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西行记》延续了周涛从诗歌到散文发展脉络的内在逻辑，在如实呈现时代面貌的基础上，勾勒时代逻辑的荒谬性与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追索历史原点的深层线索，以重写伤痕文学的方式体现出极大的书写勇气。同时周涛紧密地将时代与城市书写进行编织，赋予城市强烈的时空特质，令城市真实可触。城市中的各民族亲切热情，对极端年代的描摹充满生活气息，也为城市增色，时空之下的个体成长，也因此具有了更厚重的意义。总之这是一部带有鲜明个人特色的关于时代与城市的作品。

关键词：周涛 《西行记》 城市文学

 

作为最早经历经典化、甚至严苛一些说是唯一完成经典化的新疆作家，周涛已经在诗歌和散文两个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相关的代表作贯穿整个1980年代，不断向文坛抛掷着各种惊喜。进入1990年代，尤其是《游牧长城》《兀立荒原》之后，周涛作品从活跃的文学现场进入文学史范畴，更多是对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价值评估和历史定位，不再作为“热点”出现。事实上，这两部作品的影响力尚不如《中华散文珍藏本·周涛卷》，尤其是《游牧长城》的重要意义没有被充分挖掘。与周涛研究的转向及整个时代变迁都不无关系，加上作家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精力从文化大散文迁徙到各种选本、选集、文集的编订，造成跟踪批评的弱化。如果从周涛的创作脉络来看，从格律体诗歌、半格律体诗歌到自由体诗歌，散文节奏的不断增加是其诗歌探索的主要动力，一定程度上回归古典的后期诗歌的出现，与大散文的尝试同步发生，基于强化叙述性的“大诗结构”转化为了叙述性更具空间的大散文1。2018年末推出长篇小说新作《西行记》，正是在这一艺术线索上的发展结果，拥有更多叙述性、虚构性以及叙事技巧的小说，承接周涛之前的丰厚经验，进一步开拓言说空间，必定会有值得关注的亮点。

一 新颖和果敢的时代再叙述

《西行记》的故事时间在1972—1979年（部分插叙涉及更早的1971年），其中内含三个阶段，即1972—1976年的“文革”后半期，之后是1976—1978年的“前三年”时期，最后是1978年12月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启的改革开放时代。1972年周涛结束在伊犁的“再教育”被分配到喀什，直至1979年调回乌鲁木齐进入军区创作组，1970年代几乎都是在喀什度过的，同时选取这一时段也是讲述一段完整故事的需求。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和突发事变后，许多人的情绪已经厌倦，如何将一个静默甚至死寂的年代故事讲述得引人入胜，自然是一个难题，但很明显周涛对这个难题毫不在意。

小说很多细节都颇具时代感，这是进行时代书写的基础。姬书藤想给王镰和柳司理送佛像，从庄元兴下属小苏处得知，佛像几乎都被融化重铸了弹壳；姬书藤的短篇小说被《新疆文学》录用，需要乘飞机去乌鲁木齐参加改稿会，机组人员都是空军装扮，甚至还有乘客和乘务员不适呕吐；姬书藤将醉酒的阿不都克里木送到家里又被邀请继续喝，并谈论着民族关系，认为“美帝”“苏修”造成外部世界不安定，各民族更要团结。周涛一边构造着真实可信的背景，一边用他自己的方式讲述着时代故事。1970年代的知青文学多会塑造一些“英雄典型”，为了公社财产奋不顾身，甚至毫无顾虑地献出生命，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影响。新世纪初王松创作的《双驴记》《事迹》等“后知青小说”曾引起争论，出现了冷眼看待狂热力争成为英雄人物的知青主角，《西行记》更进一步，不但自己冷静清醒地厌恶着时代的荒谬，周围的人也很少狂热分子。姬书藤眼看着马车夫错误驱赶辕马，导致车毁马亡，令马车夫痛苦不堪。整个过程固然短暂，但主角从没有一丝想要力挽狂澜的念头，这首先是基于对局面失控和个人能力的理性判断，也不能不说是保全自身的人性真实。所以从精神脉络上，周涛和作为“小资”源头的1970年代地下小说有着深层的关联，他自己在书中也这么说：“姬书藤属于缺点和优点都比较明显的那类，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在他身上都像烙印或者族徽似的成为标志，因而一定程度的自恋必定是难以避免的，他孤芳自赏有时也顾影自怜，对人挑剔渴求，对自己任性放纵，但他随和，并不强求一致。”2当然这种自由的个人主义是根植于当时的政治教育之上的，因此姬书藤才会“自恋”却不琐碎，关注的仍是社会、政治和历史这种大范畴。作为诗歌创作“前史”的《西行记》，解释了其英雄情结心理，在伽师遇到了全国摔跤冠军玛里柯，回忆起在南门体育馆摆擂台，连败多人，颇有古时江湖武士之风，是彻底的“在人间”的英雄，而不是经过特定目的包装出的“典型”。也就是说，英雄事迹并不必然产生敬意，只有身份和思想处在自主状态，才是他眼中的英雄。即使是被姬书藤嘲讽为“机关油子”“政治动物”的同龄人上级成志敏，也不是愚蠢的一腔热血，而是用精密的经验和算法计较成败利弊。姬书藤与屈铭的顺畅交流中，后者赞赏前者的写作时也告诫不可有“小文人心态”：“不要崇拜什么人，可以敬佩，可以学习，不要崇拜，五体投地。崇拜使人变小。”无论1970年代的这次谈话是不是新边塞诗的美学思想源头，确实与周涛后来的宣言气息相通：立誓不做“前人脚下香客”，而要自信于“伟大前辈当之无愧的伟大后人”3。

周涛的早熟与个人经历关系密切，他的父亲先后在华北军政大学、自治区党校任职，政治运动开始后没有参加任何组织，还是被无缘无故开除党籍、下放农村，令作家愤懑不平。同时，因为父亲的党籍问题，也影响到了子女们的命运，周涛高中、大学未受牵连，但提干却遭遇阻碍，这也是日后从文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样令人无奈的是被毫无缘由地分配到了周涛并不喜欢的南疆喀什，贯穿了整个1970年代的负面情绪成为《西行记》主基调。由于家庭和个人的一系列非理性、非逻辑的变故，令青年姬书藤看破了时代的荒谬感。在作家笔下，时代叙述充满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戏谑。“人间英雄”摔跤冠军玛里柯被县体委主任随意支使；北大地球物理系学生在公社端茶倒水；青岛海洋大学学生被分办绞尽脑汁分配到一处带“湖”的地方，却是与戈壁沙漠毗邻的岳普湖；姬书藤和地委书记疲于奔命于普及“大寨”，却不理解自己和大寨有什么关系，作为红军时期老干部的地委副书记面对大寨郭凤莲却紧张到不知所措。叙述者毫不讳言，当时整个国家就是一座疯人院。甚至独处之时会产生一双眼睛在头顶见识他的幻觉，让他的举止和思想完全暴露、无法隐藏，更无法获得真相。这种叙述因为有《1984》的感觉，又因为产生出了被迫害幻想而带着《狂人日记》的影子。更有趣的是，面对这种压抑、憋闷、使人焦虑的社会气氛，作者不断使用笑的技巧。或许带有这些年散文中不断透露出的洒脱、达观，《西行记》虽然力图呈现时代的悖谬，却始终是在用欢快的语调推进叙事。这些笑一部分使用辛辣的嘲讽暴露、批判时代的荒谬，还有一部分单纯是身边人生活中的趣事，单纯青春的快乐。并且这些笑并不全是叙述者居高临下的洞若观火，也有不同人的自嘲与自我滑稽化，普遍的超然或许不免让人疑心这是作家浪漫主义抒情主人公的内宇宙泛化，但造成的阅读效果是有效的，即很多人都是在机械地配合着时代的荒谬，内心早已疏离，更显出特殊时代的滑稽。并且周涛明确无误地将这种时代感和社会氛围同“青春岁月”绑缚在一起，较之年轻一代曾经的“残酷青春”更有一种超脱的笑的境界。

《西行记》中对传统模式中处在对立面的人物的刻画也引起了一些观察者的注意。《西行记》超越了伤痕文学的格局与深度，呈现了更为接近真实的历史和人性，他对极端年代是极度失望甚至绝望，但并没有丧失对美好人性的希望。程光炜教授认为，囿于各种原因伤痕文学的范畴过小，没有真正容纳进历史，未能实现其应有的历史责任，后来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又压制了伤痕文学深化的可能 。《西行记》不仅重启并延续了伤痕文学的历史使命，更是对自身创作的某种回应。

周涛在书写时代上体现出的求真的勇气不仅体现在重写伤痕，还广泛涉及到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以及极端年代结束后的时段。“三大讲”运动中，一向豁达乐观的姬书藤也惶惶不可终日，产生了浓烈的末世感，甚至心理影响到了生理，呼吸局促、滋生幻觉、恍如隔世，最荒诞却依然传神逼真的是全身蜕皮，在庄延的帮助下从后背撕下一块厚且大的表皮，于其上写下表忠心的话，颇具现代派意味，有一种深层的心理恐怖风格。之后开始表演，表面痛心疾首，内心明显疏离，带着冷眼旁观和恶作剧式游戏精神，又有了后现代的感觉。与《坚硬如水》挖地道的奇崛想象颇为相仿，不同的是后者具有鲜明的狂欢化色彩，《西行记》则较为节制，同周涛1980年代初的诗歌风格形成对照。在周涛看来，时代荒谬虽被终结，时代悲剧尚未结束，历史的强大惯性让微不足道的个体更显无力。小说行将结束的部分里，程墙自尽、文远之被害、柳司理遇刺，连一向雄心勃勃的成志敏也低落彷徨，一度后悔没有“在工学院当个老师”。小说结尾是周涛自己署名的一首诗《人生没有陆地》，它向读者宣告着周涛对待历史和时代书写的谨慎态度，有伤痛，也有希望，永不止步，永不放弃，不是浅薄浪漫主义，而是负重的乐观主义。

二 活着的城市与民族

在周涛的诗歌写作中，牧场和边防无疑是最重要的地点，再往后六篇重要的大散文分别对应着六个地点：《哈拉沙尔随笔》的巴州焉耆、《吉木萨尔纪事》的昌吉吉木萨尔、《伊犁秋天的札记》的伊犁、《蠕动的屋脊》的阿里、《博尔塔拉冬天的惶惑》的博乐、《和田行吟》的和田，在周涛生命中有重要意义的地方，还有喀什。《西行记》的出现，也正好完成了重要一环。

周涛笔下的喀什并不是一座寄托了深厚情感的美好城市，狂风和沙尘，宛如世界末日的壮阔悲凉景象，刺激着他对大自然伟力的喟叹，同伊犁共同影响了其后诗歌创作。在姬书藤眼里，喀什的问题不仅是穷困破旧，且缺乏统一规划而显凌乱，自然环境也不容乐观，河流只是“日夜流淌的泥浆”，半池浑浊的涝坝养活了半座城市。没有礼堂，只是深坑加盖顶棚形成了聚集空间。如果比较周涛和王蒙两位与新疆血脉相连的重要作家，虽然周涛的性格更偏向哈萨克人的奔放豪爽与勇武，他自己也说跟伊犁哈萨克人更亲近，虽然不可否认二者身上都有浓重的乐观幽默的维吾尔人性格。但是作品呈现出来的却有明显分别，王蒙是轻松中有沉重，《西行记》是沉重中有轻松。《王蒙自传》也提到伊犁的条件相较喀什更好些，周涛从小居住在乌鲁木齐，先去伊犁接受再教育，又到喀什生活了近八年，物质条件上是越走越低，情感牵挂上也是逐渐远离情深之地。王蒙决心来新疆，是出于政治敏感的躲避行为，是自主选择的结果，但周涛则是在毫不知情也无力改变的情况下被指导员分配到了喀什，完全是不情愿的被支配角色。王蒙曾回忆过一件趣事：“维语的‘万岁’的说法是‘亚夏松’，而‘打倒’的说法是‘哟卡松’，略有相近。我亲耳听到在批判邓拓大会上喊口号时，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席毛拉·库图洛克把该喊万岁亚夏松的地方喊成打到哟卡松。急得大队书记阿西木面红耳赤，连忙竭尽全力用正确的口号把他的错误叫喊压下去。还好，在厚道的伊犁农村，没有人抓辫子整人。人们宁可非礼勿闻，谁也没听见。大家明白，如果谁也没有听见，那么谁听见了就说明谁思想反动。”4王蒙从危及自身的政治漩涡中心出走，来到这么一片民风淳朴的地方，心情自然轻快。相反周涛没有这种比较，对他而言政治压力和社会氛围维持在同一频度，不变的压抑憋闷。另外，周涛的贵族气和精英意识几乎没有发生过改变，细数《西行记》中姬书藤的朋友圈，都是有头脑、有能力的精英，日后不少成为副国级、省部级、大军区级、正军级领导干部，也有普通民众，但出镜次数少于王蒙作品。边疆民众对政治的反应显然没有精英那么敏感和强烈，参与政治运动也有不认真的成分。

王蒙和周涛的创作都是基于深厚的生活滋养，有活灵活现的民俗风情画，区别是前者的叙事空间与时代呈现某种程度的若即若离，后者的城市空间则紧贴着时代。姬书藤对时代的厌恶和对城市的疏远从一开始就并行着，1972年春天坐着开往南疆的班车就在抱怨时代的无理可讲，同时不满环境的简陋，1979年将要调回乌鲁木齐又反复默念“对喀什噶尔没有丝毫留恋”“这本来就不是我的地方”“一点也没有伤感，丝毫也不曾留恋，他对那个时代厌恶透了”。厌恶这个南疆小城，并不是因为“人”的原因，姬书藤与妻子关系融洽，与各民族也都情同手足，厌恶的是城市的整体氛围，或者叫城市性格—憋闷不自由，闭塞境界小，这也恰恰是主角对那个时代的体验。通过时空合一，绑定了时间范畴的1970年代与空间范畴的喀什噶尔，彼此都强化了各自特征，不失为一种特殊的为城市赋形的方式。如果用城市文学的视角来看，《西行记》无疑是一种颇有价值的实践。

时代和城市带来的伤害，姬书藤从人际关系中获得了很大弥补。小说勾勒出的人物关系谱系，以“亲人”和“同学”以及相关的人为核心。父亲战友屈铭和岳父庄元兴与姬书藤坦诚的谈心，同学和朋友与其亲密的交往，即使是不相识的人，也会拉着路人到家里喝酒，也会因为雪多路窄互相扶着侧身换位。尤其是主角的家庭生活，平淡中有很多乐趣，也有关心和扶持，同1960年代政治运动风暴中心的家庭形成了鲜明比对。家庭生活中，作者格外侧重两个方面，首先是吃，多次写到烹调、聚餐、饮酒，不厌其烦地描述细节，充满了人间烟火，不知是否受作为理想文人模式的苏轼的影响，也容易联想到李贽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其次是性，周涛写得比较委婉文雅，但丝毫不避讳私生活，并且积极歌颂，十分美好有趣，姬书藤也喜欢讲荤段子。小说提到：“所有管制中最成功的莫过于性管制。历史学家们看到的只是饥饿引发的造反，他们没有注意到，性压抑同样是叛逆的原因。”5性和身体作为人性的基本需求，在特殊时代里带有了身份政治和文化政治的意涵，因而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体需求。姬书藤声张身体的权利，也就是希望时代有所变革，他强调人无分贵贱皆是产生于身体需求，乃是破除森严等级秩序，表达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此外，也有一些人物透露出宿命感，不但同时代氛围和城市性格若合一契，也散发出民间气息，令这座城市具有了鲜活的生命，而不仅仅是一个场所。成志敏的妻子出身农村，做派谈吐都很乡土化，但即使如此，她也依然时常不屑丈夫的一套从政经验和职位，“兜里一掏都是赵庄的土”，略微有些地母形象，表明政治还是要依托与民间。

同样为城市书写增色的是小说对民族的描摹和议论。姬书藤有哈萨克人的豪爽和维吾尔人的达观，即使爱憎分明性格爽直也仍然结交甚广，给自己的女儿也用维吾尔方式打扮，对民族的风俗和艺术更是赞不绝口，足见对他族文化亲近与热爱。在艾提尕尔大清真寺见到蓄着长须的阿訇，“心中也生出一些敬畏”。与亲近的维吾尔朋友在一起，则是亲切随和，不忘调侃对方汉语学得南腔北调。《西行记》传达了这样一种理念，即民族关系的建设并不仅仅意味着熟悉和尊重对方的历史和文化，更在于熟悉和尊重双方或多方的文明交流史，在这种交流史中各民族互通有无、互惠互利，事实上就建立了平等的族群关系。此外，在具体的相处过程中，“知识”只是基础，以诚待人而不是以民族知识待人，才能自然而融洽。这种真诚不仅仅体现在尊重和了解，更可贵的是在于直言。姬书藤在喀什体委带过一个民族小女孩，他毫不讳言女孩看起来瘦弱，如果不是具有体育天赋就不会费心培养，“鲜花和杂草不能讲平等，不能一视同仁”，在训练这样的专业问题上深受民族文化熏陶的姬书藤反而“去民族化”了，足见中肯与坦诚，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对方的全面尊重。周涛的诗文可以互训，1987年的《人杰》就鲜明体现了这种超越性的民族观，他待民族朋友真如亲人一般，无不敢言，无论是玩笑、批评或是发自内心的赞叹。同时他看到民族之间即使细微的差异在特殊情境下也可能演化为矛盾冲突，这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也难以解决的一大症结。但他并不讳疾忌医，而是正视分歧与差异，毫不畏惧书写北疆伊犁人和南疆喀什和田人的显著差异，反过来说，和平相处的差异正体现了包容性，这也是一种真实性。提取出包容性，也就有了差异和矛盾扩大的解药。可以说，周涛作为一个艺术家，提供的艺术性文本在将时代、城市、民族这些复杂的范畴用鲜活灵动的形式展现给世人的同时，也贡献了关于“边疆学”等议题很多富于启示的思想性成果。这些卓然的思考成果，反过来强化了包括《西行记》在内的周涛作品的“在地性”，让文本深深扎入特定的土壤无法分离，是“此城”而非想像性或浪漫化产物。艾光辉在比较周涛、王族和刘亮程时认为后者“在其诗意化的描写中遮蔽了乡村生活的艰辛和闭塞，从卑微的生存环境和动植物中，发现伟大升华的哲理”6。与主流话语共用话题，确实可以更直接地提升地方文学认同感，但周涛的意义则在于强化自身主体意识、提供独特话语方式，构成新疆文学多样性。

三 风格标签鲜明的个人文本

可以设想，完成《西行记》是周涛长久之愿，一方面固然是其诗歌、散文这一系发展的必然归结点，更重要的是对他自己的重要意义，即完成喀什阶段的大型叙事，实现时代、城市与个人的完全结合。只有天、地、人通过叙事合一，才是对生活的最好证明。

这部小说是关于作家青春记忆的记录，通过小说的方式真实描绘了姬书藤和他身边的朋友们在时代和城市中，经历生活的历练不断成熟的历程，从而写就了一代人的成长。初到喀什，因为具体的岗位分配促成的短暂交谈中，地区体委吴干部很快看出了年轻的男主角的青涩“眼前这个身高一米八，风度翩翩的大学毕业生，其实什么也不懂，对他正在跨入的社会，一无所知。但他却那么自信、相当骄傲，以后他很可能免不了要吃些苦头的。”不妨说，老吴为代表的上一代人对青年姬书藤的观察，也就是当下的周涛回顾自己青葱岁月时的感慨，另一方面姬书藤及其朋友们又多少带有作家记忆分身的意味。与姬书藤过从甚密的柳司理在阿图什发展更顺利，入党提干，还总结出了一套官场哲学。姬书藤对此不但没有表示出之前的不屑，可能因为是挚友，也引起了前者的正视。再到后来，对于起初看不上眼的成志敏，姬书藤的态度也有了改变，形成了“机关油子”+“能人干才”的印象，认为日后必是人生赢家。对于工作领域，姬书藤潜移默化中受教于成志敏不少，虽然他并没有因此动摇从文的决心，但也丰富了自己的思维模式和对世界的认知角度，毕竟只有更多元的视角，和对世界复杂性的感知，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人类文明发展演变的逻辑，而这恰恰是后来周涛散文突破传统散文概念的重要一面。另外包容体现着气度的养成，假设没有这段生活，以后的周涛散文少了气度则必定不能构成“周涛散文”。只有理解才能同情，只有同情才意味着真正走入了人的内心。当姬书藤一面嘲弄、一面不禁怀有敬意的时候，他对成志敏人生历程和内心冷暖的观察才会令读者觉得可信，才会对小说“讲真话”的风格有所增益，也才体现出年轻的主人公在生活和社会的历练下走向成熟。对程墙的态度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区别是与成志敏关系和态度的转变极尽铺陈、不惜笔墨，与程墙的认知则蜻蜓掠水、跳跃前进，令小说整体的情节线索详略有当。通过当时青年一代的成长，将“极端政治”从一般健康的“政治”分离出来，使认识水平变得立体化，这对客观公正地辨析特殊时代的性状具有推动作用。这种成长必须经过生活的淬炼，如作者所说：“人不是读书读出来的，人是经历历练出来的。”小说结尾，姬书藤已经历练得通透练达，便不难理解接下来的一个十年里周涛迅速实现了诗歌和散文的爆发。因此成长小说的模式不但更有阅读体验和代入感，也同小说反思时代的主旨相得益彰，同时由于“城市”和“时代”被融为一体，也就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周涛写作《西行记》，也就相当于带领读者进行一次关于时代和城市的导读，成长小说的外壳恰好令这种导读充满了说服力。

称《西行记》是一部“讲真话”的书，不仅仅在于对时代的发声，也在于作家的“抉心自食”。的确，说周涛“狷狂”，虽然准确，但也失之简单，他是一个批判和自省同样都不留余地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姬书藤能够迅速成长，与其强大的自省与调整密不可分。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见说不上贤或不贤者进行比较。即使在与程墙进行思想交锋的时候，也毫不畏惧承认自己的弱点。《孙子兵法》有“怯生于勇”的说法，周涛为人虽然刚烈，却并不是一猛到底，《游牧长城》里就曾多次“示弱”，表明自己的有限性。《一个人和新疆》一如既往，同他的自信一样令人印象深刻，所以“示弱”一方面也可以视为“示强”或自信的强化，另一方面也是警醒和激励。由此，《西行记》也可以视为两本书的交融，即作为正本的成长小说和作为副本的忏悔录，前者客观记录，后者主观剖析；前者同时代和城市难舍难分，后者则不依附任何事物，不寻求任何托词，完全归咎自身。也就是说，这部小说同时包含了作家的两面：重新解释时代的壮志，与整理柔软内心的愿望。既为时代、他人而写，也为自己、亲人而作。

小说透露出来的个人因素不算少，可以直接作为周涛研究资料去分析包括这部作品在内的各类作品。比如作家强烈而鲜明的爱憎就多次显示了他的经典谱系。马克思、恩格斯和鲁迅铸造了他的精神底色，他倾慕独立自由精神的苏轼，崇尚李白并视之为文采斐然、不可超越的思想家，认为胡风诗歌因为不自然而尚不如魏巍早期的《黎明风景》和蔡其矫的短诗。他还发古人雅趣，集句作词：“我欲乘风归去，旋抹红妆看使君；东望山阴何处是，重过阊门万事非。”四句分别出自苏轼《念奴娇》《浣溪沙》、陆游《渔家傲》与贺铸《半死桐》，这些都无一例外的豪放派诗人，当然其情感类型是多样的。词句放在小说情节即将结束的1979年，不但与将要离开喀什回到乌鲁木齐时的心境贴合，更令人产生联想。这四句即将引出的正是周涛在1980年名声大噪的新边塞诗的主要风格与创作资源。殷实认为《西行记》是作家“动用毕生练就的武艺”创作而成，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称颂。确实这部小说充满了“不可遏制的诗思”和“固执的诗语”7。小说中时常可见相同字数、大致押韵、充满意象和意境的短句，应该是创作到会心处引发了作家的诗情，但基本上出于文体的考虑都被尽量压制。但是散文的笔法则不同，作品几乎是以很高频率出现无情节、无描写、夹叙夹议的段落，充满了美感和哲理，大气雄阔，与被书写的时代与城市形成强烈反差，甚至有些片段精美得令人拍案叫绝，以致结尾终于难耐爆发，直接使用了自己的诗作。可见如果从兴趣而言，周涛更称手的兵刃无疑是诗意和哲理兼具的大散文，《西行记》采取小说体式，不是为了填补文体的空白，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创作意图，即真实再现并思考时代、记录时代中西部小城里鲜活生命的成长历程。通过回忆实现历史与自我双重反省。此外，采用比例的真实素材，不选取更熟练的散文形式，实为一种勇气，被限定的虚构空间如同半步崩拳，尺寸之间见天地。

在这样的理解基础上，再回看小说题目，自有其深意。在一个不完满的时代走向一座不完满的陌生城市，在那里最真实地生活、历练、成长。首先是叙述者自己说的向西即远离温暖、远离春意、步入荒凉，这正是时代、城市和青春的共同特征。但这种认知是建立在不断行走的基础上，勇敢探索、勇敢生活、勇敢坚持内心的善良，不然很难真正把握特殊时代的特质。其次，“西行”携带的明确方向感，也意味着不忘出发地，即一种明确的身份意识，因此姬书藤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从而成功调回乌鲁木齐。并且这也是一种历史和人性隐喻，即历史如何波折仍要回到变乱前的正途，人心如何浮动仍要回到真善美的赤子之心，由此可见经历时间沉淀的青春书写中越品越香的魅力。

 

注释：

1 艾翔、陈澜：《论周涛诗歌中的格律因素——兼论周涛诗歌创作分期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2 5 周涛：《西行记》，花城出版社2019年版，第21、212页。

3 周涛：《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新疆日报》1982年2月7日。

4 王蒙：《王蒙自传·第一部 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

6 艾光辉等：《多元与融合》，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4页。

7 殷实：《〈西行记〉的阅读方法》，《西部》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