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果把1979年4月《花城》创刊号刊登的曾敏之先生《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以及同在这一年，祖国大陆9家文学刊物：北京的《当代》（第1、2期）、《十月》（第3期），上海的《上海文学》（第3期、第4期）、《收获》（第5期、第6期），湖北的《长江》（第2期），安徽的《清明》（第2期）、《安徽文学》（第11期），吉林的《新苑》（第3期），广东的《作品》（第9期），率先向大陆读者介绍了5位台湾及台湾旅美作家的16篇作品，作为祖国大陆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起歩，那么迄今，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走过了40年历程。

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兴起，它是为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变革所催生和推动，也是改革开放40年在文学学科研究上的一个重要收获。

40年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在两个方面的意义深长，值得我们重视：

其一，带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史书写的结构性变化。当我们开始进入台港澳文学的研究之后，台港澳文学迥异于祖国大陆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存在形态，让我们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并非只有祖国大陆一种发展模式和表现形态，还有同样属于祖国领土一翼而处于特殊状态下的台湾、香港、澳门不尽相同于祖国大陆文学的存在。我们此前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史的书写，基本上只是对祖国大陆文学发展的历史描述和经验总结，这对于包括台港澳文学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整体，当然是不完全的。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和艺术经验，包括经典作家和经典著作，不能缺失共同源于中华文化和中国历史大背景下的台湾、香港、澳门部分，这是越来越为学界认同的一个共识。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把处于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发展的祖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文学，融入在一个以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为大背景的共同文学发展脉胳或框架中来予以论述，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此前研究者的大致做法是，在传统的大陆现当代文学的论述之后，增加一章或数章来分别论述台湾、香港、澳门文学。但这种“纳入式”的增加只是一个临时措施，难以体现中国文学进入20世纪以后在不同历史社会背景下秉承共同文化的不同进程和发展，以及不同历史经验的互相丰富。我们需要有一个能够涵纳20世纪全部中国文学发展的新的概括高度和叙述框架，这就必然带来固有的现当代文学史书写方式的结构性变化。

其二，推动了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新学科的建设。当我们最初把台湾旅外作家例如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等放在台湾文学中论述时，无论称它为“台湾留学生文学”还是“台湾旅外作家文学”，却不安地感到，已经获得了移居国国籍身份的台湾旅外作家，其与台湾作家的身份已经不同，放在一起作为同一类型作家讨论，显然不妥。这个问题对于香港、澳门的旅外作家，也同样存在，于是有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称谓。但“台港澳”是中国文学，“海外华文文学”除了尚未获得移居国身份的华侨外，应当归属移居国文学中的少数族裔文学，二者在国籍身份认同上有着根本的不同，用一个“暨”字将他们并联在一起，显然有些勉强。而且“海外”相对于“海内”，是一种带有地域性的视野，并非准确的科学命名。于是有了1993年庐山第六届研讨会上“世界华文文学”的重新命名。但在此后的研究实践中，这一命名仍然充满歧解和争议。其一是世界华文文学包不包括中国大陆的华文创作，还是专指中国大陆以外包括“台港澳”和“海外”的华文创作？由此便有了广义的华文文学和狭义的华文文学之分，前者认为应当包括中国大陆的华文创作，这是世界华文创作最为庞大的中国本土的创作群体，包括近来以利于和世界不同语种文学的比较和对话；后者从目前的研究实践出发，认为大陆的华文文学不仅创作数量庞大，且已形成了一个包括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完整系统的研究体系，而“台港澳”暨“海外”是在不同程度地迥异于大陆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下产生的华文创作，目前的研究尚待深入，单独列出来有利于对这一领域学术特殊性的认识和相关理论建设的加强。因此就目前情况，“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狭义概念，仍普遍为学者所用。但为使论述对象更明确，我主张把台港澳文学放在中国文学的大脉络中来讨论，而“海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创作，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狭义概念，更适合目前学界研究的实际。尽管有人提出“海外”这一概念的不确定性，中国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为“海外”，而站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场，中国是他们的“海外”。但这样不就更凸显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中国立场、中国视野和中国流派？

对这一概念的另一争议是，应该叫“华文文学”还是“华人文学”？提出这一质疑的学者基于一个事实，当第一代的海外移民逐渐融入移居国的社会和文化，特别他们的后裔，认同了移居国的身份，逐渐使用移居国语言进行创作将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但国籍身份的改变并不等同于族裔身份、文化身份的改变，作为移居国的华裔族群仍然保持着来自母国的族裔文化，包括他们的非华文创作，仍然充分运用来自父祖之邦的文化资源，表现出对于族裔文化的坚守。这从汤婷婷等一批华人后裔的非华文创作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尽管其中可能会有些“文化误读”，但“误读”也是文化坚守中的一种交杂现象。这是已被历史证明并还将证明下去的客观事实。因此主张用“世界华人文学”这一称谓的学者，认为这将有利于把华人及其后裔的非华文创作也包括进来。虽然这一争议同样没有结论，华文文学包含着一部分华裔作家的非华文写作，仍约定俗成地成为经常使用的概念。

在这场论争中，有学者提出，利用汉字的多义性，以“世华文学”来整合两个概念：世华的“华”字，既代表华文也代表华人。不过无论称谓如何，重要的是对命名内涵的介定。我以为这个概念应该包含三个层次：一、外在的语言形态——华文；二、内在的文化精神——中华文化或吸收了移居国在地文化的华族文化；三、创作主体的族性归属——华族。这三个层次实际上存在一种逻辑关系和互文关系，既包括了语言形态的华文，也包括了作品内涵的文化精神，更强调了创作主体的华族。称之“世界华文文学”，有利于阐明华文应用的世界性，因为这一概念也包括了非华族的华文创作，相对却忽略了华文文学创作主体的族属性，而我觉得创作主体的族属身份是个关键。即使以“华文文学”名之，也不能忽略“华人”这一身份，因为语言和文化都融入在“人”这一创作主体之中。华人的华文创作和非华人的华文创作，在文化的呈现和解读上，有很大的不同。何况非华人的华文创作数量本就不多，在庞大的华文文学体系中，当属于非主流部分。对它们的评说，更多应该属于创作者本国文学的外国语创作，除非创作者已经认同了中国的国籍身份和文化身份。

命名的迟疑不定，两个甚至多个概念的同时并用，说明这一学科还不成熟，留有许多理论空白尚待深入的青葱状态。

在华文文学研究中另一个有待澄清的看法是，把海外华文文学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部分。这种提法在研究初期已经出现，但至今仍时有所闻或在论文中时有所见，便不可忽视。100多年来中国海外移民的身份已有许多変化，由华侨而华人而华裔而华族。特别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取消了双重国籍，移居海外并取得了所在国国籍的中华子民，其身份已不再是中国人，而成为所在国的公民。将他们的华文创作放在与中国文学的比较和对话中进行讨论是可以的，但将他们的创作再视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不仅不妥，还可能引起某些不必要的政治纠葛（此类事情曾经发生过)。这种说法较多出现在新移民文学的讨论中。确实，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十分活跃的新移民文学，其作者虽移居海外并大多取得了移居国的国籍身份，但其文化认同并未改变。他们最初的文化养成是在母国获得的，其跨越两地的人生经历使其创作题材往往是从海外回眸母国的社会人生，是一种双重经验的跨域写作；由于海外的华文阅读市场相对狭窄，其大多数作品都寻求回到母国（大陆、台湾、香港）发表和出版，主要的读者群也在母国。他们的作品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并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影响并不奇怪。但能否因此就将其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分支”而被写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呢？文学史是一种区域性的国别叙述，创作主体的国籍身份是介定的首要标准。今天许多所谓的“新”移民，不少已有了三四十年甚至更长的移居历史，许多也都取得了移居国的公民身份，宣誓效忠于移居国，严格地说他们是移居国的华裔文学；他们是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部分，但不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是必须分清的。新移民文学如此，其他有着更漫长移居历史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华裔文学，更是如此。

造成这一错解有一个历史背景。直到今天，在教育部的学科分类中，并没有“华文文学”这一学科，许多大学普遍将它放在二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之下，或将它划归于文艺学之下。这是一种并不恰当的学科分类，目前照此执行，并不等于它就是正确的。早期从事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许多也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转过来的，他们带来中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经验，也带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习惯性思维和相似性的论题与方法，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华文文学研究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依附。走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依附性，确立华文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特殊价值存在，已成为华文文学研究建构自己理论和突破当下研究瓶颈的关键之一。

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有待于我们解决。但我以为有两个方面的工作特別重要：

一、确立华文文学（或称华人文学，下同）研究的学科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华文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有文学研究的许多共同性问题需要讨论。但华文文学之所以是华文文学，是因为它作为研究“对象”自身的特殊性，有一系列伴随华人移民历史和生存实践而来的学术命题需要面对。正是这些特殊命题，构成了华文文学学科的特殊性质和价值存在，为其他文学研究所不可替代。粗略梳理一下，这些问题诸如：关于华侨、华人、华裔、华族等概念的形成和差异及其对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影响；关于从中国“移民”到移居地“公民”的身份转变；关于身份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关于华人的跨国离散生存和中华文化全球性的网状散存结构；关于落叶归根、落地生根和灵根自植的华人生存方式的多元选择和变化；关于华人如何文学和文学如何华人；关于华人的世界性生存体验和母国人生回眸；关于华人移民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关于作为华人文化政治行为的华文文学与华人族群建构；关于华文文学与“华人性”的文化表征；关于华文文学的文本价值、历史价值、政治价值和审美价值。这些产生于华人世界性移居历史进程中的问题，既是华人学研究的命题，也是华文文学创作和批评必须面对的问题，其独特性是其他文学所不可替代的。正是在对这些问题深入探讨的学术基础上，才存在建立华文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可能。

二、建设华文文学研究具有自洽性的理论、方法和诠释体系。这里所说的“自洽性”，指的不仅是理论的完整性、系统性，更重要的是指这一理论与作为理论“对象”的华文文学自身的相洽性；亦即华文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是从华文文学自身的创作实践提升起来，用以诠释自身创作现象和问题，并对相关其他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2004年我和刘小新在联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出“华人文化诗学”的概念，企望以此作为探索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种理论范式和批评实践。华文文学的特殊性使我们意识到，从形式诗学批评走向文化诗学的批评，是内在于华人历史变迁和华文文学发生、发展进程中的必然。“华人文化诗学”的概念核心，是突出华文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的华人主体性地位。华人既是华文文学的创作主体，又是这一文学被描绘的主要客体，还是这一文学传播的重要受体。华人散居世界的历史波折、身份变移、文化迁易、生存吁求、族群建构、多元共存的冲突与融合，等等，共同构成了华文文学的主要内涵，也成为华文文学研究必然的题中之义。这就意味着华文文学批评的重心将出现两个转移，一是从重视中华文化和中国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向突出华文文学中的华人主体性的转移，二是从以中国视域为主导的批评范式向以华人为中心的“共同诗学”与“地方知识”双重视域整合的转移。两个转移都聚焦于华文文学创作和研究如何突显“华人性”的问题。“华人性”既是对华人主体性的强调，同时又是对华文文学如何区别于其他族裔文学的文化性征的表现。华人的世界性生存，使其与黑人族裔和犹太族裔共同成为全球三个最大的散居族裔。战后半个多世纪相继兴起的黑人学、犹太人学、华人学，都以强烈的族性文化，为自己在这个多元和多极的世界定位。在讨论美国非裔黑人文学和犹太裔文学的诸多著作中，“黑人性”和“犹太性”，成为人们辨识他们文化行为和文学书写的重要特征，把对他们的行为和书写提升到文化诗学的境界。同样，“华人性”作为华人表现文化的一种族属性表征，一方面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漫长历史的文化积淀之中，是溶解在民族共同生活、共同语言、信仰、习俗与行为习惯中的共同文化心理、文化性格、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华人性”又是由华人离散的独特命运和生存现实所酿造。华人的离散与聚合，导致中华文化的世界性“散存结构”。分布于异邦文化夹缝中的华人文化，必须通过对自己族性文化的建构和播散，表现出强烈鲜明的“华人性”，才能在异邦文化夹缝中建构自我，并以独特的族裔文化，参与到所居国多元文化的共建之中。

华人在从原乡到异邦的身份变移和文化迁易中形成的文化心理、性格和精神，以及表现文化和行为方式的特殊性体现，成为区隔不同族裔之间族属性特征的标志。反映在文学书写上，是对华人生命历程和精神历程一系列特殊命题的表达。除前文曾经提及的一些问题，还有诸如：华人对文化原乡和异邦生存的想象；华文文学现代化建构中的中华性、本土性和世界性的关系；华人原乡文化传统与文化资源的继承、借用和转化；华人文学母题中的漂泊/寻根与中华文学游子/乡愁母题的联系和变异；华文文学意象系统与华人族群生存的文化地理诗学的关系。这些特殊命题所呈现的“华人性”特征，为“华人文化诗学”拓展了广阔的创作和批评空间。对这些问题的诠释，不是单纯的审美分析所能够完成的，必须打通文本内外，将文本分析放在具体历史语境的权力话语结构之中，即通过文化诗学的路径，才能扺达这些特殊问题诠释的深层。

“华人性”是内在于华人历史迁移的生存实践之中。它以中华文化为底色，却又融摄着世界多元文化而呈现为华人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因此，“华人文化诗学”强调“共同诗学”、“地方知识”以及“个人经验”的整合，既重视研究华文文学作为文学的共同诗学规律，从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及其后裔的文学创作中抽象出海外华文文学共同的美学和普遍的特征，又关注不同地域、国别，不同阶层、性别和个体的文化差异，即华文文学在不同生存境遇和历史文化空间中所形成的特殊性。在“华人文化诗学”的视域中，“华人性”是一个普遍与特殊统一的概念，既是结构性的，也是建构性的。一方面“华人性”包含了普遍的“中华性”，也蕴含着“本土性”、“个人性”等具体的特殊内涵。另一方面，“华人性”又是不断建构的历史范畴。对“华人性”的认识与阐释，必须返回到华人海外生存的具体性之中，返回到华文文学所置身其中的文化政治场域之中。这正是“华人文化诗学”的诠释路径。

华文文学的理论建设是多元的。中国古代文论、现代文论、西方文论等等都可能被吸收用来诠释华文文学的诸多问题。但理论和理论对象的相洽，是我们追寻的目标。“华人文化诗学”只是我们对于华文文学理论自洽性的一种认为可行的理论策略和批评尝试。对于华文文学的理论建设，是个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华文文学研究期待走出瓶颈，更上层楼，理论是不可缺少的一级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