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孙春平的小说创作，借用一句广告词，就是“全包圆”。这里有两个层面，其一，从体式上讲，从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到小小说，孙春平通吃，而且都有相当的斩获。其二，就题材而言，乡村、部队、工厂、机关、学校、公安，他全面覆盖，视野开阔，思维活络，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统摄力。如果说，前者显现出孙春平在小说艺术上不倦地探索求新，后者则证明他阅历丰富，在生活中处处做有心人，还几次深入基层去挂职体验生活。摆在读者面前的这篇《筷子扎根》，就是他对知青文学的新开拓，勾画出乡村大地的新风景。

轰轰烈烈的知青下乡运动，是一代人心中永远的铭刻，是20世纪风云中国的特殊记忆。知青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板块，参与了新时期之初文坛的狂飙突进，也确实凸显出时代的风骨。时至今日，知青文学风光不再，但关于这难忘往事的文学书写却时有所见。孙春平的《筷子扎根》在表现知青生活时独辟蹊径，写出一个依靠自身的机灵和智慧，从当年落脚乡村到后来叱咤商海的知青张海俊的人生轨迹。性格就是命运，张海俊的生活轨迹，有起有落，充满了悲喜剧色彩，而决定他命运的，是他的性格，学习和进取，让他注定与众不同。

在《筷子扎根》中，张海俊的第一个偶像是李向阳。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一代，李向阳的故事深入人心，得益于电影《平原游击队》的反复上演，也得益于那个时代少年人从电影和时代中熏陶出来的战争情怀——战争硝烟已经散尽，但英雄崇拜有增无减，虚幻而又切近的随时准备上战场的心态，激荡着每个少年人的心，“我是李向阳，从来不投降”的儿歌，不知其出处在哪里，显然不是官方媒体所为，因为其诙谐顽皮，适合孩子们的心性，却大面积流传。张海俊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把这种英雄崇拜化作了自己的行为实践，无论是指挥知青们巧妙地从车站对逃票人的“围剿”中逃脱，还是他一个人勇挑重担，自告奋勇地去看管村西的玉米地，在那块最不容易看护的玉米地上创造了损失最小的奇迹。真是兵不厌诈，张海俊迭出奇招，既有虚张声势，又有巧设埋伏，他读过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三十六计》，让他深谙“兵者，诡道也”。一个毛头小伙子，爱读兵书，可见他对战争的迷恋之深；用在护秋上，令人感叹是大材小用，太委屈他了。

不过，这样的张海俊，还是过于生猛了一些，很快他就被邻村的姑娘袁玲擒获，被逼成婚。我也做过知青，深知知青与农村姑娘结婚的利害。虽然说，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口号喊得山呼海啸，但每个知青都在指望有机会返回城市，一旦像张海俊这样，和农村姑娘结了婚，就确实是扎根了，如作品的标题《筷子扎根》所示。在数千万知青这样的大基数之下，因为和农村姑娘结婚而注定了终身难以走高的是其大多数。更何况，张海俊还是处于没有任何退路下的低头妥协，使他处于非常低迷的状态。为了这桩婚姻，张海俊向父母亲隐瞒了许多年，甚至谎称自己已经招工到了保密的矿山，许多年间都以各种理由拒绝回城探望父母，其心灵伤痛之深，可想而知。这样的关节点，在作品中铺叙开来，沉甸甸地压在张海俊的心头，也让读者为之心疼。

张海俊虽然走错了一步棋，但是他的能力和智慧仍然让他不同凡响。他得风气之先，开始利用铁路职工家属的便利，进行小不溜儿的货物贩运，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虽然说，后来的张海俊仍然多有波折，甚至还因为经销的假酒出了人命而坐牢，但在监狱中，他照样玩得转，成为给狱方经商创收的一方诸侯。

这样的简述，把作品的脉络理了一遍，相应的问题就浮出水面，为什么会将作品命名为《筷子扎根》？所谓筷子扎根，夸奖的是土地肥美，化生万物，作品所用大量笔墨写出的，却是张海俊顽强的生存能力和过人智慧啊。他担任生产队副队长出马第一枪，就是利用废弃砖窑的空场地搭温室种韭菜，变废为宝，既赶上了过春节把应时的韭菜送进城，又争取到公社的资金支持，兼得天时地利人和，令人叹服。照理说，张海俊这样的机智灵活，是插到哪里都能存活吧。

这就是作家的机心所在。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孙春平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写出来的东西，静水深流，却又暗藏玄机。能够写笨人的作家一定是机灵人，能够写聪明人的作家一定是智者。回过头来再读作品，张海俊的机灵都是摆在明面上的，他在社会生活中人争一口气的精神也可圈可点，但是，他在乡村，连略施小计的袁玲和她的家人都斗不过，又谈何有大的智慧呢？还是生产队长大魔看事情看得透彻，他一锤定音地将张海俊留在磨盘湾，避免了到邻村的袁家做上门女婿的尴尬困窘。张海俊也曾经在分派护秋任务时自以为聪明过人，与大魔比试过一个回合，还自以为占了上风，但是，在后来的情节展开中，精明干练的大魔对张海俊的庇护和指点，才是张海俊得以走出人生低谷，进行新的追寻的重要节点。大魔不但看穿了袁玲打上门来以既成事实逼迫张海俊答应成亲的小把戏，他在新婚之夜对张海俊的教训也言简意赅，击中命门。后来，上级要求生产队要对张海俊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在村子里批斗。我们还记得《平凡的世界》第一卷中，孙少平的姐夫王满银就是因为流窜在外卖老鼠药，被冠以“投机倒把”，在水利工地上强制进行劳动改造，而且更恶劣的是，不但王满银要接受“示众”的耻辱，还殃及家人，每个被强制劳动的人身边，还要安排一位亲属一起干活。王满银的老丈人孙玉厚就遭受这样的羞辱。好在张海俊所在的村子，队长大魔眼力甚强，他没有将张海俊“批倒批臭”，还变着法子让张海俊当上分管副业创收的生产队副队长，把为个人改善经济状况上升到为全队的农民谋福利。大魔所言，掷地有声，“这年月，这不行那不行的事多了，干熬着受穷就行啦？你小子也不用怕这怕那的，遇事，不是还有我挡在前面吗？真要出了事，不过坐大牢，挨枪子儿，都由我一个人担着。”有这样的高人站在身后，张海俊才会做事情做得有底气，有胸襟。在张海俊人生的几个关键时刻，结婚成家，为村民创收，办社队企业等，都是得到大魔的指教和支持，才能够放开手脚，施展才能。大魔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知人善用，底蕴深厚，这才是筷子扎根的前提所在。

由此入手，我们会发现，在几乎是平铺直叙地讲述张海俊的大半生故事的同时，作家还别有心计，苦心经营；虽然是煞费苦心，却不显山不露水。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巧构”。能人后面有能人，情节后面藏情节。能人背后有能人是说，不但队长大魔是能人，为了嫁给张海俊而敢于铤而走险放手一搏的袁玲也不可小觑，一个农村姑娘走出这一步险棋，不惜身败名裂，是需要绝大的胆识和勇气的。情节后面藏情节是说，许多地方，看似平淡无奇，但作品的内在节律都是互相呼应相互贯通的。袁玲逼婚是有孕在身，“背水一战”，后来才揭示这是“李代桃僵”，“渔翁得利”，让读者对袁玲刮目相看。公社的砖窑，第一次出现在作品中的时候，只是说到烧砖的人们偷村子里的玉米吃，我们不知道它后来还会不断地现身参与作品情节的发展，包括张海俊为什么不再到砖窑上烤玉米吃，包括它被巧妙利用改建为种韭菜的温室。这属不属于“伏线千里”？作品中写到张海俊要和袁玲结婚，得罪了全村的女知青，在这里讲出张海俊不但非常聪明，在校学习成绩不错，而且仪表堂堂，非常帅气。粗粗地读，也就一带而过，但是后面又讲到“我”和张海俊的妹妹海波谈朋友，被她的美丽所吸引，于此处特意去介绍他们当过列车长的母亲就是个大美人，兄妹二人都得到母亲的真传，对前面的情节做了补充，可谓是“背后傅粉”。

由此看来，《筷子扎根》就是具有双重蕴含的作品。它写了一个个性鲜明才智过人的知青张海俊，写了乡村智慧孕育出来的大魔，写他们两人的相得益彰，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东北乡村中几十年的风云变幻，气象万千。也可以说，张海俊的人生道路，和共和国的命运纠结在一起，从“文革”年代一路走过来，走入市场化时代，个人命运的浮沉，和民族复兴的道路重合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张海俊的积极参与感和进取心，这在近年的小人物叙事中是不多见的。大时代的变迁，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造成很大的改变，但置身于一个充满各种矛盾和不确定性的社会中，也会造成普遍的焦虑和担忧，径直变为任由时代之手拨弄的卑微弱者。这种无力感影响到文坛，在底层写作和苦难叙事中，人们的无奈和无助在同情的目光下被凸显出来，赢得各种同情。但是，弱者的责任呢？个人对历史的回应呢？西谚说，人必自助，然后上帝助之。即便是弱者，也要努力自助和自救，即便是像张海俊这样，沦落乡村而且还陷身于婚姻的陷阱，他最终能够走出困境，首先是将个人的委屈和伤痛置之心底，仍然顽强地与命运抗争。他的诸多举止，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宏伟蓝图，有的是为了自救图存，有的是为了知恩图报，但在他和他身后的村民的积极参与下，他们改变了乡村面貌，更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这才是作品最为深刻的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