县城工作、居住，但死后仍在老家下葬，这好像是规矩。我们和几个亲戚一起坐车去。车快到那个村子时，我看见天空中有半条雨后的彩虹。我觉得它像极了一座桥，要把姨父接到天上去。想到人都将如此消散，想到我今后再也见不到这位善良得出奇的老人，我不禁哭起来。车上其他人看着我，都露出惊讶、讪讪的表情。

到了地方，我父母先去交礼金，一个老年人在院子大门旁边的桌子后面坐着，把来人的名字和礼钱一一登记。表姐表哥都头缠着白麻布条跪在地上。他们看起来憔悴、悲伤，但并没有哭。后来，仪式开始了，等有人宣布了什么，他们突然一起哭喊起来。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的悲伤，但我想，当人最悲伤、最想哭的时候，难道不是想背着他人、一个人哭吗？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违背人性常识的仪式，要求人在特定的时间、在众人面前痛哭？哭礼之后，客人们都围着丧宴的圆桌坐下来，吃东西，拉家常。这是大约三十年前的葬礼。但三十年之后，除了土葬被强制改为火葬，葬礼的仪式并没有多少变化。

现在说另一些“碎片”，那就是我的还乡印象。这些年里我偶尔回到故乡小城，无论是亲人还是朋友，都急于向我展示故乡的“新发展”：那些新建的所谓高档住宅区，那些拆毁了城郊村庄、旧街旧巷建成的新商业街，那些让居民搬迁而圈地挖出的人工湖（要知道过去我们县城有三四个天然的湖塘倒都被填平了）……他们热切地期盼我肯定这样的发展，不理解我为什么竟然不够振奋。事实是，这个在当地人看来更繁华的地方，对我来说变得非常陌生，它再也没有我熟悉的昔日风物，而这些东西本来是维系我和它的温暖纽带。而在这些不断的拆、建形成的发展里，人却没怎么发展。

这些极具小地方特色的悲剧里的喜剧，在我脑海里拼贴出《天使》最初的片段。而对故乡的印象、思考，则慢慢被串缀其中。我想，我所虚构的这个男主人公，一个受困于还乡后的冷漠现实、在异国也无非漠然庸常度日的人，他生命中最缺少的东西是什么呢？很有意思，我想起甲壳虫乐队的一首歌：All You Need Is Love（你需要的就是爱）。这几乎适用于回答个人所面临的任何问题，因为“没有爱”（包括不被爱和不会爱）几乎是一切人类精神贫乏、痛苦的根源。我的男主人公在这样一个处境中：他失去了父亲，痛切地意识到他和姐妹之间也已经没有爱，他在故乡也找不到曾经爱过的那些东西，连他记忆中仿佛象征着“光明和温暖的中心”的老房子，也不过是现实中一个狭小、阴冷、散发着霉味儿的空屋。那么，除了爱，这个近乎绝望的人还能有什么别的出路？

爱与死亡，一为寂灭，一如重生。面对死亡时，人对爱的渴求往往也更强烈。杜拉斯说，爱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对于我的主人公来说，找回自己最熟悉、最热爱的东西，即便只保有一瞬间，其火花仍可照亮那颗消沉、孤独的心灵。对他来说，其意义无异于救赎。

创作就是这样，把所有这些碎片般的念头、印象、听闻以及作者为了让故事延伸而虚构的部分粘接起来，混合在一起，使其获得一个完整的面貌而最终成为小说。至于我开头提到的这过程中的种种细节，其间各种微小的取舍、处理、变形……这就是水面以下的冰山了。并非我不愿透露此中秘密，而是这中间有我自己也解释不清的某种小说自身的法则在起作用。而这个法则只能经由长年累月的阅读、写作练习来逐渐获悉。之后，它就变成了作者的一部分，变成一种类似本能和直觉的东西，在创作中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