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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书话是一个具有庞大创作群体和丰富创作实绩的文化领域。但长期以来，书话研究较为边缘化。近年来，书话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关注和重视。学者表示，书话研究丰富与拓展了现代文学的空间和内涵，是具有广阔研究前景的学术方向。

书话具有深厚文化内蕴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普光是国内最早系统开展书话理论研究与全面总结书话概念和文体特征的学者。赵普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书话之“话”包括评论、议论、说明、讲述（叙述）等多种功能和内涵，而书话中的这些评论、说明、叙述功能又均以“书”这条线贯穿之。“书”是形成书话文体凝聚力和特点的首要条件。在来源上，书话主要由中国传统的藏书题跋、读书笔记、论书尺牍等发展演变而来；在对象和内容上，书话以谈书为主或由书而生发开去谈及相关的人物、故实、史料等；在形式上，书话与文学批评研究不同，不过分强调理论，所发议论往往点到为止；在格调上，书话往往充溢强烈的书卷气息和深厚的文化内蕴。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表示，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主要方式是以诗话为主要代表而衍生出的一系列针对不同对象的“类诗话体”评论，如词话、曲话、联话以及小说话等，这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保留了非常好的书话写作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活动中，书话存量大、分散广、作者多，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和丰富的研究内容。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方维保表示，之所以将书话作为一种文学文体，关键在于书话之“话”，即这些文章是用日常口语来表达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书话对于文人性情、情态的表现，看到了书话对于文人志业、趣味的表达，还看到了书话作者的情感表达。由此，我们也看到了书话的文学性。

书话研究填补现代文学研究空白

在谈及书话研究的价值时，赵普光表示，首先，研究和检视书话，有助于填补现代文学研究空白。以书话为代表的随笔文字具有传统意味，且往往都出自博学大家之手，具有极高的文学、思想及学术价值。其次，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存在密切而复杂的关系。书话在现代中国文学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二者互动互渗乃至互相“观看”。再次，书话是观察思想文化传播、接受的重要途径。最后，书话体现文化意蕴、文化价值。通过对书话的梳理研究，能重新认识和反思以往有关现代中国文学的观念、文体认知、研究误区等。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吴秀明表示，书话以谈书为主，兼及书里书外人事掌故，或表达由书引发的所思所感，带有很强的个体生命感受。可以说，书话研究是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强调以理性思维研究文学作品、以逻辑分析模式开展文学批评的一种结构性反思和调整。书话研究中蕴含的对文学审美性的体悟以及对艺术敏感性的强调，有望激活充满诗性特征的中国古代文论资源，使现当代文学批评研究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书话为现当代文学史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史料。将感悟体悟与文物史料对照实证，即“诗与史”结合起来，可以丰富研究范式和格局，可以避免随意性和过度主观化，可以对批评研究对象作出更精准到位的观照和把握。

方维保告诉记者，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书话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一，将书话厘定为一种独特的文体，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疆域，也突破了纯文学文体概念的僵化限制，使得现当代文学的文体概念更具有弹性。其二，现当代文学中的书话，来自于传统的笔记札记。进行书话研究，有利于赓续中国文学和学术的传统。其三，通过书话研究，可以管窥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精神姿态及其在现代的嬗变，勾勒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生态。其四，书话多是对于书籍的历史记述和阐述，为文学史和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可信史料。

增强书话研究的学理性和系统性

方维保告诉记者，书话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赵普光表示，从整体看，书话研究还是相对冷寂。第一，从研究对象看，截至目前，多数研究成果主要停留于对书话概念和文体特征的基础性梳理及个案研究，缺乏系统整合，较少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第二，从研究层次看，目前大多数研究学理性不强，多流于印象式描述，对这一领域展开专门系统深入的研究者太少。

赵普光告诉记者，他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中国书话重要文献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课题组拟从两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文献的系统化建构。在浩如烟海的书话文献中，择取重要的、经典的文献，按既定框架系统归厘、建构，指向学理性的研究目标。二是致力于提升研究学理性，改变以往零碎化、印象式、浅层次等不足，使研究在学理性和系统性方面提升到较高层次，形成新的重要的学术空间。

对于书话史料整理及数据库建设，谢泳建议，一是史料搜集要尽可能完整、系统，确定选择标准时要尽可能有包容性；二是书话作者要尽可能多，越丰富越好；三是检索系统要及时吸收科技进步成果，努力向最高水平看齐。吴秀明认为，当下书话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要进行适当拓展，用现代学术思想整合书话资料，突出批判性、超越性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