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杨 遥

活着之上

——关于《鲽鱼尾》的创作谈

在北京，听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师做讲座。他让大家思考：为什么那么多青年愿意每天花费三四个小时在北京地铁上，起早贪黑上下班？为什么条件这么艰苦，每年还有这么多青年拥到北京？我想这么多青年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怀揣梦想，希望通过拼搏更好地实现人生的价值。否则，凭他们的学历、才智、毅力，完全可以在各自的家乡生活得更轻松惬意，他们愿意在北京辛苦地打拼，是有一个活着之上的目标。

由此，我想到十年前的一位朋友，他是个诗人，原来在县城的企业工作，后来单位破落，被借调到市里某单位写材料。没有一分钱补助，住在文印室，连被褥都没有，吃饭没钱，没有换洗的衣服，生活的那个艰难劲儿，不仅在机关，社会上也很少见。就像《鲽鱼尾》中描写的一些细节，为了吃饭省点儿钱，不惜让单位开证明证明自己是通讯员；陪客人吃自助餐，一次吃了十颗鸡蛋；衣服从来就是那么一身，根本没有换洗的，偶尔买件新衣服，挑最便宜的，还要砍价。当时我无数次想，他为啥不换个地方，先挣点儿钱，把日子过好？

我觉得当时自己的想法有些世俗，或者太理想化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毕竟只有李白能做出来。对于常人，“破帽遮颜过闹市”才是常态。但身居陋室，坠不坠青云之志，才能见出高下。那个舞台，对于这位朋友来说可能就是最好的舞台，他不但坚持，还乐于坚持。比如，穷得几乎没有一分钱的境况下，居然还有心思追求女孩，还要坚持写诗，因为他看到了未来，除了活着，还追求活着之上的目标。

读过许多文学作品，那些在特殊境遇之下不屈服，显示出生命韧性和硬度的人物往往容易打动我，因为他们落魄的另一面是高贵。我便开始写燕非。

写下燕非的同时，觉得必须还要让另一个人物出现，那就是江渔。写江渔不是为了与燕非对比，是想写出一个失意人的爱，因为失意者的爱，是考验人的一块试金石。江渔就是这样的人。在写材料的路上，江渔是一个失败者；在仕途的谋求上，江渔也是一个失败者，但她失败有怨而不憎，尤其是不冷漠，对生活对人依然保持爱。老K办公室退下来快死的花，她精心培养，让它们重新焕发生机，娇媚可人。她有种小小的心思，老K养不活的花她能养活，把花养得比老k更好。对刚到单位的落魄者燕非，江渔在工作上、生活上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他。她虽然不喜欢写材料，长期熬夜加班写材料身体已被摧残，但依旧尽力去帮助她后尘的燕非。

付出“爱”，是否投桃就能收到李，不好说。面对别人的“爱”，是否必须照单全收，尤其深处困境中，也不好说。

江渔在帮助燕非的过程中，渐渐对他有了朦胧的好感，这种好感，发乎情，止乎礼，她请燕非去自己最喜欢的饭店吃鲽鱼尾，等于把自己最隐秘的喜好与对方分享。燕非事实也罢，谎言也罢，迟迟未来。江渔心脏病复发病故，燕非为她写下令人落泪的悼词，这是对知音的回报，也是对自己行为的忏悔。燕飞人生的转折由此开始。某种意义上，是江渔的死成全了燕非，但燕非假如没有出众的才华，没有对江渔的复杂的情感，没有对写材料这种工作辛苦的感同身受，恐怕不会写出自己的“成名作”。

在小说结尾，燕非和女朋友在江渔请他去的那个饭店吃鲽鱼尾，是怀念令他尊敬的年长的朋友，还是感谢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后遗赠他的厚礼，或是庆祝新生活？请读者猜。

 

陈集益

有上升，就有下沉

——关于《鲽鱼尾》的编者小记

杨遥是我的鲁院高研班同学，是我见过的最勤奋的作家之一。一是他的创作量极大，他写一年我得写五年。二是他从事的工作要占去大量时间，文学创作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其实，我与杨遥成为同学以前就认识，很多年前他从事的是基层政府文秘之类的工作，直到今天他换了多个单位，好像还常常加班“写材料”。我本人在工作中，最害怕遇到的事情，一是开会要发言，二是“写材料”；如果非迫不得已，我会尽量逃避这两项艰巨的任务。

我不知道杨遥对他从事过的文秘工作所持的态度。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肯定遇到过形形色色的“写材料”的人。他们当中有的是可爱的，有的是高尚的，有的是可怜的，有的是可憎的。总之，每个单位都缺不了这类“写材料”的人，他们一方面在工作上显得举足轻重，另一方面在仕途上显得地位卑微。关于这些官场小人物的境遇，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中已被反复书写，印象深刻的有果戈里、契科夫、左琴科和卡夫卡笔下的小官员、小职员形象。在我国，以刻画这类小人物为能事的小说也非常多，尤其“新写实”逐渐成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主流样式之后。

杨遥的《鲽鱼尾》写的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单位中，新来了一个“写材料”的年轻人（燕非），他出身卑微勤奋好学顺服听话，当然也有真才实学，最终通过种种努力在该单位站稳了脚跟；然而燕非上升之时，同一科室另一位“写材料”的同事（中年女性江渔）却在失意、苦恼与疾病中下沉了。小说在两条线索的反复扭绞中，写出了小职员的生存痛苦与命运感。阅读该小说第一感受，就是它的故事素材并不新鲜，仿佛作者是把许多年前或者前辈作家写过的故事重新讲了一遍。但是，正是这种似曾相识的错觉，这种官场小人物的悲苦人生多少年来未曾改变，增强了小说的穿透感，冲击着我们日趋麻木的神经：啊，这世上的阿卡基•阿卡基维奇们多少年了还这么活着，如此挣扎着啊！

当然，以上概括是片面的，是为了概括而概括。实际阅读过程中，其细密的文字传输给我的感受要芜杂、混沌得多。杨遥是“留白大师”卡佛的痴迷者，前文中每一句话可能在后文中都有所呼应或故意留白。最难以言说的部分来自江渔的痛苦，它主要源于对目下生活的倦怠和对未来生活的期许。她渴望得到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包括对燕非的感情。只是她的付出没有得到回报。在她死后，“写追悼词的任务落在燕非头上……开追悼会的那天，领导一念燕非写的悼词，大家都落泪了。”而后，燕非又为江渔写就二百行的长诗公开发表，一举成名得到了领导的器重，步步高升。这个略显荒诞的结尾，使原本规矩的小说突然跃起，“刺”了一下。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对江渔、燕非做出对与错、该与不该的道德评判，有的是苦笑之后的心酸、体恤。因为他们都仅仅为了活得更好一点而已。就像鲽鱼尾，并不是多么名贵的菜，但是在特殊境遇中并不是想吃就能吃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