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谢有顺说：“好作家都有原产地的。每一个人都有故乡，都有一个精神的来源地，一个埋藏记忆的地方。这个地方，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指精神意义或经验意义上的。但凡好的写作，它总有一个精神扎根的地方，根一旦扎得深，开掘出的空间就会很大。”[1]此话不假，哈代有他的威萨克斯小镇，福克纳有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沈从文有其湘西世界，莫言有其高密东北乡，优秀的作家都热衷于“立地生根”，寻找适合自己写作的根据地，同根据地的人们共同生活、互为见证，举行一次次可能惊心动魄也可能十年一日的精神朝拜。宋尾的写作根据地便是重庆一隅，在《完美的七天》中作者带我们见证了一个裹挟着情欲而不失浪漫诗意的磁器口古镇，在此篇《从歌乐山上下来》他又将我们带入了兼具历史感和神秘气息的歌乐山，与磁器口古镇相比，歌乐山因“宋尾”带我们领略的故事而多出几许阴森可怖之气。

近年来，有意扎根的写作者越来越多，但能在根据地中开掘出很大空间并形成自己风格的作家很少。何为风格呢？我想还是谢有顺老师说得有理：“有时，写作就是不断地在回望这个地方，不断地在辨析这些经验。你把这一个地方写实了，写透了，一种有自己风格的写作可能就建立起来了。”[2]将地方写实写透是显性的，把经验写长写深是隐性的，也是更为关键和自然的。宋尾的小说就是要将经验写长写深，他要继续在虚构的世界中追问真实，在现实的生活中寻找真相，或许可以将《从歌乐山上下来》视为《完美的七天》姊妹篇，二者在诸多方面类似，可能这是作者刻意为之：《完美的七天》中，磁器口古镇是一个情欲发生场，充满浪漫的理想色彩，在那里只活着“交合”的两个人就好；《从歌乐山上下来》中歌乐山上的精神病院是心性的修炼所，充满悲欢的神秘色彩，在那里只活着“交谈”的两个人就好。磁器口古镇和歌乐山上精神病院中的人事都以回忆的方式呈现，那是一种象牙塔式的隐喻，无论是磁器口古镇，还是歌乐山上的精神病院都是逃离现实的避难所，在人的漫长一生中确实需要这样的避难所安置下沉重的肉身，等一等自己的灵魂。而从回忆中闪回到现实，给人当头棒喝之感，让人不禁发蒙，“完美的七天”之后是数不尽的烦恼之日，“从歌乐山上下来”又是踏入生活长征的开始。依然是辞去工作的“我”（也叫宋尾）在职业病和好奇本能的推动下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在“侦探”式主线和悬疑的外壳中调查事情的真相、体验生活的百态以及洞察人性的奥秘。这些技术性操作的下面隐藏着一位写作者应有的执著，宋尾在《完美的七天》创作谈中曾讲:“不论在故事里还是现实中，不管对某事或是对于某人，做到投入其中、紧紧拥抱固然不易，但比之更难的是，当学会和习惯拥抱后我们还需懂得告别。没有哪一种告别是容易的。”[3]如果说《完美的七天》讲述的是“如何告别”，那么《从歌乐山上下来》接续告别不易的思索，追问该告别哪一个自己？

小说共分为两部，上部主要以回忆的方式讲述了“我”因生活压力大而产生焦虑情绪和抑郁心理，想找个地方孤僻生活，与人漫无天际地交谈以疏导自己，在同事的建议和申飞花的帮助下住进了歌乐山精神病院里一栋新建宅院式洋楼。在这里“巧遇”了痴迷于鬼神文化的“杨青”， “我”也如了愿，与“杨青”漫无目的地交谈，与其一段时间的相处以及在精神病院里的见闻让我的焦虑情绪和轻度抑郁心理好了很多，与此同时，“杨青”的博学和理性也让我越来越确信他绝不是什么“神经病”，下山前最终还是自制了一把钥匙帮他出逃；下部回到现实，写“我”下山之后的事情，先后重逢“杨青”（已有一个新的身份：新区发改委主任高鸣）、暗地“探寻”高鸣、受高鸣之邀与其再次交谈以及正式“调查”高鸣与其女友杨青的故事，尤其是杨青之死。小说上部中我与“杨青”的交谈相处为下部高鸣与女友杨青之间的故事作了必要的铺垫，构成遥相呼应之势。我将借助高鸣与杨青之间的故事来进一步展开我的思考。高鸣在医院中如此自述他与女友杨青的故事——高鸣是在大学时邂逅杨青的，在遇到她之前，高鸣一直是没有主见、没有选择，受父亲全权安排的人，以至于如杨青所言很“干净”，两人相恋之后，高鸣受杨青的影响慢慢改变，甚至是忤逆父亲的意志坚决随杨青到山村支教以“找回自己”。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支教生活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美好，高鸣与杨青分隔于毗邻的乡镇，两人相见的时间和空间都受到限制，于是问题随之而来：高鸣醉酒与新来的支教女孩误做错事，向杨青坦白，却得到冷漠回应，而后杨青称爱上别人，并且以相同的方式“报复”了他，高鸣气愤之下找杨青理论，情绪激动的杨青拉着高鸣来到山崖边说一起跳崖，起初高鸣哀求杨青从悬崖边下来，后来杨青的一句“我已经不再爱你，我爱上了别人”彻底激怒了高鸣，高鸣恶念上涌，将其推下了悬崖。这是高鸣版本的二人故事，作者完全可以将高鸣的叙述看作是最终谜底，杨青之死的真相大白，读者也会对此深信不疑。然而，作者却有意设置了另一个自己“调查”的版本：杨青的死不是高鸣造成的，可以肯定的是高鸣没有将杨青推下悬崖，更为诡异的是高鸣一直声称栽赃陷害自己的人“零点的鬼”竟然就是高鸣自己本人。两种故事版本之间的断裂使得问题聚焦到了“人格分裂”，高鸣也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但问题不在于简单的精神分裂或人格分裂作为诱因本身，而在于我们该如何思考人格分裂，或者小说中人格分裂的高鸣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回到歌乐山精神病院这个场所的安排，精神病院是消除逻辑、打破常规、对抗常规甚至是反思常规的绝佳场所，在这里一切失常行为都可以被视为正常，“这儿能集中看到我们自己的某种缺陷”，尤其是我们像在精神病院“享受孤独”时，能够遭遇多个自我，这种分裂的自我互相撕扯，争当主角。当高鸣在歌乐山精神病院还是“杨青”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自我挣扎，体内有多种人格：一个是高鸣本人，另一个是假想虚幻出来的杨青，再一个是“零点的鬼”。“我靠一个看不见的太阳活着/在这种透明中，我混淆了生与死的界限。” 杨青毕竟因高鸣而死，高鸣为杨青的耿耿于怀，单方面坚决地认定自己杀了杨青，所以体内“零点的鬼”在为杨青复仇、实施一系列缜密的计划报复高鸣。宋尾高超之处在于他让高鸣杀死了“零点的鬼”，并将其推下了悬崖，这一笔既写出了人格的多重并存分裂状态，无所谓孰主孰次，地位平等，又写出了人格的重合，暗示着高鸣将“零点的鬼”和自己一同推下了悬崖，这处细节安排显示了作者非凡的写作功底。高鸣一直是在为“杨青”而活，他早已混淆生死的界限，用自己的其他人格安排复仇计划，杀死自己，所以复仇结束后，他以另外一种人格存在，尽到应有的责任后再淡然地跳楼自杀。这篇小说也让我想起了日本作家西泽保彦的《人格转移杀人事件》，人格与肉体分离，就像宋尾所说的“身体里的某个按钮，让他们的灵魂与身体产生了冲突”；在西泽保彦笔下似乎杀掉他人，才能取回自己的人格，因此为了夺回自己的人格、保护自己的肉体，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空间内，一场惊心动魄的攻防战不可避免，这是赤裸裸的、血淋淋的生存状态，而宋尾笔下人格与人格之间的博弈，不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博弈，归根结底是自我与自我的激烈厮杀，在这种人性中，我们应该能听到（即使不愿意听到）隐约传来的战斗厮杀声。

《从歌乐山上下来》实际上思考的是如何面对自我，更确切地说是多个自我的问题，多重人格间相互制衡，地位是平等的，多重人格也是那样得真切，显示出生命的纯然状态与人性的复杂面貌。小说的结尾颇具深意：“只是我完全不想再思考了。拐上公路前，天色突然垮了下来，眼前的世界犹如一张灰黑的铺盖，黯淡，静止，但充满了无形的压迫。我快步走在路上，衬衣被汗水完整地濡湿，紧紧吸附在身上。这时一颗雨点在我眼前掉落下来——这是历经数十天的酷热之后我见到的第一颗雨滴。随后，更多雨滴追赶而来。透过湿淋淋的眼睑，我看到它们在这尘世自由地倾泻。”“无数的雨滴”如“自我分裂出的无数人格”，“他们”向我追赶而来，“他们”摆脱了任何束缚，在自由地倾泻，如尼采笔下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张扬的是生命初始的野蛮力量，我没有理由抑制住“他们”，又如《秃头歌女》中人物的交谈最终演变成语音，面对真实的世界，虽有很多话要说但又最终失语。因此面对无数个自我，“我”该告别哪个自我？如何告别？

注释

[1][2]谢有顺：《成为小说家》，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第42页、第43页。

[3]宋尾：《比拥抱更难的是告别》，载于《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6期，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