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从恢复订阅《十月》杂志后，感觉一直很不错，我觉得没有辜负了自己微不足道的银子。我真的有一点窃喜。于是，我乐意把《十月》比作自己文学视野内的《南风窗》和“财新网”。我活动的半径太小了，是的，我需要它们，因为它们能提供我所需要的不断更新的知识和信息。

这一期的《十月》看点很多，我最感兴趣的，是吕梁文学季的三篇“专稿”，阿来、格非、贾樟柯“从自身的乡村经验出发，以富有独创性的理性思考，以面向当代世界的开阔视野，梳理乡村文明的特点、演化以及与城市文明的映照，并探讨传统乡村文明消失的影响、当下重建乡村伦理的可能”。

我想，编者在写卷首语中的这几句话时，大概一定是受了某篇博士论文的影响吧。话说得精致而漂亮，与我的读后感却有一点点的不一致。好的理论文字，大约都是含有呼吸和体温的。三篇专稿给我以震撼的，是这三位业已功成名就的名宿，对乡村还有那么浓烈又复杂的情绪；他们演讲实录般的文字中，你能感觉他们的心在跳跃，断句停顿处，迷离但真诚的眼神一定像洁白的云儿在天上飘。我想，这就是乡村给予他们纯洁的力量吧。

那么，这和同期所发鲍贝的小说《平伯母》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三篇专稿题为“从乡村出发的写作”，可谓连连抛砖引玉：阿来讲士绅传统，讲中国农民的“贫、弱、愚、私”，讲孤独卡夫卡之外我们广阔的现实经验，讲“万户萧疏鬼唱歌”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平伯母》明暗之间皆有涉及。格非讲“失重感”、“城乡互关”，小说《平伯母》亦有关联。贾樟柯讲“忠于自己的世界很重要”，平伯母虽不识得几个字，从三十岁开始，她的大半生都在“忠于自己的世界”；尽管她的“忠”隔着贾樟柯的“忠”有十万八千里，但是，你能说平伯母的“忠”，就不能和贾樟柯的“忠”相提并论吗？

所以，这一期杂志读得人津津有味，有一点像读乡土小说的教学示范书了。“理论家”摆了道场，抛砖引玉，小说家赤膊上阵，现身说法。更有我等，在此摩拳擦掌，写评论。

不过，我这次所得的“知识”和“信息”，最后一刻，全是化作了一味苦涩酸重的心情。硬仿了杂志如上卷首语的博士论文腔，我说小说《平伯母》是：鲍贝从自己的乡村记忆出发，以富有悲天悯人的感性笔触，穿越一个时代乡村的静默截面，在一个乡村女人与亲邻的争斗史的背后，向我们展露了这个女人仇恨满怀的大半生，她在探讨或追寻的是，罪与仇、恶与恨是如何交互搏斗，如何把一个乡村女人如此小世界的一生一次次摧毁而至坍塌的。

主席讲的“万户萧疏鬼唱歌”足够凛冽了，可就仍有人愿为之赴汤蹈火。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从教育价值的实现角度去看，理论的乌托邦，从来不及一句诗的呼喊，亦不及，一片小说对于暴力的消解的弥漫？在此意义上讲，鲍贝对于平伯母的态度，对于庆山伯父及其情人“花露水”的态度，对于平伯母的儿子天赐、儿媳林寒露的态度，真是值得人沉吟一番。

这些人，毫无疑问都是“贫、弱、愚、私”的典型代表，可鲍贝的笔触完全没有什么愤怒的味道，她那么平静的叙述，让我吃惊，那么多字下来，她好像丝毫都没有动过一次容。一切都不应该发生，但它就是发生了；一切似乎都有偶然中断的机缘，但它就是停不下来；它既然已经发生了，那么我就用笔把它记下来。是不是这样呢？在写下第一个字之前，也许她已经和平伯母周遭的一切可爱与不可爱的空气完全和解了。你们看吧，就这样，这个世界有过这么一个女人，她恨了大半辈子，最后死了，还能怎么样呢？如果没有这些文字，她可能就没有在这个世界存在过；可即便有这样的文字，你所认识或知道的存在就是她的存在吗？除她之外，这个世界不知还有多少被罪与仇、恶与恨折磨至死的女人呢。

小说的场内场外，如此“和解”的伦理问题特别的突兀、陡峭，人性之幽微，于此大有深意。耳边再次响起，“以直报怨”与“以德报怨”的理论家锋芒。

贾樟柯说，文学首先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事的一种表达。照此看来，对自己的故园往事心思缥缈的鲍贝，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和解”的纠结与纠缠。可念及自己的乡村记忆，读完小说，我却经不得自己一再地问、千万次地问：

你和解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