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总是在小说中不断追问：我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我，我们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我们？探寻这种变化与困惑，我认为绝不可能逃脱对时代的书写，如同咖啡馆绝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真空层。

最近在朋友圈上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有个关键词——苦咖啡文学。巧合的是，最近我的一本小说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走甜》，熟悉粤语方言的人就知道，“走甜”是餐厅里的一个常用词，多数指“咖啡不放糖”。如果置换一下，粤语大致也可以叫“走甜文学”。那篇文章中指出这种文学的风格：“温暖中有一点寒冷，甜美中有一点伤痛”，认为在这种文学中“已经没有任何苦难，也没有任何人生的经历问题，所有的经历都是在咖啡馆中间产生的，痛苦我们可以到咖啡馆去谈，苦难也可以到咖啡馆去谈，即便人生的生生死死也可以在咖啡馆中去谈。当我们的任何的苦难、经历、困境，都可以约上一个朋友到咖啡馆去谈的时候，其实这个苦难、这个人类的境遇的困境已经被我们消解了。它已经不是必须生生死死要在悬崖上跳下去才能喊出的‘啊’的一声”。

按照文章的意思，这一声“啊”的文学，是义勇之士的“啊”，是铁肩担道义时决绝的“啊”，是面对苦难困境时宁为玉碎的“啊”，甚至是“冲啊”的“啊”……总之，这一声“啊”，不是日常生活所见的那些惊喜的、意外的、妥协的、哭不出的浪漫的“啊”，更不是一己之悲欢的隐秘的“啊”。前者宏大，后者微小，前者是力拔山兮之吼，后者是伤心咖啡馆之歌。那篇文章的忧虑在于——这些苦咖啡文学的流行，让“我们看不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生存困境在哪里”。

由这一声“啊”，我联想到前段时间发生在上海的一桩悲剧，17岁男孩因为跟母亲争吵，从高架桥跳下身亡，有媒体报道的标题是“母亲‘啊’的一声，儿子已经跳桥身亡”。这一声“啊”，不是面对国家和民族困境发出的，只是一个母亲的困境，是一个家庭与教育的困境，这个悲剧折射的是日常生活中代际伦理之间的战争，那么，文学要不要写这一声“啊”？

我想，一代人有一代人要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作为较早感知现代化进程的一代人，同时又集中深受时代种种变革的影响者，我们对于个体的书写和探寻，显得尤为复杂，也更为决绝。普遍认为，我们这一代作家偏爱写日常生活，强调主体性的书写，甚至旗帜鲜明地认为世俗生活也有它的精神性和审美性，我们对文学书写宏大命题的这一责任做出了近乎集体性的挑战。但我不认为这是我们的默契，而是时代选择了我们这一代。个体是装载日常生活的最大的容器，从某个角度来说，写日常生活就是写个体在这个时代的生命感、生存感。

最近我因为写“人到中年系列”的小说，把前辈作家谌容1980年发表在《收获》上的中篇《人到中年》找出来看，这小说当时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的反响，小说从集体与个人、家庭与工作之间的矛盾出发，正面揭示中年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及其原因，反映改革开放之初存在的现实忧虑与问题。近四十年过去，当我踩在人到中年的阶梯上，再去读这篇《人到中年》，我最大的感想是，谌容们的中年已经不能代表我们现在的中年了。也许，我们还会面临陆文婷那种家庭事业的沉重和艰辛，面临时代赋予的重任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些巨大的问题已经不会成为我们小说里主要处理的事务，我们更多的责任是处理身处这个时代中人的精神事务。中年，在我们这代人的写作中，不是简单的上有老下有小，不是生存与责任的拉扯，而是更为复杂的况味，更多地指向一种生存样态、心态、姿态，是一些难以说清道明的生命感。《走甜》里苏珊的那一声“啊”，只是一个表情，对准自己的内心，企图坦诚地呈现一步步走向时间深渊的生命体会。

在小说里，主体时常化身为一个疏离、冷静的旁观者，在面对一些与己无关的外部变化或者冲突的时候，会对自己形成一根反射弧。这些发生和可能发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和别人身上的突如其来的际遇，就算一个自以为用理性将自己管理得妥妥的人，也会引发出生命感。这是人的复杂的生命反射弧在起作用，这种感叹，古往今来，都被文学书写着。

我写过一篇《暖死亡》，主人公是个暴食症胖子，他总是在一点点慢慢地咀嚼、吞食食物，他夸张地展示着现代都市人矛盾的心理状态——既求安，又怕安，既需要俗世，又想要挣脱俗世。正如马歇尔·伯曼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本书里说到的：“他们全都被一种变化的意愿——改变他们自身和他们所处世界的意愿——和一种对迷失方向与分崩离析的恐惧、对生活崩溃的恐惧所驱动。”就是这种矛盾、焦虑导致了他的暴食症。这个胖子所探寻的现代社会中个体存在感的问题，最终仅仅化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困惑——死后火化的炉道能否装下自己硕大的身体？这当然是一种写作上的夸张，是以暴食症的形态呈现现代人精神慵懒的病态。现代化、高科技，说不定我们将来只需插上电源就无事可干了，我们日渐感到满足、和平，直至平庸，正是这些平庸让我们失去了感受力，患上精神慵懒症，这种慵懒会一点点地导致精神在温暖中死去。这仅仅是呈现一个胖子的内心世界吗？在我们改变世界的同时世界也改变了我们。因此，我总是在小说中不断追问：我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我，我们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我们？探寻这种变化与困惑，我认为绝不可能逃脱对时代的书写，如同咖啡馆绝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真空层。

我觉得好的作品，不是我们常说的反映了时代变迁，而是在于作品反映了时代变迁下的人的命运，这个命运包括，时代的命运（也就是外部命运）对人的命运（也就是内部命运）的影响，外部命运和内部命运有着匀称的节奏、呼吸，形成小说的多重复调。

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可能会耗尽一生去为自己乃至自己的下一代构建丰赡、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现代人的病症却日益深重、愈发无解——物质繁华，内心荒芜的生命感已经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层级的感受，它已经蔓延到了整个时代人的内心。文学除了喊出那声跳下悬崖时的“啊”之外，是不是也应该喊出那一声无关生死但却无解难缠的，甚至是沉默于心底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