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出来有一阵子了，该回家了！在京的时间虽短，但我很高兴作为代表在国家博物馆迎接全国、全世界的观众，希望还有机会可以再来！”

“你回家了，我接替你的工作，在展厅的门口，继续带领观众领略多彩厚重的甘肃历史文明！”

这段来自陇东大地湾的可爱“少女”——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与来自河西火烧沟的酷“少年”——人形彩陶罐的对话，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王志强的文案。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3个月有余的“丝路孔道——甘肃文物菁华展”，将于8月18日落下帷幕。该展以时间为轴，以文化交流为线索，以考古发掘的甘肃各历史时期的516件（套）不同门类的重要文物为基础，勾勒出一幅历史悠久辉煌、文化异彩纷呈、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甘肃历史人文图景。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之冠”

古老绚丽的彩陶艺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地处黄河中上游的甘肃是世界上最早产生彩陶的地区之一，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彩陶之乡”。河陇大地上考古发现的彩陶文化遗址星罗棋布、灿若星辰，出土的彩陶数量巨大、器型丰富、纹饰精美、工艺精湛，极具艺术性。

此次展览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件“人形彩陶罐”：远看是一名双手插兜站立的男子，其体态、动作和神情刻画得栩栩如生；走近一看，人像短发、高鼻深目、双耳开孔、表情生动，其身着短上衣，颈部至胸前的网格纹就像是戴有精美的项饰，下身着网格长裤裙，双手插在裤兜里，硕大的双脚上穿着肥大的高腰靴子，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现场专家介绍说，这件文物是1988年从玉门火烧沟遗址征集而来。“陶男子”的装束或许代表了公元前2000年—前1600年四坝文化时期河西走廊的流行风尚；陶罐人体中空，可以盛水，插入裤兜的双臂形成陶罐的双耳，设计大胆，制作精巧。

在这名“陶男子”的不远处，有一件人头形器口彩陶瓶。陶瓶表面无纹饰，器口为陶塑人头，额头上部有堆起的横置泥条，以示额上有一排短发；眼睛为雕空的小圆孔，但在眼圆孔外堆塑一圈凸起的泥条，使眼睛突出；鼻子呈微翘的三角体；嘴微张状，似在言说；两耳各有垂系饰物的耳孔。人头像五官整齐、面庞秀丽，器身造型典雅，与人物形象浑然一体。

千里走廊的多元民族文化

黄河兰州段以西有一条绵延1000多公里的天然狭长地带，是中原腹地通往西域、中亚的重要通道，世称“河西走廊”。在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之前，河西走廊一直是中原王朝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

汉武帝时期河西归汉后，汉廷先后设四郡，开启了对河西走廊的开发与经营。在移民屯垦戍边的举措下，河西地区农业得到较大发展，逐渐形成“农牧并序”的发展格局。隋唐时期，河西走廊经历了第二次发展高潮，成为当时的富庶繁盛之区，出现“闾阎相望，桑麻翳野”的盛景。此次展览，用文物的形式再现了河西走廊的历史风貌。

轺车是汉代常见的一种乘用车，多用于官吏出行和王命宣达。常见的木轺车多为单马驾辕，系官吏乘用车架。出土于武威磨咀子汉墓的彩绘木轺车主要由车舆、伞盖、御奴和辕马等组成，是迄今为止全国发现的最大一套轺车，规格接近真实车辆，造型古拙浑厚，局部刻画精细，并施红、白、黑3种色彩，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

六博是古代的一种智力博弈游戏，一般由两人或4人对弈。考古资料显示，春秋时期六博已经流行于世，至汉代最为盛行，唐宋以后逐渐衰微。出土于平凉市灵台县傅家沟的六博戏青铜俑，四俑出土时相向跪坐，中间放置长方形牙质棋子，表现的是游戏六博的场景。

此次展览还展出了一件随葬的木斗帐模型，其上部覆斗形意在表现穹庐顶，并开有正方形天窗，形象地反映了汉代河西走廊居民的居住方式。木斗帐其实接近于游牧民族的穹庐式毡帐，出现在汉族墓室内，展现出汉代河西走廊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出土于高台县骆驼城苦水口魏晋壁画墓群的彩绘帐居图壁画砖，用墨线勾勒出穹庐的结构，再用红彩涂饰，以示用布或丝织物做成的帐围。帐内绘有一男子和一仆人，男子头戴巾帻、身着皂袍盘坐于榻上，正欲接过仆人手中盘里的食物，展现了墓主人生前帐居的情景。有趣的是，墓主人为汉人装束，却稳坐在少数民族风情的毡帐内用餐，由此可见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之深。

丝路交响，文明共生

张骞“凿空”西域，开创了联通东方与西方、农耕与游牧等不同文明的丝绸之路。这是一条以古都长安为起点，沿河西走廊，经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南亚等地，最终抵达北非和欧洲的古代陆路商业通道。

丝绸之路由东向西横贯甘肃全境，绵延3000余里。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奇异多彩的东西方珍宝在这里交流互通，农耕与游牧文明从碰撞到交流互鉴，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从陌生到熟悉，演绎着一曲曲波澜壮阔、引人入胜的华彩乐章；在漫长的时代里，东西方物质文化共融共生，所形成的多元文明成果又传至中原大地，汇入中华文明的海洋。

展厅内占地最大的一组展品是12套铜车马出行仪仗俑。据了解，当时在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仪仗阵列由38匹铜马、1头铜牛、14辆铜车、17位手持矛戟的武士俑和28个奴婢俑等组成，是迄今考古发现数量最多、阵容与气势最壮观的东汉车马仪仗铜俑。铜车马铸造精湛，体现了汉代铜雕艺术的杰出成就。

根据铜马、铜俑胸前所刻铭文“守张掖长张君”“冀张君小车马御奴一人”等可知，雷台汉墓的主人是一位张姓将军，曾任张掖长，后又兼武威郡左骑千人官等。这组铜车马出行仪仗队，彰显了汉廷在河西走廊的统治力，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