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贺享雍《土地之痒》作为《乡村志》的首卷，从农村土地政策变迁与影响的角度切入，运用独特的方言和语言技巧塑造了个性鲜明的农民形象，描绘出生动的乡村生活场景，同时揭露了土地政策在实行中给农民带来的困扰以及对乡村伦理的破坏，表现了作家深切关怀情感的同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贺享雍；土地；乡土文学；农民形象；乡村伦理

自“五四”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乡土题材一直是作家关注的重要题材之一，不同时期作家笔下的乡村呈现不同的面貌、倾注了不同的思想感情，鲁迅等人笔下的乡土小说更多带有知识分子启蒙的意味，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更多是对乡村的温情回望。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创作中，乡土小说带有更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其中相对来说赵树理、柳青等人的创作中更多流露出作家的民间立场，他们作品中对农民的关心、对农村生活的热爱、民间语言的灵活运用以及对农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揭露，提高了小说的可读性和阐释的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乡土小说的写作面临新的变化，尤其是土地政策的变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给乡土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材料。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有关农民工进城、农村留守老人与儿童、农村医疗等问题进入作家视野，如贾平凹的《高兴》《带灯》《极花》、赵德发的《君子梦》、梁鸿的“梁庄书写”、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等，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当下农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境。除此之外，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也逐渐出现在作家笔下，有的是从生态批评的角度介入，有的则是反思土地政策、土地制度等对生活在土地之上农民的人性的破坏等。对农民与土地关系变化的描写需要作家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才能够将不同时期农民内心的波动变化真实、鲜活地再现出来。

在不同土地政策实施期间，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也随着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生活在土地之上的农民的心理活动随之波动，如何捕捉当代农民对待土地的心理和情感是当下作家面临的挑战之一。四川作家贺享雍在《乡村志》系列小说的第一卷《土地之痒》中，很好地再现了从土改以来土地政策的变迁以及市场经济冲击给农民带来的心理波动。可贵的是，作家没有止步于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外在描写上，更多关注到了农民复杂的心理情感变化，以及当下农民内心对土地归属的真实疑问。小说真实再现了农村生活的细节与变迁，给有农村生活经历的读者唤起过往记忆的契机，给没有农村生活经验的读者带来另一种真实生活场景的体验。小说的真实性与鲜活性主要体现在方言俚语的活用、生动的民间习俗与文化、各色农民形象的个性化展现，土地政策变迁下乡村伦理遭受的挑战，同时作家借鉴了古典小说叙述传统的手法，增强小说的可读性便于读者理解把握作品。这是一部对农村内部生活场景、农村风土人情、农民心理情感变迁进行精细描绘的当代乡土中国“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心灵史。

一 鲜活真实的乡村生活

（一）民间语言的活用

与《乡村志》系列小说其他卷相比，《土地之痒》的方言运用更多，作家在谈及语言时曾说过“我想用我熟悉的语言，来描述中国农村这几十年来经历的变化”①。小说开篇就营造了一种浓厚的川东地区农村的生活氛围，描写了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尾声，因听到要将土地“包产到户”消息而内心激动的贺世龙早早起床，第一段描写中“摸摸索索”“困得正香”等词语以及贺世龙妻子李春英被吵醒后的第一句话“才擦粉粉儿亮，起来做啥子？”等语言词汇，将小说的语言基调定住，浓郁的四川方言气息扑面而来，故事发生的地点与地域性特征在几句话之中就清楚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之后的叙述中，浓郁的四川地方特色贯穿故事始终，隔着文本仿佛听到了川音，这种语言魅力得益于作家长期生活在农村的经验与较高的语言驾驭能力。不止于此，“贺享雍小说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人物性格与其个性化语言的统一，以至浑一。什么人说什么话。川东方言俗语运用得纯熟自如，绵柔且有劲道”②。

小说中最能体现人物真实鲜活个性的当属日常交流中的口语，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贺世龙是一个勤劳忠厚、重视亲情的庄家汉，做事干脆果断，说话也往往不拖泥带水，在给家人布置尤其是给自己儿子布置农活干的时候，语气果断不容反驳“快点去给老子捡回来，不然老子打断你的脚杆骨！”“吃了饭跟老子一起翻地！”和妻子说话也往往带有不可商量的意味：“我是说，你有了空，看哪些田坎地边，坡坡坪坪有草，都给我连皮铲了，堆到那里。等我和兴成有空了，把它挑回来沤肥！”如果说面对妻子和儿子贺世龙树立的是丈夫和父亲的权威形象，在面对女儿兴琼时，这位严格的父亲就难以抑制内心慈父的一面，除了将自己碗里的米留给女儿吃，给女儿布置农活时语气似乎也和缓了一些：“中午放学回来，把牛儿牵出去喝水哟！”小说中面对妻子儿子的贺世龙尽管心里对他们很关心，但往往羞于说出口，可是在面对女儿时抑不住的感情流露展现了他更温情的一面。和果断干脆的贺世龙不同，老二贺世凤因常年生病干不了重活，内心有些许自卑，说话也不像大哥贺世龙那样坚定，因为有哮喘病说话也是断断续续的，如贺世凤在小说中的初次亮相与贺世龙谈土地的事：“我晓得要深翻，可你看我这个损……损坛子破缸子的样子，我……我正愁今后的庄……庄稼，怎么种得出来呢？”作家从文本上人为地用省略号将一句完整的话分成几段，直观地表现了贺世凤因严重的哮喘病呼吸不畅的感觉。同时借世凤之口说出农民面对新政策时内心的犹豫与不确定。面对新的土地政策刚刚颁布，政策是否会变农民内心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与大哥凭着对土地的热爱付出全力去耕种不同，贺世凤首先面临着包产到户后土地耕种的最大问题——劳力不足，农业合作化期间考虑到世凤身体不好，队里给他安排的是比较轻松的活，这时期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对于世凤来说农业合作化弥补了他家庭劳力不足的缺陷。然而当新的土地政策即包产到户即将实行的时候，世凤家劳动力不足的情况将直接影响他之后的生活，会拉大他与别人在收入上的差距，对世凤来说包产到户弊大于利，故而他既担心会变化又不是很愿意接受包产到户的政策。作者通过世凤出场和世龙简短的对话就将一个体弱多病、没有太大主见、爱计较猜疑的农民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其次是小说的叙述语言，相较于《乡村志》系列中的其他小说，《土地之痒》中的叙述语言也使用了大量的方言，尤其是在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时候。如对贺世龙父亲贺茂前拒绝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心理描写：“他再一想，现实而今眼目下，他贺茂前一家也没有非到求人不可的地步。几年前分给他的那几亩地，经过大翻身、垫土，施底肥，早已不是原来瘦壳壳地了。再说劳动力，南瓜现在已成为半大男子汉，过不两年，就是一个使牛动耙、挑抬不论的好把式了……”小说在这里对贺茂前不加入合作社详尽的心理描写，强调了贺茂前坚毅不屈的性格和善于计划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为下文紧接着描写他为了三个儿子的前途放弃了坚持单干的行为形成巨大的反差效果，这样一个热爱土地、勤劳善良、坚忍不拔而且具有足够实力单干的农民交出了自己的土地是为了更重要的家人，使得这个人物更加真实、富有生命力，将一个坚忍仁爱的父亲形象刻画出来。作家不仅是在描写人与人之间温情的一面时借用方言语汇，在出现矛盾纠纷时也借助方言描摹人物的动作，如兴成不满父亲的说教时的一段描写：“兴成没等贺世龙话完，拈了几块泡萝卜在碗里，端着到外面阶沿上吃去了。这儿李春英见了，用胳膊拐了贺世龙一下……”因为对父亲的指责不满，儿子既不敢和父亲正面冲突同时又不愿和父亲同桌吃饭的细节描写，使得小说描写的日常生活场景更加真实化，而李春英面对父子矛盾的处理方式是“拐”了一下丈夫，一下将一个农村母亲对儿子的疼爱和对丈夫的顺从姿态展现出来。通过短短的几句话能够将人物的形象、动作和性格特征刻画出来，作家除了要对农村生活和农民习性足够熟悉，还要有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而民间方言词汇的适当选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小说语言的表现力。

《乡村志》系列小说在方言运用上最突出的是对民间俚语、俗语和歇后语的大量使用，在《土地之痒》中最为明显，以第一章为例，在近2万字的内容中，俚语、歇后语的使用共计有24处之多，第二章也有18处。这些俚语和歇后语除了日常生活较为普遍常见的，还有很多带有四川地区特色的俚语。如“矮子过河——安（淹）了心”“月亮坝坝里耍刀——明砍”“夜蚊子滚岩——莫得响动”“顶起碓窝耍狮子——费力不讨好”“铺盖窝窝里眨眼睛——自己哄自己”“哑巴见到妈——莫得话说”“胡豆点在寒露口，一升打一斗”“有事问大哥，有风吹大坡”“打破篱笆让狗钻”“脑壳打烂了，都镶得起”等，这些俚语的加入让人物将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得更加准确生动，也让小说读起来更加具有趣味。尽管小说中大量运用方言俚语，但是作家在设计不同人物对话的时候，注意到人物身份、性格的差别。同样生活在农村，贺世海因受过教育同时兼任村里的干部，言语中方言的因素相较贺世龙等人来说较少一些，他的妻子周萍作为小学老师，对普通话的熟悉程度要高于村里其他人，在她的口语设计中偏僻的方言很少见到，如小说第二章写三家合伙种地一事，因李春英感到自家吃亏不愿去干活贺世龙对周萍称她病了才不来时，周萍对其中缘由不知而问到“那是怎么的了？”和其他人物的语言形成对比，再如她得知其中蹊跷去看望李春英时的一段话：“哎呀，大嫂，也不知道你身子不好，没有拿什么东西来看你，实在不好意思！听说病了的人多吃水果有好处，所以把别人送的两个橙子给拿来了！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大嫂就千万不要见外了！”在这一段话中没有出现明显的方言色彩，既表现了周萍较强的言语表达能力和思维的逻辑性，也符合她的人物身份，作为教师周萍接触到新事物的机会更多，而在这部小说中出现水果的机会并不多，这是第一次写到拿水果看病人一事。同时，通过细读更可以发现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准确把握和独到的眼光，在周萍去看李春英之前提到橙子的来历和数量——学生家长送的四个橙子，周萍吃了两个之后剩下的两个被“借花献佛”送给了李春英，在上述对话中可以看到周萍说的是两个橙子，更加能够突显自己对大嫂的关心和尊重。这些细节的展现和用词的斟酌背后是作家多年农村生活经验的提炼，只有足够了解农村和农民才会将其中种种细微的变化表达出来，仅从语言上看也给了读者反复思考、仔细咂摸的空间和余味。

在某种程度上，作家对方言的选用营造了真实的乡村生活氛围，有利于塑造真实、立体的人物形象。但同样过多或者过于偏僻的方言词汇也会带来一定的阅读障碍，小说中多次使用的“醒豁”“抹脱”“肚家坝”“耳朵又打牛蚊子”等给非川籍的读者多多少少带来理解上的困难，需要读者结合语境和上下文仔细考虑这些词语表达的准确意思，这种情况在《土地之痒》之后的小说中得到了很大改观，由此可见作家对自己的创作是不断思考的。

（二）民间风景风俗画再现

除了地方方言的运用增强了小说的地域性和真实感以外，对乡村风景和风俗的描写一方面有利于抒发作家的感情，另一方面也呈现了不同于城市生活的乡村风貌。在现当代文学中，通过作家的反复书写给读者留下了深厚的乡村印象的有鲁迅笔下的鲁镇、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等，在贺享雍的《乡村志》系列小说中，作家塑造了自己的乡村世界——贺家湾。在《乡村志》系列小说的多次描写刻画中，贺家湾的形象越来越具体生动，其中对贺家湾自然风景和民俗文化的描写为其增添了亮丽的色彩。

首先是对贺家湾的自然风景描写，《土地之痒》更多是对农民耕种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生长着的农作物和树木的描写，与农业生产联系更密切。如小说中对麦子成熟变化过程的一段描写：“几天以前，小麦才在打黄影，从远处看去像是小鸭儿身上的淡黄色。可几场南风一吹，这小麦便从梢黄到了脚，麦芒阳光似的刺向天空，一粒粒鼓胀饱满的麦子，欲挣脱麦壳，要跳出来的样子满地金黄，如遇微风吹来，荡起一片金色的海洋。”作家通过描写小麦颜色的逐渐变化展示了小麦成熟的过程，对麦粒成熟饱满的细节描写中饱含着作家面对粮食即将丰收的喜悦，更重要的是这是土地回到农民个人手里的第一季收获，对农民的意义与以前大不相同，农民对土地付出的汗水在这个夏天终于迎来了相应的收获。也正因为这一场收获大大激发了农民对土地的热情，贺家湾的土地再次热闹起来，到处是开垦荒地、割草沤肥的场景。作家对农民的热情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在着力表现生产责任制给农民带来积极性的同时也注意到生产中的问题。农民们压抑太久的热情喷发得太热烈反而给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村民们过度开荒甚至不惜用炸药炸开石头，为了沤绿肥掀起割青草、铲草皮运动，在这样的热情之下，“贺家湾被铲得红扯扯的一片，像是被剥了皮的动物的尸体”。同时受到牵连的还有农民养的牛，靠吃青草已经很难喂饱这些生灵。在热情投入土地耕种的时候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显然是作家观察到并在意的问题，给读者提供了更全面观察乡村的角度。

其次是小说对具有浓厚地方人文色彩的民俗和民间文化的描写，也是描写贺家湾乡村生活的重点，民间习俗与文化的加入为小说注入了更多温度，而作家也“通过本土化的日常生活来揭示民族的精神，展示民族的传统。”③如小说对四川地区过年的一些习俗的描述，“杀年猪”是乡村过年前的重头戏，“一到腊月，只要哪家一杀年猪，就开始请客。今天你请我一家，明天我请你一家，乡下人重礼节，讲的是礼尚往来。因此，一个腊月里，差不多家家都在吃转转会，坐流水席。”小说中对民间文化着墨较多的是“抬亭子”的描写，不仅描写人们观看表演的拥挤场面和各个亭子表演的内容与惊险程度，还专门介绍了“亭子”的历史由来和演变过程，将这一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一一展现给读者。此外，还有通过民间的仪式表现婆媳关系。贺世龙和李春英在儿子兴成结婚时要被众人取乐，其中“鲊寒（咸）老婆婆”和“抬椅轿”不光是为了娱乐，其中饱含着对公婆的劝导，要求他们要善待儿媳妇，“落轿”是取“落教”之意也是要求公婆要通情达理，将儿媳妇同自己女儿一般看待。这些具有浓厚民间特色的习俗文化给读者带来了不一样的生活体验，更注重习俗背后的乡村文化倡导的和谐、睦邻、齐家和敬畏之心等。小说中所有有关乡村民俗文化的描写有可能体现了农民愚昧迷信落后的一面，但更多是农村邻里、家庭、亲朋之间的温情，面对民间传统文化习俗，“贺享雍既没有对此进行局外人一般的猎奇式渲染，也没有进行居高临下的针砭批判，而是始终将其视为乡民生活自然而然的组成部分加以接受与认同”④，作家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再现了乡村风情的魅力。也有研究者指出：“《乡村志》系列超越了1990年代以来流行的关于对农村的‘风俗化’和‘景观化’的书写，而是上升到了一种政治经济学的高度”⑤。不论是从何种角度看，贺享雍的《乡村志》创作都为当下小说对于民间习俗文化的描写提供了借鉴。

二 各色农民形象的塑造

谈及乡土小说就不能不涉及到作家对农民形象的刻画，不同作家笔下的农民具有不同的类型特征，十七年时期作家着力刻画的是农村中的“新人”形象，如梁生宝，同时作为对比还涌现了一大批老一辈农民形象，如梁三老汉、亭面糊等。十七年作品中新旧人物的塑造构成了二元对立，更多是为了突出新人形象、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和新的政策。而进入新时期以来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愈加多元化、立体化，《土地之痒》中的农民形象也各具特色，为了便于研究，笔者根据人物与土地的联系紧密程度将小说中人物分为三种类型：土地的坚守者、土地的逃离者以及介于二者中间的农民形象。

（一）土地的坚守者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过程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乡村到城市谋生，然后在“打工潮”之下仍然有一批农民坚守在土地上劳作。随着社会的发展这样的人可能会逐渐减少，但在他们身上更能体现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亲密程度。“直接靠农业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⑥，土地作为农民的“命根子”在农民心中的分量是不言而喻的，最典型的代表当属《土地之痒》的主人公贺世龙，他一生对土地充满热情，将毕生的心血和汗水洒在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上，小说中多次描写他做农活的场景和动作细节，在告别合作化时代生产责任制即将实行的时候，贺世龙虽然不能确定政策会不会再变，凭着对土地的一腔热爱投入极大的力气在土地开垦、施肥当中；面对弟弟世海介绍新的耕作方法“带状轮作”和新的麦种，他敢于尝试；在别人觉得种地无利的情况下他不顾年纪渐长，耕种了更多的土地。他不仅耕种自己的土地，还常常帮助自己的兄弟、儿子犁地、播种，对他而言，面对土地他有用不完的力气，“气力出了还会再长回来”，他是一个真正将“土地当活宝”的农民。不只是在实际行动中，小说描写他与土地情感的一些细节也时时流露着贺世龙对土地的热爱，“贺世龙把手里那捧泥土看够了，嗅够了，然后把它放到右手掌心，十指并拢来，稍微用力捏了捏，泥土便被捏成了一团。接着，贺世龙又用左手手指轻轻一搓，土便又散了。”他对待土地像是对待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般小心仔细、不辞辛苦。

孟德拉斯说:“农民在内心深处坚信，他的土地是独特的，因为他是惟一了解、爱恋和拥有它的人。认识、爱恋和占有，这三者是不可分离的。”⑦在贺世龙身上他是发自内心地爱恋他耕种的土地，并且是一个种庄稼的好手，但是在建国后至今的土地政策变化中，贺世龙最终面对土地的发问：“这辈子，我究竟有没有田？若说没有，可我又种着地，收的粮食又归自己。若说有，可哪块田又是我的？我能主宰哪块田的命运？没有，确实没有一块田是我的！可那地不是我的又是哪个的？”作为贺家湾土地最忠实的爱恋者，贺世龙在小说最后对土地的热情终因各种原因降温了，他的一连串的疑问也让广大读者思考农民是否真的是土地真正的主人。作家借贺世龙这个一辈子专心耕种、认真劳作的农民之口表达了广大农民内心的迷茫与疑惑。作家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是反观小说内容，不能不说是作家对于农村过去发展历程中“产业结构调整”、市场经济等对农民的影响的思考。

（二）土地的逃离者

正如费孝通所言“靠土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⑧，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农村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变化。市场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来源，冲淡了他们与土地的联系。与坚守在土地上继续劳作的贺世龙相比，逃离或者疏远土地的人更多。他们中有的是因身体原因或生活、工作原因不能全力专注于农业劳作，有的则是一心向往城市渴望过上不同于父辈在“土里刨食”的生活。

贺世海虽然同样是农民，但是因为早前在村里任干部较忙，对耕作付出的时间并不多也不擅长种地，内心对土地的感情并不是很深。在被别人顶下支部书记后决定到城市打拼，借从事建筑行业发家。如果说贺世海的出走还有一丝被迫的意味的话，以兴仁为代表的一些年轻人则是更加主动地要逃离农村到城市去。兴成在读书期间就下定决心不回来像父母一样“修地球”，在经历考大学失利、考中专被举报升学失败之后，更加坚定了出走的心，外出打工受阻后最终和幺爸贺世海一起来到城里的建筑工地上，至于他以怎样的身份在城市立足暂且不提，不管怎样兴仁实现了心中不再种地的愿望，这种意愿是他从心底生发出来的，不仅是从空间上还从情感上逃离了土地。受到贺世海、兴成影响的还有贺家湾的一批村民，他们在农闲时跟着贺世海在工地上干活挣钱，从中尝到了甜头之后对种地就更加懈怠。

造成农民逃离土地的原因很多，除了工业化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刺激与吸引，城乡差距的拉大，使得年轻一代的农民不甘于在土地上劳作，“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极大落差中，作为一个摆脱物质和精神贫困的人的生存本能来说，农民的逃离乡村意识成为一种幸福和荣誉的象征”⑨。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这时农业收入十分微薄的情况，粮食卖不起价钱、村里和乡里的提留越来越重等形成一股推力，也在“推着”农民向外出走寻求更多的收入来源。

（三）土地的投机者

除了上述两种农民之外，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农民，他们没有完全抛弃土地但又不甘于仅仅靠土地为生，其中也有不同的类型。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机械化农耕时代的到来提高了农民耕种和收获的效率，一定程度上也解放了劳动力。小说中贺兴成是新一代农民的代表，他推动了贺家湾机械化农业时代的到来。兴成从岳父岳母家见到绞麦子的机器后决定买一台回来，最初兴成买回来的是手摇脱粒机，还需要四五个人共同配合操作，但是比起以往贺家湾人传统脱粒速度有很大提高，湾里的人也由最初的好奇、观望态度转变为积极接纳，兴成靠帮别人打麦赚了一笔钱。在同年秋收季节时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兴成又换了更加高效省力的电动脱粒机，一个秋收下来不仅把机器本钱赚回来还挣了不少。此后兴成更加热衷对小型农业机械的购入和使用，不光帮助父亲，更主要的是以此挣钱，自己的田地也就更加不上心耕作了。老一辈的贺世凤虽然对土地有一定感情但也不安于纯粹种地，世凤最初也想到世海的工地上干活赚钱，但因身体原因被世海叫了回来，然后和妻子靠给人在乡下办酒席挣钱，慢慢地家里瘦壳壳的地都不种了。如果兴成和世凤还生活在乡村只是不专注于土地，多少和土地还有关联。还有部分农民则是生活在城里但并没有完全过上城里人的生活，贺世文可以看作是其中一个代表。因为和老伴儿子生活在城里，田地荒芜不种但一样要交粮交税、“三提五统”，甚至还面临荒地罚款，于是求着贺世龙种他的地，但是当新的土地政策到来，国家对种地的农民有资金补贴的时候，他为了补贴要回田地又不惜与贺世龙撕破脸，背弃当初的承诺。

不管是坚守在土地之上的农民，还是主动或被动逃离、远离土地的人，《土地之痒》通过贺家湾村民的分化揭示了当下中国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即农村耕地抛荒以及工业占地、农村劳动力流失等问题，而作家用真实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不同农民的不同心理，表达了他对农村土地历史问题和土地政策的反思与关注。有研究者分析指出“农地的根本属性是集体所有制框架内的农业生产资料”⑩，但是对于农民自己来说并没有那么高的理论分析能力，他们只能凭借生活的真实经验来判断自己与土地的关系，因此小说中贺世龙对土地到底是不是自己的疑问真实反映了当下农民的困惑。

把握到新时代背景下农民角色的变化，充分体现了作家农村生活经验的丰富和观察的仔细，评论家白烨评价贺享雍：“一直生长于农村，长期生活于农村，写农村和写农民，对他而言，不是写别处，写他人，而是写家人，写自己。可以说，他的作品，是一线的农民作家写一线的农民现实，这种创作姿态和创作追求，使他葆有自己的鲜明特色，那就是本真与本色。”11正是这种难得的“本真与本色”让小说读起来更加真实，也让小说中每个人物形象都是饱满立体而又充满个性的，是真正的生活在当代中国乡村大地上的农民。

三 土地政策与乡村伦理

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介绍了乡村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相对来说较为封闭的生活状态，具有流动性不强等特点，在这基础之上形成了具有乡村特色的人际交往规则和行为习惯，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生活在乡村的人格外注重相互之间的伦理关系，许多问题的解决正是靠这种关系来实现的。传统的乡村伦理主要包括家庭、人情、诚信、和谐等内容，这种伦理相对来说较为稳定，但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也面临着挑战。

贺享雍《乡村志》系列小说每部都突出不同的主题，《民意是天》的主题是村庄政治，《人心不古》以乡村的民主法治为主题，《村医之家》讲述的是农村的医疗卫生问题……《土地之痒》则着重表现与农民密切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给农村、农民带来的影响，作家牢牢抓住土地政策变化下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变迁，在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农民心理的变化过程以及乡村经济、政治、伦理的变迁，其中对乡村伦理的冲击在这部小说中更加明显。

“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种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是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12在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熟识并了解的，邻里之间的帮助多是出于人情自发的，就像小说中反复强调“一笔写不出两个贺字”一样，他们更加注重同源关系。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因为土地的调整而发生冲突的事情屡见不鲜，乡土社会所重视的亲情伦理也逐渐出现裂缝。《土地之痒》中描写生产责任制实行后，人人都想多种一些地，因此村里因为争地纠纷不断。首先是贺世浩挪动自家地旁边其他人家的地界将自己的地扩大面积，被发现后引起其他人不满，这是村里第一次因争地正面起冲突。接着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贺世龙身上，世凤占了他的地，由此引发他对弟弟的不满。经过这场纠纷世龙心理留下烙印“弟兄又怎样？你再对他们好，他们还不是照样当面喊哥哥，背后使绊子！这年头还是只有自己才靠得住！”原本兄弟之间最信任的关系就此有了裂缝。实行两田制后又要重新分地，贺世龙好不容易将旱地改成水田的地又被收归集体，同时这次分地按照家庭实有人口分，又引发一些矛盾。为了兴成结婚后的生活，贺世龙要求兴成和即将娶过门的妻子李红先领结婚证好在村里分地，不料李红的父母因想多要种一份地反对二人领证，亲家之间平添了芥蒂。兄弟之间也有新的矛盾，世龙家分到的是世凤原来的地，地边上长着树会影响庄稼的收成，由此又引来一场激烈的口角之争。亲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在土地政策变动的过程中不断遇挫，兄弟之间的信任有了裂缝，传统的伦理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当下乡村生活出现的问题，因而带给贺世龙如此大的触动与伤心。

小说最后面对政府提倡的集约化经营模式下对土地的调整，引发了众多村民对乡村基层干部的不满，乡上宣传的集约化经营模式看起来农民会收益更多，不但可以拿到土地租金还可以给承租的企业打工挣钱。但是制药公司一下要农民出租土地五十年却只先支付一年的租金，在较高的金钱利益面前也激发了农民的风险意识和内心的欲望，在村干部没有协调一致的情况下，厂方带人和推土机进村遭到没签约农民的阻拦。这在当下中国的乡村中是常发生的事情，“当前很多地方推行农业规模经营的方式是引进大资本圈地，农民转变为打工者，其实质是替换了主体”13，但是对农民来说最直接是过长的时间等待让他们对未来的收益没有把握。经历了市场经济洗礼、产业结构调整失败的农民的心思也发生了变化，其中原因不能简单判断谁对谁错，但是根植于乡村伦理中对诚信、和谐的追求显然发生了变化。

其他对贺家湾冲击较大的是市场经济对乡村伦理的冲击，在粮食卖不出价钱乡里实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兴成靠小型现代化农业机械帮助村民收割粮食、耕种和灌溉土地，但是这种帮助不是出于人情，而是要收费的。面对兴成要收钱干活甚至要收自己亲二爸的钱的时候，贺世龙觉得很生气，“几千年来，这邻里相助都是不谈钱的，何况还是亲叔侄间？”不光是贺世龙贺世凤不解，湾里的许多人一方面都觉得兴成不仗义，另一方面禁不住机器的诱惑同意这样的帮助方式。上文提到的“熟人社会”孕育了相应的思维方式：“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吗？”14传统乡村社会邻里之间的帮忙符合伦理中和睦友好的原则，但是这种伦理很难适应现代社会，小说写到通过这件事慢慢让贺家湾的村民们逐渐懂得了一些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概念，动摇了以往固有的人情社会的执念。在与传统伦理决裂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寻找适应时代的方式，这种变化可以看作是社会问题，也可以看作是农民思想精神层面的问题。

“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二元化城乡经济结构类型势必孕育着二元化的城乡伦理结构类型，即城市伦理与乡土伦理之分辨。”15小说通过对贺家湾村民人际关系以及心理变化这些细节的刻画，向社会展示了较为隐蔽的乡村社会内在问题。以上这些人物心理活动的细节描写之所以如此生动，与作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是分不开的，这也给当下进行乡土小说创作的作家一些实践方面的经验。除了上述内容之外，小说中在描写不同时期新的时代浪潮出现时，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到“时代的潮流毕竟不可阻挡”，这种对外部力量的注意在作家早先创作中就有所体现，评论家贺绍俊就曾评价：“他看到了外部对乡村的破坏，也看到了乡村无力的抵抗”。16而在新作中对这一现象继续关注也从侧面反映了作家对乡村真正的关怀与热爱，也是因为这种热爱与责任让作家写出更有分量的作品。

谈及创作《乡村志》系列小说的原因，贺享雍直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但乡村自身的面貌、基础设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附着于其上的各种伦理秩序、价值观念也在不断地消失和改变。一方面传统已经丧失，一方面新的秩序尚未构建。”17正是在这种复杂现实的背景下，作家选择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农民代言，表现在传统伦理遭到破坏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农民复杂的心理变化，将乡土伦理被瓦解破坏的过程与原因通过生活实例表现出来，展示了作家不凡的思考能力以及对乡村的热爱之情。

“土地之痒”“痒”在何处？也许“痒”在农民对土地始终充满热爱却无法真正拥有的内心渴望，也许“痒”在与土地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对农村根本问题的“隔靴搔痒”。但千百年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剧、工业化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繁荣，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越来越多样。如何描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乡村，是当代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贺享雍的小说《土地之痒》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对农村、农民深厚的情感与深切的思考，从与农民关系最紧密的土地入手，向我们展示了社会变迁下生活在农村的人民的思想变化和内心活动，同时指出了土地政策实行过程中的真实问题，作家融合自己的农村生活经验真实再现了当代农村现状。尽管其中有着反思批判的意味，但正是透过作家对农村真实问题与不足的表现，反映了作家对未来乡村发展的美好愿景，“正因为热爱，我才替他们忧，替他们愁，替他们喜，替他们乐，洞悉盛衰，呼吁变革”19。不单是对土地与农民的热爱，贺享雍对传统小说叙事方式也表现了自己的喜爱，在《土地之痒》中灵活运用民间语言和民间文化习俗增强小说的感染力，借鉴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传统——说书人口吻，利用“按下不提”“原来是”“诸君有所不知”等语句让小说情节有起有伏，易引起读者阅读的好奇心。正如研究者对贺享雍评价：“他以真诚的写作态度、丰厚的生活积累、良好的文学修养和卓越的写作才华，让乡土小说这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流脉，在当下得到了令人欣喜的继承和传承、发扬与光大。”20贺享雍《乡村志》系列小说的创作既继承前人创作的优点，又给当下乡土小说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就更宽广的文学史而言，《土地之痒》在描写当代中国农民的农活劳动和乡村宗族家庭伦理的精细度、丰富度、辽阔度等方面，已经触及到了鲁迅、赵树理、贾平凹、梁鸿等作家所没有触摸或触摸不到的东西，为百年中国乡土文学史增添了一个“真正农民作家意义”的乡土中国文学“农民劳动史”“乡村心灵史”。而作家贺享雍就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如一日酷爱土地的、有深厚丰富独特的农活技术经验的“老农”，在乡土文学这片土地上侍弄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块“窝窝地”。

诚然，这部作品还可以有进一步优化、提升的空间，如人物形象可以进一步精简，以提升人物形象书写的深刻度、丰富度，故事结构能否多向度、人物形象能否多元化，如新型农民形象、知识农民形象等塑造的不足，小说中进城开创新事业、新道路的贺世海、贺兴仁与在农村有着新生存意识的贺兴成等，都蕴含着无限生长的可能性，这样可以为作品提供更宽广、更丰富的叙述空间，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空间与思想深度。因此，我们对贺享雍先生非常期待，这样一位独特的、精细的、有着深厚无比的乡土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的“老农”型作家，有着他人不可多得的生活财富与精神财富，需要丁玲、陈忠实那样的“一本书主义”，写出属于贺享雍自己的“老农”特色的中国乡土文学经典。

注释：

①龚斯宇：《他们，用文学留住方言》，《廉政瞭望（上半月）》2016年第2期。

②雷达：《土地上生长的作家》，《文艺报》2018年2月28日。

③赵雷：《家族史•地方志•乡土情——评〈乡村志〉》，《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3期。

④曾平：《农民身份与本土传统的乡村微观史写作——评贺享雍的系列长篇小说〈乡村志〉》，《当代文坛》2015年第2期。

⑤杨庆祥：《重建农村题材小说的总体性视野——从贺享雍的〈乡村志〉谈起》，《文艺报》2018年3月23日。

⑥⑧1214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页，第7页，第10页，第10页。

⑦［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⑨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⑩陈文琼、刘建平：《城市化、农民分化与“耕者有其田”——城市化视野下对农地制度改革的反思》，《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6期。

11《贺享雍“农村题材小说研讨会”择登》，《文艺报》2006年10月19日。

13陈锡文：《土地要流转农民就业是关键》，《中国改革报》2009年7月6日。

15王露璐：《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土伦理研究及其方法》，《哲学研究》，2007年第12期。

16贺绍俊：《远离现代性的乡村叙述》，《“贺享雍农村题材小说研讨会”发言摘登》，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

17向荣、贺享雍：《〈乡村志〉创作对谈》，《文学自由谈》2014年第5期。

19舒晋瑜、贺享雍：《贺享雍：我想构筑清明上河图式的农村图景》，《中华读书报》2014年11月19日。

20刘艳：《抵达乡村现实的路径和新的可能性——以贺享雍〈人心不古〉和〈村医之家〉为例》，《当代文坛》2018年第3期。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