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天窗》剧本的起始处，英国编剧大卫·黑尔引用诗人叶芝《内战时期的沉思》中的诗句作为题记，“我们曾用幻想喂养这颗心，却因这种食物而变得残忍”，如果加上他没有摘录的下一句诗，“更多的实质存在于我们的仇恨中,而不是我们的爱里”，那便是这部戏传递给观众的情绪。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两位主角倾诉爱意、争论观点、互相揭短、试探过去，在一次又一次的针锋相对中，揭开两颗受伤的心。

《天窗》从一对相爱的男女因所持有的价值观冲突而对立，来折射社会的现实与现状。故事发生在一个寒风瑟瑟的伦敦的夜晚，事业有成的中年男子汤姆敲响了旧情人——年轻的中学老师凯拉的家门。当年，汤姆的妻子爱丽丝发现了汤姆和凯拉的婚外恋，于是凯拉离开了汤姆，两人再无往来。一年前爱丽丝去世，如今汤姆试图与凯拉旧情复燃，却在相互的试探中发现，纵然他们对彼此怀着同样的渴望，但两人早已处在两个对立的世界，价值观的冲突成为他们难以弥合的矛盾。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中文版《天窗》，删减了一些太过于需要对英国文化背景知识有所理解的台词。相比英国2014版的现实主义特质，法国女导演克劳迪娅·斯达文斯凯执导的这一中文版，更着力于挖掘两位主人公之间的亲密关系，而这也是《天窗》剧本的最大特色，在微观人物的亲密关系，与宏观社会符号价值观之间，《天窗》很好地掌握着两者之间微妙的平衡。

黑尔的创作初衷是有感于“撒切尔时代”英国社会遗留的重视经济、轻视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的后遗症。2014年复排时又恰逢英国执政党推行了相似的政策。他说：“我当时写作的原因是，我们刚刚经历的15年内，政府鼓励创业，认为只有企业家才是重要的，那些在公共机构工作的人，比如老师、医生、护士，都不重要，因为他们不创造什么价值。那15年，政府一直都是那么做的。现在，我们又有了4年的政府推行同样的政策。”

横跨欧亚大陆，对当下的中国人来说，《天窗》所讨论的议题令我们感同身受。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经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面临着“万般皆下品，惟有金钱高”的价值观冲击，我们期待着找到一条出路，打开一扇“天窗”。

在写《天窗》之前，大卫·黑尔以大场面、大格局的史诗作品闻名，他的剧本议题大多围绕英国社会和历史的方方面面。《天窗》是他首次尝试的室内剧，首次尝试极少的人物和人物关系。本剧只有三个人物，汤姆的儿子爱德华只在首场和末场出现，中心人物只有汤姆和凯拉。在人物设定和塑造上，他也更倾向于展示人物符号化的特质。汤姆是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中成功的白人精英男性，白手起家，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企业家（跨越了社会阶层）。凯拉则是中等收入家庭出生的年轻白人女性，父亲是律师，本人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他们分别是年长的、有男子气的保守派男性形象与年轻、温和的左派女性形象。在这样的两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理想”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男女构成，甚至是对人物特质社会图解式的归类。

但就是这样迎合的“刻板印象”，却达到了戏剧化的批判现实主义力度。凯拉不快乐，她追寻自由、离开了汤姆给予的优渥的物质生活，甘愿去贫民窟的公立学校当数学老师，这让她亲身感受到社会对公共教育事业的关注和投入是不足的。汤姆也不快乐，婚外情让他生活在道德感带来的愧疚中，面对事业版图的拓展，他又不得不接受资本的摆布，作为从最底层奋斗出来的实业家，他对资本扩张的感情是复杂的。——他们本应是社会中的“优质范本”，但他们都成为了不快乐的人，这才更让人心碎。剧本中并没有太多外部动作和强烈的情节冲突，几乎都是汤姆和凯拉的对话，而其精彩之处就在于通过对话来带出人物的亲密关系的变化、交待价值观对立所造成的矛盾冲突，这些几乎只靠内在的戏剧性来进行推动。汤姆和凯拉在说服不了对方时，就用言语去揭穿对方生存假象，最后一次次加深彼此不快乐的伤痕。

最后，《天窗》还是用食物留下了一丝暖意。尾声处，汤姆之子爱德华回到了凯拉的寓所，带来了她心心念念的丰盛早餐——这是如今过着艰辛生活的凯拉，对过去物质宽裕生活的美好凝结成的惦记。在这个下雪的寒冷清晨，爱德华带去的温暖又将如何打动凯拉呢？故事到这里悄然收场，没有交代。但是这一刻，这一抹心酸的温暖确实打动了看戏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