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凡一平的写作有着强烈的个人标识性。首先是“出人意料”，他的小说很少与别人“相像”，总是从意想不到的点儿出发然后再次落入新的意想不到，而行至最后，你会发现它是那样地合情合理，他总能让这份“出人意料”回归至自洽的、有说服力的逻辑中；其次，是他特别的故事能力，他是一个讲故事的好手，即使一个貌似俗常的日常故事他也能讲得风生水起，波澜层叠，特别地吸引人。第三点，则是通俗性和现代性互为交融，他往往使用极具通俗性的语言和故事结构讲述一种富有深意的“现代故事”，晓畅的通俗在外而深邃的意蕴与追问在内，他，在雅俗之间搭建起个人的桥梁。

没错儿，《我们的师傅》又是一篇出人意料的故事，这里的师傅韦建邦不是钳工、焊工也不是木匠，他教给我们的并不是这类的技艺而是“偷盗”。他是一个在上岭一带有名的贼。我们和师傅之间的关系也建立在偷盗上，他竭尽全力地教授给我们这一技能却同样竭尽全力地要我们忘记他——我和我们也真的试图如此。没错儿，《我们的师傅》写下了我们的“羞耻”，曾经学会的偷盗技能就像烙在我们身上的“红字”，我们有意将这个过去埋藏在幽暗之中，并为此定下不相往来的规矩——就在传奇性层层推出，我们以为凡一平将书写一段信马由缰、开满着虚幻之花的传奇的时候，他的故事则又缓缓在回归到“现实”的场域里，那个有着现实中的“光头胖子”、大学教授与故事里的“我”完整地拼合成一个，他用特别的实将虚悄悄地掩藏起来，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这是真的”，是发生在他凡一平身边的真事儿，他就是那个“我”，因此上发生在我们的师傅韦建邦身上的那些故事便更令人唏嘘……

小说从师傅的去世开始，凡一平巧妙而自如地让师傅在故事的开始即呈“消失”的状态，讲述的权力全然地交给了“我”。这个关于师傅的故事，师傅并不发声，他必须依靠“我”来建筑他的面貌和表情——于是，“我”得以在现在和过往之间来回游走，选取最为恰当也最为有传奇和起伏感的碎片“拼贴”起这个师傅。这种讲述方式并不是凡一平的创造，但他却运用得精巧，并看不出机心，有了自己很不凡的赋予。

《我们的师傅》出人意料，这份出人意料也是多重的，它不只是单一向度：最初，我们在阅读中发现这个师傅是个贼，他教授我们行窃，并使我们逐步能够熟练地运用他所教授的盗窃技能——“事实上，师傅韦建邦就是把我们当作特殊的战士来培养和训练的”。接下来，另一份出人意料又来了，这个教我们行窃的师傅其实更多地培育了我们的精神，给予我们另外的一种教育，而这份培育则使“我”和那些伙伴们最终放弃偷盗，过上了另一种的人生。小说中说，“我”之所以成为作家部分地是拜这位师傅所赐，而韦卫鸾更是，蓝上杰、韦燎、覃红色亦是。“严格地说，我们拜他为师，是为了成为有本领的人，而不是为了做贼。后来我们果然都不再做贼，或者说我们除了贼的本领不再使用，师傅教给我们的其他本领，我们各有专长，都用到了极致。”

并不粗鄙的师傅韦建邦有着满肚子的故事和满身的本事，字写得好，画画更好。可他为什么要做贼，又为什么要教“我们”做贼的本领？这是另一份出人意料，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师傅并不是希望在“我们”的行窃中榨取，让他个人的财富获得怎样的增加，他教给“我们”行窃的本领应是出于不安，他似乎认为，行窃是让“我们”活下去的本领，假设“我们”也会遭遇到他一样的艰难。而一旦“我们”可能获得另外的活下去的本领，师傅也就断绝了与“我们”之间的一切联系，他做得决绝。师傅断绝与“我们”的关系、脱离师徒自是另一份的出人意料，就在阅读者们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师傅韦建邦教孩子们行窃的动机的时候。当然，他让“我们”去黄盖云老师那里偷唱片、当他看到我偷来了书却并没有责怪我而是说出“托尔斯泰，雨果，福楼拜，以后就是你老师”的时候也是出人意料的……一层层的出人意料不断地吸引着阅读，加上故事的精彩和它的某种传奇性，让我们这些阅读者沉入在他的叙述之中。

在表面之下，《我们的师傅》其实饱含着忧伤，它有着一股让人唏嘘的沉重。是年代，赋予了师傅韦建邦这份沉重，将他从可能的生活中用力拽出并重重地摔在尘埃，用力地夺走他所拥有的。他无从施展。他所有的携带（知识、艺术能力以及某些美德）都不能使他获得有尊严的生活——在许多的时候尊严对他来说是一个多么奢侈而锋利的词，他不得不蜕掉这层连接着血肉的壳而选择活下去，活下去其实也极为奢侈。

在表面的、貌似满足于传奇的叙述之下，在那种有着轻逸感的叙述之下，《我们的师傅》有着一层几乎透进骨髓中的冷，它形成涡流，让我们随之沉入其中。它，同样出人意料又让人叹服。

更让人叹服的是，《我们的师傅》并没有任何一种简单判断，它几乎不做判断，而是把判断的权力交于此刻阅读着的我们。它只在讲述一下故事，而故事背后则峰峦叠嶂，张力十足，微妙而宽泓。

行窃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种善行，即使在师傅韦建邦那里，他对于行窃的态度也是犹疑的，包含着“本领”和“羞愧”的双重，对于小说中的“我们”当然也是，否则“我们”也不会真的和师傅断绝了联系并拒绝承认与他的关联。然而《我们的师傅》不会止于对行窃的耻感与谴责，而是赋予它“另外”，让我们看到这一行为中的不得不和更多复杂，也让我们看到某个具体生命在特殊命运中的生存之艰——而这一部分，更是《我们的师傅》的潜台词，正是它让我们在评判韦建邦的偷盗行为和对“我们”的教授时变得困难，不再具有优势感。当然，它也不曾简单地判断师傅韦建邦是一个怎样的“义贼”赋予他某种道德上的优势，不，始终没有，韦建邦所携带的光来自于他的人性，尽管这种光也浸染进了行窃行为之中……在我看来，凡一平的《我们的师傅》也属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种“比它的创造者们更聪明”的现代小说，它指向时代（韦建邦的青年时代，“我们”的少年时代，“我们”的当下），指向命运，指向行为背后，甚至指向精神和精神的完成。它令人思忖和追问的地方太多太多。

凡一平塑造师傅韦建邦同时也塑造了有不同负载的“我们”，尽管貌似没那么用力。“我们”，韦卫鸾、蓝上杰、韦燎、覃红色和“我”，甚至可以加上樊光良，在师傅韦建邦的葬礼上的种种表演都别具意味，尤其联系到“我们”的旧过往，尤其，已成为官员的覃红色对师傅葬礼的缺席。有人说作家应当是人类的神经末梢，在阅读凡一平的《我们的师傅》的时候我时常感觉自己其实在触摸“末梢”，它连接着令人回味和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