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在中国也许比在他的祖国加拿大更有名。在加拿大，了解历史的人们知道他是一名出色的胸外科医生、医疗技术创新者、政治活动家、全民医疗保健系统的早期支持者，而且也是一名加拿大共产党党员。在中国，他则被视为杰出的英雄，象征着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被作为圣人一般来被纪念、研究和爱戴。毛泽东1939年曾撰写过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号召大家向白求恩同志学习，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不仅如此，1964年一部明星云集的电影《白求恩大夫》更让这位加拿大英雄家喻户晓。1991年中国设立了白求恩奖章，作为最高行政奖励，颁发给全国卫生系统的模范。在加拿大，CBC（加拿大广播公司）2006年评选白求恩为“最伟大的加拿大人”之一，名列第26位。

曾几何时，作为共产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体现，白求恩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大陆年轻人为理想而不懈奋斗。上世纪八十年代，封闭已久的国门打开，中国大陆掀起出国潮。当绝大多数出国留学人员选择美国为主要目的地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彦，却选择了前往加拿大留学，其动力主要来源是对白求恩大夫的仰慕而产生的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好感。

1987年，她来到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大学，攻读北美历史。多年后的她不仅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任教，还跻身加拿大华人作家行列。她先后用英语创作了长篇小说《红浮萍》（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雪百合》（Lily in the Snow），前者塑造了红色年代三代中国女性的坎坷命运，获1995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奖提名。翌年她又获得加拿大滑铁卢“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是加拿大华裔女性获该奖的第一人。李彦不仅用英语创作，中文作品也硕果累累，包括长篇小说《嫁得西风》《海底》等，中短篇作品集《羊群》、小说自选集《吕梁箫声》、散文集《尺素天涯》等，并于2016年荣获第二十五届上海新闻奖一等奖。201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新书《不远万里》，此书包括上下两部分，上编为《尺素天涯：寻找白求恩与毛泽东珍贵合影照片始末》；下编为《何处不青山：献给赴华八十周年的白求恩医疗队》。《何处不青山》在2018年发表后，荣获当年度的“人民文学非虚构文学奖”。

作为李彦的朋友，笔者曾数次听到过李彦在创作过程中兴致勃勃地谈及创作由来和花絮，自然十分关注这本新书。当然，对于她在当代白求恩研究的新发现上更充满好奇和期待。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大陆人，对于白求恩大夫在中国这段故事的了解绝大多数出自196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电影《白求恩大夫》。影片一开始展现的是1938年初，白求恩大夫从延安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很快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影片结尾，白求恩大夫在手术中感染病毒。由于根据地医药缺乏，白求恩经抢救无效，不幸病逝。影片虽然没有表现白求恩大夫来华之前的故事，没有披露他的婚恋、家庭和成长历程，但通过一些妙趣横生的小细节丰富了人物的性格。

尽管没有在中国那么知名，白求恩的祖国加拿大仍有不少关于他的影视文学作品，较为突出的包括企鹅出版社加拿大分社的“杰出加拿大人”系列之一、加拿大前总督伍冰枝所著的《诺尔曼·白求恩》，以及白求恩传记作家罗德里克·史都华（Roderick Stewart）的五部著作，其中《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生平》被认为是一部详实、客观、严肃的作品（Bliss，2011）。

读了李彦的《不远万里》，感受良多。有出版社将其归类为“纪实文学”，而我认为这是一部基于史实和人物采访基础上的文学再创作，在叙事风格上沿袭了作者在《红浮萍》等作品中电影语言的特色——一是细腻入微的观察，犹如一个个切入的大特写镜头；二是非线性的叙述构架和驰骋时空的联想，犹如一组组闪回和闪前，其组构方式是点与点的契合，而不是线与线的连接。李彦点点契合的矩阵式构架淡化了叙事，从而加强了读者、作者、人物三方之间感同身受。读她的作品，你不是为了满足于聆听一个故事，而是更多地融入人物和作者某一时刻、某一情境中的心绪。作者虽不是电影剧作家，但我们可以看出她创作风格中明显的影视视觉语言特点。

《尺素天涯》的开场让我联想起1974年出品的日本电影《望乡》——那是栗原小卷扮演的女记者在采访年迈的阿崎婆。李彦展现的第一个场面便是作者坐在加拿大老人比尔陈旧幽暗、略显破败的家中，就他母亲和白求恩的关系对他进行采访。作者一厢情愿地希望老人能够爆料出他是白求恩的子嗣，但老人笑口否认，因为白求恩1938年以后就没有见过他母亲，而他出生于1942年。

除此之外，作者没有更多交代比尔是何许人也，他母亲是谁、他母亲和白求恩是何关系、而作者又如何结识了比尔。也许是作者刻意没有继续描写采访的来龙去脉，紧接着她新开一个章节，开始介绍中加两国人们心目中的白求恩——他们更多从人性的角度看待白求恩，他决非生来就是一个英雄人物，他经历了一个造就英雄的历程。第三节则闪回到了晋察冀边区，白求恩在那里曾与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女传教士凯瑟琳·霍尔有过交往。二人志同道合，互相欣赏，凯瑟琳甚至为了白求恩的野战医院冒险躲过日本宪兵和伪军的层层盘查，从北平给他输送医疗物资。

在这之后镜头又闪前到2012年的五台山——作者来到五台山，寻找白求恩的足迹。虽然野战医院、教堂钟楼都不复存在，但是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将她置身于两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之前——凯瑟琳和白求恩。再读他的书信，字里行间无不表达出他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和他所受到的感染与教育，他写道：“在中国人这里……他们属于人类最高尚的那一类。”他数次主动降低自己的待遇。当毛泽东的津贴是每月五元的时候，中央特批给白求恩一百元，他却从未领取过。司令部配给他的枣红马，他用于驮运医疗器械。炊事员给他煮了鸡汤，他却大发雷霆，把鸡汤拿去喂病人，自己却吃小米饭，喝白菜汤。在这一节中，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从回忆者眼中具有纯粹利他主义精神的白求恩又跳到了白求恩的前妻——弗兰西丝，因为她难以理解，白求恩如此完美，而弗兰西丝是一个出身良好的上层社会淑女，为何两度嫁给白求恩，却又两度离婚。作者通过翻阅史料，了解到二人世界观的不同，更了解到白求恩在中国临终嘱咐八路军司令员聂荣臻，让他转告加拿大共产党负责人，用分期付款方式支付给前妻生活费。

既然提到了白求恩遗嘱中对前妻的挂念，作者根据史料记载，描述了白求恩在马不停蹄地救死扶伤中不幸割伤手指后感染、得了败血症的过程。因为没有药品，他只能等待死神。在弥留之际，他把自己的所有物品分别赠送给身边的中国人。他在遗嘱中写道：“过去的两年，是我的生命中最有意义、最为非凡的两年。”哭泣的乡亲们为他送遗体，八路军战士秘密为他下葬。这一节以毛泽东《纪念白求恩》中著名的句子结束，将1939年那沉重的一幕幕淡出，而在新的一节中淡入到70年后的2009年，加拿大大学举办的白求恩研讨会上，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介绍了白求恩的生平，很多中国人不知晓的内容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白求恩的了解。字里行间表达出作者对英雄的无比崇敬和爱戴，同时也有对加拿大百姓对白求恩知之甚少而深感失落。

读到这里我们不仅要问，开篇里的那个比尔呢？莫非作者在抒发激情燃烧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中把开头的序幕忘掉了？终于，在第七节中作者满足了读者的这一好奇。这一节中她才介绍道，一张罕见的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在加拿大现身，且照片持有者是一位叫比尔·史密斯的加拿大老人，居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之所以有这张照片，是因为他名叫莉莲的母亲当年和白求恩有多次书信往来。随后章节，作者交代了如何联系上比尔、如何与老人约见会面，并事先做足了功课。

第九节与开篇对接呼应上了——比尔在家中接受了作者的采访，向她展示了照片和母亲与白求恩之间的书信。书信的措辞显示出白求恩和莉莲之间超过一般朋友的亲密关系。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作者用较多的篇幅记述了她和比尔的交往，在此过程中比尔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家族史，尤其是作为加拿大共产党员的父亲如何与白求恩相识，而母亲又如何影响了白求恩投身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严格来说，从对白求恩的研究角度来说，这一部分是此书中最有含金量的部分，因为比尔的口述历史为当代白求恩研究可谓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作者的采访、挖掘和记录功不可没。然而，故人已驾鹤西去，如今只是网上辅佐的材料加以比尔一家之言，无从考证、核实和比对，我们只能参考一番。但是，我认为从艺术创作角度来说，最有意思、最耐人寻味的部分就是关于比尔的第十一和十二节，这一部分着实见证了作者超人的洞察力、想象力，细腻入微、优美流畅的文笔，以及对叙事的时空驾驭能力。

在以一流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著称的加拿大，一个老人，只要有体面的职业，退休后都可无忧无虑安享晚年生活，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但是作者笔下的比尔一登场就展示他陷入经济的窘迫，住在破败不堪的房子中，吃穿用度极为拮据，还自称他的梦想就是“每月能有五百（加）元（约合人民币2500元，本文作者注）的收入。”他的两间卧室用于出租，但是收入不够维护老宅，因此不得不拿出来“保存了四十多年的父母的遗物。”他声称穷困的根源就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妻子离开了他，失业了也无人敢聘用他，而去创业又发现“自己根本当不了靠剥削压榨他人血汗而发财的资本家。”尽管这是老人的主观表达，但对于热血沸腾的作者来说，已经足够煽起她的无比同情。比尔在慷慨激昂一番后，话锋一转，俨然把作者从采访者转型成为一个经纪人——在作者表达一番好意，愿意出钱收购包括书信和照片时，比尔告知她，她是买不起的。他的开价是六万加元，出售物品不仅包括书信、照片，还有剑、长袍等遗物，这笔钱将足够他养老。他透露已经有人答应帮他找中国买主，条件是他提成10%，这也就是暗示他不会让作者白费功夫。

作者显然是个性情中人，随后便开始了艰苦卓绝的“经纪”工作。然而，从我对其了解来看，她是不会在意那6000加元的提成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跟她是决不沾边的，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她的动力何在。她压根不是一个谈买卖的人，但是因着对那个“不远万里”援华英雄的崇敬和对其女战友后人比尔的同情，她不断去竭力打通种种关系，也不断遭受挫折和非议。此时她更关心的是老人比尔，因为她一直在付出努力，但因尚无更好的消息通知老人而愧疚。她甚至组织活动，带领加拿大团队和比尔前往中国追寻白求恩的足迹，进行公众演讲和接受采访。这些内容都记录在了此书的下编《何处不青山》之中。这部分是上编的后续，更是上编的补充，以比尔来华捐赠照片及一系列节外生枝的“明争暗斗”为背景，以率领加拿大团队前往白求恩战斗过的太行山为线索，镜头闪回到当年抗日战争中的白求恩和他的医疗同事们，以饱含激情的笔墨浓重刻画了白求恩身边的伟大女性——来华传教的新西兰人凯瑟琳和护士珍妮，二人都因为受到白求恩的感召而献身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前者为了白求恩甘冒生命危险数次前往北平采购药品；后者甘作白求恩的助手，日夜战斗在缺医少药的战地医院。二人临终都选择将骨灰留在中国，她们把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中国这片热土。莉莲、凯瑟琳、珍妮，也许是白求恩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共同的志向把他们连在了一起。也许有的读者想挖点花边新闻，而作者的深入调研和采访，却穿越时空触及到了每个人的圣洁心灵。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于白求恩成长历史过程中华丽转型的关注，在上编第九节中她提及白求恩曾是一个消费主义者，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是在目睹了社会底层的贫困和阴暗，他开始转变。或许由于素材有限，或许是不愿重复他人作品中的内容，作者对这一部分稍嫌蜻蜓点水，而读者也许希望看到更多的转变和升华的经历，因为作者的一句总结——“白求恩并非天生的圣徒”实在太有分量。

一边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主义情怀和国际主义精神，另一边作者对“经纪人”的工作时刻没有忘记。经过多番努力，作者终于为比尔找到了中国“买家”，比尔进行的是有偿捐赠。从中国带来的这笔赠款，年迈多病的比尔回国后很快就用光了。这本书读完，实际上给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白求恩和他身边的女性以及他成为英雄的历程；我更注重的是这部书的独特之处是什么，也就是说从你拿起这本书开始你完全没有预见到的东西。这部书令我最为耳目一新的是两个鲜活的人物：一个似乎与时代脱钩，那就是生活在特立独行的精神世界中、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作者，似乎有些少年的天真烂漫、青年的激情澎湃，好在有一个虽不理解但却支持的爱人。另一个则是与时俱进、更为务实的比尔，我们并不了解他落魄晚年中的精神世界，但是我们看到，别人的精神诉求可以与金钱等价交换，他深谙哪里能找到对的买家，他更庆幸遇到了一个非常投入的“义务经纪”。虽然这从伦理道义上无可非议，但是其中玄妙值得品味，尤其是以这二人对手戏为主导，周围有一圈人在注视、在旁观、在插手、在承诺、在怨恨、在非议。如果单把这一块内容抽出来作为重头戏，会在当代文学发展潮流成为一朵耀眼的奇葩，因为现在世界文学总的趋势是更关注人性的复杂和微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以及多元化和开放式的理解和诠释。

作为李彦诸多作品的读者，我一贯很欣赏她作品中洋溢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也许是女性作家独有的观察视角和内心世界，她总能给予客观现实以主观内心世界的丰富感受和诠释，并用婉约清丽的语言、敏锐微妙的观察、驰骋奔放的想象和跨越时空的构架来呈现一个个人物。也许由于每个人的思考、判断和诠释的角度不一样，很多读者有时候会觉得她的思想中有一种过于强调直觉和想象的感觉，甚至会被人联想到“非理性”，但是正是这种浪漫主义风格是她作品的魅力所在，也就是说她的表达不强调完全的客观、精准，而是根据她自己的喜好、联想和所信，来看待和取舍每一个人和事物。

此外，《不远万里》跟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具有李彦特色的叙事结构，这早在《红浮萍》中就令人耳目一新。叙事结构作为一种框架结构，涉及结构元素，包括正叙、倒叙、插叙等。电影的叙事结构通常可见最基本的线性、非线性以及反线性。严格来说，倒叙、插叙也属于线性，尽管不是一条直线；但是如果是两条或多条并置的跨越时空的线，则属于非线性。李彦虽然没有从事过电影剧本创作，但是她的风格颇有电影语言非线性的特色。《不远万里》的结构是复杂而又微妙的，尤其是上篇，可以看出作者对于繁琐脉络、跨越时空、众多人物的驾驭能力，而且虽繁而不乱：上篇主线是作者由一则媒体报道开始，联络上了老人比尔，并对其进行采访；下篇主线则是作者带比尔等一干人前往中国并帮助比尔有偿捐赠书信与照片，而其间随着想象而闪回和闪前，让我们如临其境般地感受到了白求恩最后的岁月，一边又随着作者马不停蹄的脚步置身每一个现场。

李彦作品的评论作者，包括《不远万里》的书评人，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李彦作品中有关信仰和精神支柱的那一部分潜台词：作者试图剖析白求恩精神的基石，究竟是基督教清教徒精神，还是原始的国际共产主义理想，还是纯粹的利他主义，或者是它们的综合？在作者的笔下，我们看到很多基督教元素：来华传教的新西兰女郎凯瑟琳，加入了白求恩的事业中，冒生命危险为晋察冀边区战地医院输送医药；白求恩的父亲是个牧师，而他自认为自己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个传教士，作者甚至把他比作“圣徒”；比尔的祖父母年轻时到中国传教，父母在教会里相识。除了西方社会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那个年代一批西方人出于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向往，对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的同情，加入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白求恩的精神——他一流的医术、高尚的品格和圣洁的心灵值得我们敬佩。让中国读者耳目一新、心头一颤的是，作者细腻隽永文笔刻画出来的白求恩与数位女性伟大、纯真、“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友谊。正如李彦在一封交流她作品的电子邮件中对我说的：“（我）一贯认为，看人不应分左右，而只应看善恶。”

（作者单位：美国雪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