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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耶茨《革命之路》:当激情既温顺又疯狂

来源:文艺报 | 陆楠楠  2019年08月07日07:50

《革命之路》电影剧照

“唉,当激情既温顺又疯狂”——济慈的诗作出现在理查德·耶茨著作的扉页上,似乎并不是偶然。美国文学史上还有另一位作家同样钟情于济慈,那就是稍早于耶茨的菲茨杰拉德,后者曾引用济慈的《夜莺颂》作为其小说《夜色温柔》的献词。表面看来,耶茨笔下的人物要普通得多,故事也波澜不惊,他缺乏菲茨杰拉德身上汪洋恣肆的诗人气质。大概也正是因为如此,无论生前或身后,耶茨都未能获得后者那样的声名。菲茨杰拉德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度过轰轰烈烈、激情洋溢的一生,而耶茨和他的人物则像是陷入牢笼里的困兽,身处泥淖而无法自拔。然而,相比同时代人,耶茨和菲茨杰拉德有着更接近的精神气质,与战后美国蒸蒸日上的经济形势相反,他们笔下的人物并未因此获得幸福的生活;毋宁说,他们之间的差异,正反映出美国四五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变化,人们从疯狂中安顿下来,开始进入一个“焦虑”的时代。就这一点而言,耶茨的作品足以安放在美国现代“编年史”文学的行列。此外,耶茨也和菲茨杰拉德一样,热衷于在作品中表现人们生命中的“激情”,以及对“自我”的追寻,只是他的方式更为内敛,“激情”藏匿于人们平庸的日常生活中,以至于人们最终感受到的只是一种充满“抑郁”之气的时代病。

这部出版于1961年的小说,是耶茨在美国文坛崭露头角的第一部著作,几乎所有关于这部作品的介绍中都会提到,它曾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评选,但在角逐中败北。这似乎预示了耶茨的创作生涯。斯图尔特·奥南曾在他的长文中详细列举过将耶茨作为致敬对象的作家名录,耶茨被他描述为“最优秀的被遗忘的美国作家”。事实也的确如此。翻开任何一部美国当代文学史,耶茨都位于不起眼的角落,被研究者寥寥几笔匆忙带过。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坛可谓众星云集,“垮掉的一代”身体力行的“行为主义”写作余波未平,同时还有索尔贝娄这样深邃的知识分子作家,约翰·巴斯和品钦这样的后现代派形式主义先驱,耶茨只能被归为“被抛弃的传统现实主义”之列。即便以“现实主义”脉络为参照,以40年代至70年代为坐标,他的重要性也远远不及厄普代克和契弗,甚至比不上南方作家麦卡勒斯。这似乎也是他所创造的人物带给他的宿命。耶茨从未写过什么大人物或真正特立独行的人物,他关注的对象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但这些人物经由他的书写,从人群中浮现出来,每个形象都如此饱满,人物所面对的困境如此真实,简直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写照。换言之,耶茨所描写的世界和我们的距离太近了,以至于很可能已经超过了通常“审美”原则所允许的安全限度。

济慈的诗作预示着这将是一个关于激情的故事。然而,我们在小说人物身上,看不到小说中常见的过分戏剧化的“激情”,这和小说标题暗示的许诺使读者误入歧途的设置如出一辙。《革命之路》更准确的翻译也许应该是“革命路”,那是主人公居住的社区道路的名字,“之”加重了“革命”的意味,剥除了它作为地名的客观属性,而小说中并未发生任何足以被称之为“革命”的事件。耶茨显然是有意为之,他向我们展示了在“后革命”时代,“革命”与“激情”变得多么孱弱,几乎完全丧失了其原有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小说主人公是50年代生活在纽约郊区的一对年轻夫妇弗兰克·惠勒和爱波,他们有两个孩子,丈夫在纽约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然而,夫妇两人都对现实不满,认为这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生活,他们试图“找到自我”的努力节节败退,最终以悲剧收场。

小说开头的话剧演出,是女主人公爱波试图反抗现实、寻找自我的第一次尝试。她的出场精彩极了,优雅、美丽、鹤立鸡群,是所有人当中惟一具备专业素养的“真正的”演员(毕业于纽约戏剧名校)。然而排练数月的《化石森林》终于还是失败了。导演顶替临时生病的男主演上场,配角上场时过分激动,整场演出节奏混乱,对白模糊不清,演员们丑态尽出,演出一败涂地。爱波不仅未能改变局面,而且堕入了和其他演员同样的境地。对于这个临时成立的“桂冠剧社”其他成员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抱定了“失败将不可避免”的信念,“而每次排练结束,他们匆匆赶回家,准备面对那些陈腔滥调的,不那么直接的挫败”。但爱波显然没有为“失败”做好准备。散场后夫妻两人从冷战到狂风暴雨般的争吵,将爱波遭受的尴尬和耻辱表露无遗。事后,她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艺术的梦想,全家移居法国,开始新的生活。

在新生活的蓝图里,爱波计划接过养家糊口的重担,给弗兰克充分的自由去寻找自我。但这第二次努力并未因其标准降低而变得容易。艺术在耶茨人物心中,已不再具有绝对的超越性。爱波说服弗兰克去巴黎时,反复强调,不一定要做画家或作家,甚至不必“不同寻常”,但你应该有机会搞清楚你究竟想要做什么,找到你的“本质”。事实上,“你对什么感兴趣”,正是爱波第一次见到弗兰克时提出的问题。弗兰克和许多50年代的美国老兵一样,藉由《美国现役陆军士兵人权法案》提供的机会接受了大学教育,在战后经济繁荣的美国,获得学士学位的军人在日益专业化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耶茨在小说中多次提到弗兰克所受的教育,是当时美国东部大学盛行的博雅教育。所谓的liberal education,意图通过人文艺术课程的设置,发掘不同个体的特质和潜能,培育“完全、完整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真正的人”。其主旨不在于教会学生一技之长,而是祛除大学教育的功利性,发现“自我”由此变得至关重要。当然,大学教育并不是这一切后果的来源,而恰恰是当时社会思潮的映射。

在夫妻争吵之前,弗兰克的生活并非不可忍受。事实上,弗兰克身上的名校标签一度让中西部理工大学毕业的邻居坎贝尔嫉妒不已。“在市里做那些无聊至极的工作,生活在无趣的郊区。你可能会迫于经济形势屈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但最重要的是不能被它腐蚀。最重要的是,永远是,记住你是谁。”对于弗兰克来说,“我是谁”似乎从来都不需要追问,他只要让自己的思绪回到战争结束后的前几年,他二十出头的时候。“退伍老兵”和“知识分子”的光环让他心安理得地过着一种悠闲自在的生活,性格中耽于幻想,使他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部分,在博雅教育的背景下,已成为他与众不同、值得珍视的特质。尽管他还不知道这样的“自我”应该在何处安放,但不甘平庸,无所事事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和宣泄,这也弥补了他未能在战争中实现的自我价值。此后,弗兰克遇到了梦想中“第一流”的女人,他进入了“正常”的生活轨道,有了孩子,又碰巧在他曾经最瞧不起的父亲工作过的公司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支撑弗兰克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裂隙的,是他们与周围其他人“有所不同”的假设,通过嘲笑他人和自嘲,他才能够坦然面对已经成为一颗社会运行机制中的“螺丝钉”的现实处境。与厄普代克“兔子”系列的主人公一样,弗兰克和坎贝尔都缅怀他们的青年时代,穷其一生试图复现青年时代的体力和活力。区别在于,厄普代克笔下的人物具有更多破坏力和自主性,而耶茨的人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显然,对及近中年的弗兰克来说,从天而降的“自由”已不具备青年时代的甜蜜滋味,他对卸除“工作”后的状态充满恐惧,虚荣心(爱波对于他“与众不同”的头脑充满了无条件的信任)使他勉强同意了她的计划,但美妙的幻想持续未久,耶茨一步步向我们展现了选择和思考带给主人公的痛苦。弗兰克决定告别这份让他成为“行尸走肉”的办公室文员工作,开启新生活的激情让他第一次认真对待他的工作,好尽快减少桌面上堆积如山的繁冗文件。一次有如神助的广告文案创作使工作的意义重新向他开启,他获得上司的赏识,发现自己的才能得以在工作中施展的空间,上升通道也由此被打开。工作对弗兰克来说逐渐具备了赚钱养家之外的意义,成为他“自我实现”的重要部分。但为了妻子眼中的自己,他不能直接撤退。不仅如此,他甚至羞于承认工作带给他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当然,和公司低阶职员的婚外恋又构成了他分裂生活的另一个分叉。

耶茨对人物并不宽容。我们不难发现,弗兰克在未来的可能性敞开之后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为了后退到他所嘲讽的公司工作和安逸的家庭生活之中;爱波同样不是一个绝对的正面人物。耶茨毫不留情地写到爱波在开场的戏剧演出中未能改变局面,力挽狂澜;当爱波试图说服丈夫去巴黎,并承认自己不具备艺术才能时,浮现在我们眼前的,也并不像她所自以为的那样“无比真诚”,而是将“巴黎”和“艺术梦想”进行了巧妙置换,具有加布里埃尔(《化石森林》女主人公)特质的女性形象。 加布里埃尔的那句台词“有时候我能感觉到好像自己浑身上下都在散发着光芒,而这时我只想到外面去做一些疯狂的不可想象的事”,恐怕也是爱波本人的心声。小说即将结束时,爱波在邻居坎贝尔面前的独白将她白纸般的生活摊开在读者面前,她的生命从未充分展开过,良好的家教,封闭的环境,造就了所谓“第一流”的女性。而浪漫爱情的结果是家庭,人们必须要脱离真正的生活而安定下来。爱波把她的“自我”建立在弗兰克的“自我”之上,一方面,选择什么样的爱人就意味着你是什么样的女人;同时,将“有趣的灵魂”安放在弗兰克身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卸下她寻找自我的重负。换言之,和弗兰克的角色换位,也是换一种方式去寻找自我。

爱波的再次怀孕拯救了弗兰克,他如释重负,但对爱波来说,巴黎的梦想破灭了,也意味着她寻找自我的尝试再次失败。爱波终于意识到,除了“她所认识的人里最有意思的”这一标签,弗兰克和其他人并无不同,他不具备她所认为的“潜质”或“才能”,爱波的痛苦在于她认为一切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连弗兰克也只是一个普通人。这时候她附着在弗兰克身上的“自我”也不存在了。

《革命之路》中还有许多血肉丰满的角色,约翰·吉文斯毫无疑问是其中最重要的,尽管未必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从小说第二章开始,次要人物就逐渐涌上前台,作者随时切换视角,分别讲述他们的生活,但约翰·吉文斯必须是个例外。作者从未进入他的心灵世界,关于他的所有描述都是通过场景描写、人物对话来进行的,或是来自周围人的陈述。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说,疯癫无法言说自身,耶茨并未试图复现疯人的心理活动,像福克纳所做的那样。不仅如此,对于这个人物的出场,耶茨做了充分的铺垫,他的出现和小说中其他人物一样,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毫无突兀之处。他是惠勒夫妇进入革命山庄的房屋中介人的儿子,曾是数学教授,但最近精神出了问题,情绪严重失控,被送入精神病院。吉文斯太太将“高人一等”的惠勒夫妇当做儿子可能的聊天对象,在两次接儿子外出放风时,将约翰带到了惠勒夫妇家。第一次会面非常顺利,那时夫妻两人刚刚决定要去巴黎,他们和约翰·吉文斯之间的对话气氛友好,无比顺畅,从纽约到郊区,吉文斯是惟一能够对他们的“疯狂之举”泰然自若、拊手叫好的人。不仅如此,他还称赞夫妇二人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女人”。第二次见面是在夫妇两人决定放弃去巴黎之后,吉文斯对他们放弃的理由嗤之以鼻,“难道欧洲的女人都不生育”,他甚至提出了一种可能性,也许怀孕一事是弗兰克刻意为之。耶茨并未给出答案,但答案已不重要,真相已被拆穿,弗兰克和爱波赤身露体,再无藏身之处。正是吉文斯的诘责和嘲讽,让爱波的失败显得更加彻底。故事急转直下,爱波趁弗兰克上班之际,进行了残忍的人工流产术,最终因为失血过多丧失了性命。

疯人的名字引人遐想。约翰·吉文斯与小说题词的作者约翰·济慈名字相同,姓氏发音接近。虽然不能机械对应,但《革命之路》主要人物的命名皆有所指,并不是什么秘密。在艾略特的《荒原》给四月判了死刑之后,爱波(四月)既是希望,也预示着死亡;而弗兰克的本意坦率与人物实际上的自欺欺人又构成了鲜明的反讽。耶茨大概是故意制造了悬念,又故意要让我们失望。他所描写的激情,是以一种压抑的、微观的面目出现的,它潜藏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之下,在人们的心底激起涟漪,因为没有释放的途径,这涟漪的激荡只能产生痛苦的小小漩涡。

这当然是一种巧合,也是在《革命之路》正式在美国出版的那一年,1961年5月,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在法国出版,福柯当年以这部著作通过了在巴黎大学进行的博士论文答辩。巴黎正是爱波梦想中能够改变一切的地方,弗兰克在战时曾经流连忘返的自由之都、艺术之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福柯一度将美国当做他的“自由之地”)。耶茨笔下微观的“激情”和寻找自我的征程似乎暗示着,在这个时代,我们只能用禁闭邻人的方式来确认自己的神智健全;或者说,激情曾经以某种方式得到纾解(比如艺术),通过创造力和想象力搭建与理性对话的平台,但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激情只能导致疯狂(且被归为某种精神上的疾患),或是被“正常”遮天蔽日的力量完全掩盖,以至于它根本隐而不现。无论哪一种方式,最终都无法言说自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爱波可以被划入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所属的谱系,然而她甚至没有任何真正的“激情”之举,就直接全面溃败了。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耶茨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好学校》扉页题词中引用了菲茨杰拉德的话“把你的椅子拖到悬崖边,那样我才会讲故事给你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