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创作出一批又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文艺作品，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经典艺术形象。”“希望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认真履行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的职能，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优秀作品。”这一重要论断和精辟阐释既是对我国文艺事业发展成就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创作优秀作品的殷切期待。的确，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大作家艺术家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推动了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整个文艺事业呈现劲健兴盛的发展态势，涌现出一大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文艺作品，成为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重要载体，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但客观审视我国文学演进历程，审慎打量文学创作实绩，不难发现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且形神兼备、意境深远的经典文学作品还是比较稀缺，难以满足当下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就要求广大作家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进一步增强“四力”，俯下身去、静下心来，努力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经典文学作品。

文化生产基本原理表明，文学创作有其特殊规律和固有法度，这决定了衡量经典作品的标准很难统一和固化，但至少有一点不容否定：只有经得住时光淘洗和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才能成为真正的文学经典，正如美国“耶鲁学派”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所说：“不能让读者重读的文学作品无论如何算不上经典”。中外文学史上每一部经典作品，都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传世之作、千古名篇，都有着典型的人物形象、缜密的行文结构和不可替代的叙述逻辑以及新异的精神探索，一部呈具生命力的经典文学作品，在于不同时代的论者和读者，仍旧有兴致对其进行深入阐释、依然有兴趣对其进行反复阅读。而从美学角度来裁断和厘定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经典作品既塑造了形神毕肖的人物，又积淀了丰富深邃的思想，还彰显出独特卓异的美学风格，臻于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契合与有机统一的境界。进入21世纪以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不断侵袭和反复冲击下，很多作家丢失了文学创作的初心和使命，弃绝了对经典创作的敬畏感和担当感，价值迷失和心态浮躁导致文学创作风光不再、前景堪忧。尽管近年来我国文坛涌现出一批包括获得茅盾文学奖在内的《尘埃落定》《长恨歌》《历史的天空》《暗算》《秦腔》《额尔古纳河右岸》《黄雀记》《江南三部曲》《繁花》《你在高原》《推拿》等优秀长篇小说，但令人忧戚沮丧且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是，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的兴盛时代似乎正在凄楚地走向衰落，与之相伴，葆有经典属性的文学作品越来越显得凤毛麟角，包括上述获奖作品在内的诸多长篇小说，很多并未进入当下多数国人的阅读视野，难以成为被时下读者接受且流布广泛的传世精品。鉴于文学创作现状堪忧前景黯淡，21世纪初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人员也处于比较难堪和尴尬的境地。仅以占据文学创作结构主体地位的叙事性文学作品为例，由于近年来很多小说创作涉猎题材同质化、跨越时空叠加化、状绘社会心理浅薄化、运用表现手法粗糙化，以致于我国文学理论界无法从审美角度尤其是从叙事学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和评判，许多文学评论家不得不借用文化、道德、启蒙、批判、民主、科学、权利、反抗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语汇和范式加以诠释和言说，将文艺理论这个原本规范而严肃的学科身份改造得十分模糊和可疑，也就是说文艺理论界所关注和谈论的道德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和价值问题，都无法以具体细微的“文学形式”加以切进和介入，而往往只能僭越体系不顾逻辑地直奔主题，这显然是跨界越位地闯入了文化史范畴和思想史界域。

在加速度与世界文化接轨融合、高频率向国外传播输送中国文化的当下，我们可以坦率地直言：在当代世界文学坐标系里，除了少数中国作家的作品外，21世纪中国文学其经典作品还比较匮乏。尽管文学发展史表明，100年没有经典作品绝非怪事；尽管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就曾说过：“中国从18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文学饶有兴致的国人只能阅读传统经典作品。今日中国文学界之所以陷入低俗、芜杂和迷乱的局面，与当代作家缺少精品意识乃至经典观念密不可分，而造成缺少小说精品意识乃至经典观念的状况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当代中国文学创作自身价值取向出现了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精神危机、价值迷失在当代文学中的表现。经典文学作品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审美传统和道德理想在一位伟大作家创作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和集中反映，一位作家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在断裂的过去和将来之间，依靠自己的社会判断力、历史洞察力和精神表达力，创作出展示社会风貌、修补文化裂痕、增强读者价值认知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还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抑或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些经典作品不仅充分体现了人性的本质诉求，而且表现了人类共同的感情、心理和愿望，从而成为被中外读者争相传阅的旷世经典。

美国作家爱默生说过：“只有传世之作才值得继续流传下去”，而传世之作是创作主体心血与智慧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典文学作品是被历史地文化地建构起来的。近年来我国当代作家们推出了《考工记》《重新生活》《天黑得很慢》《云中记》《牵风记》《候鸟的勇敢》《黄冈秘卷》《幸存者》《风声（2018版）》《山本》《主角》《人世间》《修改过程》《穹庐》《北归记》《太阳升起》《刻骨铭心》《天上有太阳》等一批文质俱佳的虚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在变动弗居、缤纷多彩的现实社会生活中，通过题材深度开掘与表现方式综合运用展现出日益丰富的时代样貌，彰显出当代作家认识时代与解读时代的能力有所提升，无论是艺术表现还是内容架构，都呈现了不同的文学特质，尤其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立体刻画，状摹出人民与时代的精神风貌，勾勒出在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中人物的命运沉浮，在一定程度上掘发出人类精神世界深处的幽暗与光芒。但从人类精神层面与艺术自觉高度来衡量，这些文学作品距离“代表某一个文学时期最高成就，并且是其他作品竞相仿效的对象、依据和奋斗目标”的经典作品还有距离。但也许正是由于经典作品是一个时代的文学证明和文明符号，是文学创作的引擎与标杆，所以，现实中一些学者和读者对经典作品依然怀揣着莫大期许和种种幻想。事实上，在西方后当代文学主流语境中，所有传统经典都被视作一种话语权力，成为被理论界所解构所颠覆的对象。从表面上看，这颇像20世纪初中国文学界、思想界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一概加以否定和摒弃，但本质上二者有着天壤之别。五四新文化运动将中国几千年来所磨砺出来的“经典”，顷刻间瓦解损毁得体无完肤，但五四的先驱们反传统的主要目的，在于反“吃人的历史”“吃人的礼教”，意欲将没有人之地位的“沙聚之邦”变成“人国”（鲁迅语），就在他们高擎并舞动着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时，西方反传统的非理性思潮也风起云涌，呈狂飙突进之势。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西方人对传统文学经典的破坏更是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人的主体就是一种假象，创作主体一旦死亡，文学作品即失去确定的意义，读者阅读文学文本无非是创造出无限多的、没有同一客观标准的各种意义来，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解构思潮对我国文学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我们所面对的已经不是有没有经典、要不要经典的问题，而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消亡与否的问题。看清当代部分作家人格力量的萎缩和文化信念的流失，也就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缺少经典作品的内在因由。面对当下涵育经典作品机制缺失这一不利局面，笔者认为，文联、作协等有关方面应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注重引导当代作家树立正确价值取向，着力维护市场经济中“文学场”的生成功能，对作家进行正向引导与及时推介，努力培植经典文学作品繁育的人文环境和社会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