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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语言学转向对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研究均有重大影响。对文学研究而言，从语言学角度来探讨相关问题，已经成为重要的理论生长点。南京大学赵奎英教授的新书《语言、空间与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版），就是文学和艺术理论领域探讨语言、空间与艺术关系的一部力作。

该书首先辨析“语言学转向”与当代诗学文化理论建构的关系，继而上溯中国传统，探究语言哲学基础与诗学、文化的生成；然后由古及外，分析语言观念的变革与西方哲学文化的空间化转向；最后从语言与空间、语言与符号来探讨中国古代艺术精神与当代艺术理论研究。整部书结构谨严，从语言学角度，对文学、哲学、艺术等多个学科的基本和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在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视野下，旧问题得到新阐发，不少论述令人一新耳目。

在“语言学转向”与当代诗学文化理论建构部分，作者抓住语言学转向的两个变革—— 从自然语言观到符号任意性的转移，从逻辑语言观到审美语言观的变换，指出前者导致诗学 与语言学的结合，后者则导致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的相互渗透，文艺学研究的“向内转”和“向外拓”就与这两个变革直接相关。从当代上溯语言哲学基础与传统诗学、文化的生成，作者对比了中国的“名”言观和西方的“逻各斯”语言观，认为是它们决定了中西传统诗学的总体格局。概括来说，中国“名”言观具有推重文字、尊崇名分、渴慕道本等特点，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形成了以“ 有象的道 ”为标示的实践论取向的大诗学。

语言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语言观念的变革也会对思维方式、时空观念产生直接影响。西方哲学文化的空间化转向，正是伴随语言观念的诗化、审美化转向而出现，是“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语言观的结果。西方当代哲学文化的空间化转向，又和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有相通之处。中国本身具有的空间方位情结，直接影响到传 统艺术的精神与结构，从而具有一种空间化与诗化的特质。但中国学界长时间流行的中国古代“重时间轻空间”、中国艺术的象征是时间的“线性过程”的说法，遮蔽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空间化精神与结构。该著作通过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语言观念、语言结构和宇宙思维模式进行考察指出，中国古代非凡不曾轻视过空间，相反还存在着一种“空间方位情结”，这种“空间方位情结”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和结构都起到一种深层的模塑作用，使得中国传统艺术，包括叙事艺术、诗歌艺术和绘画艺术都具有一种空间化与诗化的特质。不得不说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结构与精神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最后语言、符号与当代艺术理论研究部分，作者从海德格尔现象学存在论语言观和符号观入手，主要探讨了海德格尔技术与艺术之思、艺术对物的拯救观、海德格尔与夏皮罗之争等问题。作者以海德格尔研究作为全书的收结，这种安排本身也是有意味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这里之所以选择海德格尔，不仅因为他的艺术哲学、艺术理论与他的语言观、符号观是一体相关的，“而且还因为他的现象学存在论语言观、符号观是一种生态语言观、符号观，他的艺术哲学、艺术理论因此也具有一种深刻的生态文化意蕴，有助于我们在生态文明时代从语言哲学、符号学角度建构一种既能切中艺术本身又具有生态人文精神的当代艺术理论。”但建立这种艺术理论，不能只到海德格尔那儿寻求启发，其实，中国道家语言哲学就包含着最彻底的生态精神，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也是受到道家影响的。因此《语言、空间与艺术》一著还专门探讨了道家语言哲学的生态诗学文化内涵。 整体来看，这部著作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

一是跨越界限，提出新见。该书属于语言学、语言哲学与诗学、美学的交叉研究，打破了学科的界限，视阈更加开阔。在一些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上，广征博引，推陈出新。像指出“意境”就是“道境”，由海德格尔看艺术对物的拯救等，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和学术发展都有切实的推进。

二是脉络融通，由博返约。该书的五个部分既相互独立，自成一体，又彼此映照，相互勾连，构成有机的整体。就写作来看，研究的问题重大，论述却缜密谨细，有从容之态，复杂的理论问题得以如剥洋葱一般，层层剖开，按照逻辑关系由内而外逐一展现，清晰条理，平实而富有理趣。

这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与写作方式，如果不具备开阔的学术视野，多年积累的深厚学养，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大概是很难做到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0年，学术也在经历了起起伏伏之后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上个世纪80年代那种各种新思潮新方法在中国跑马圈地的情况已不复存在。立足本国学术传统，兼具国际视野，以开放的胸襟和雍容的气度，兼收并蓄，跨越学科界限， 融通古今中西，已经成为学术必然的发展趋势。赵奎英教授的著作《语言、空 间和艺术》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