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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叶炜“转型时代三部曲”将文学视野投向了大学和学院知识分子，在知识时代的大背景下完成了知识分子小说的文学书写，表现出浓郁的时代性和当下性特征。在作品中作家关注到社会转型和时代变化带给大学和学院知识分子的深度影响，它既影响到当代知识分子的现实选择，也影响到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审美嬗变，经受考验的知识分子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选择，从而使当代大学变成“有故事”的地方。作家的知识分子身份和大学生活经验，又使叶炜关于知识分子故事的讲述充满了经验性和自叙传特征，而经验性的写作又很自然地将叶炜的创作从“青春写作”转向“中年写作”，在实现文学的成熟和超越之后，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中年危机”的文学陷阱。

关键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小说；知识的时代；青春写作；中年写作

2019年6月安徽文艺出版社正式推出叶炜的“转型时代三部曲”（《裂变》《踯躅》《天择》），这是继“大学三部曲”（《大学.com．狼》《大学．com．羊》《中毒》）、“职场三部曲”（《山西煤老板：黑金帝国的陨落》《糖果美不美》《贵人》）和“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之后，作家叶炜历经十年潜心创作的知识分子系列小说。由此完成了文学空间的一次循环转换，即从青春校园开始，走向公司职场，转向中国乡村，重返大学校园，在表现对象上遍及大学生、公司老板、职员、农民和知识分子。作家并未局限于某一熟悉领域进行深度挖据乃至过度开发，而是根据个人生活空间和经验的不断变化去扩展自己的文学风景和叙述对象，表现出作家对于“生活”的关注和重视。

叶炜的“转型时代三部曲”可以归于知识分子小说，甚至可以具体化为学院知识分子小说，以大学教师作为主要叙述对象，以大学校园作为主要叙事环境，集中表现了社会转型期大学和学院知识分子的发展性问题，以及农村大学生进城遭遇到的精神困境。

一、知识的时代与知识分子小说的兴起

转型时代的中国其中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对知识的不断强调，以及对知识分子的不断尊重。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便积极提出“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号召，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要努力创造更加有利于知识分子施展聪明才智的良好环境。”[1]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提出了“四个尊重”的知识分子政策，[2]胡锦涛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和“党管人才”原则，[3]习近平在进一步关注“人才”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几代领导人对于知识分子的持续关注和重视，既是基于对人本身的尊重，也是基于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而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恰恰体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于经济发展和强国之路的迫切心理。知识分子政策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科技水平的提高，进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开创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北京共识”、“中国奇迹”等中国式发展模式，从而使部分西方学者认为西方对中国的感觉开始由“疑虑”转变为“恐惧”[4]。可以说我们正在迎来一个知识的时代。

知识的时代一个重要的表征性特征就是知识分子群体的扩张。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系列报告之十六：科技实力明显增强 科技创新硕果累累》，仅截止到2008年底，仅国有企事业单位拥有的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卫生技术人员和教学人员等五类专业技术人员就已经达到了2310万人，[5]而这一数值还在不断增长。随着知识分子数量的增长，及其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中日益凸显的地位，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也日益引起学界和媒体的关注。

从学术关注度来看，学界对于知识分子的学术关注从1976年开始持续增长，在1999年和2009年分别达到一个峰值，年文献量分别达到1614篇和2126篇。

从媒体关注度我们可以发现，从2000年以来媒体对于知识分子问题也稳定保持着高关注度。从图表中我们可以发现，知识分子的学术和媒体关注度的增长同知识分子政策保持一致。

而从知识分子问题关注的学科分布来看，中国文学学科领域关注程度最高，占比达到了35.69%。中国文学对于知识分子的关注主要基于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和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而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也同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学术、媒体的关注基本保持一致，尤其是从世纪之交开始达到了一个小高潮。贾平凹《废都》，阎真《沧浪之水》，格非《春尽江南》，许春樵《知识分子》，邱华栋《环境戏剧人》，韩东《西安故事》，潘向黎《穿心莲》，尤凤伟《中国一九五七》，严歌苓《陆犯焉识》，刘醒龙《天行者》，刘震云《手机》，刘继明《人境》，韩少功《马桥词典》、《日夜书》、《暗示》，李洱《花腔》，李佩甫《生命册》、《平原客》，东西《后悔录》等等。知识分子小说的兴起可谓是一种文学的水到渠成，一方面是知识分子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普遍性关注，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快速增长为知识分子小说提供了大量潜在读者。

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占有较大比例且较为集中的要算是学院知识分子，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总人数达到244.2995万，较之于1980年的63.2万，从业人数提高了两倍多。民办高校教职工总人数达到43.6819万，较之于2004年的5.4941，从业人数提高了近8倍。截至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达到2831万人，较之于1980年的114.4万人提高了近25倍，大学教师和大学生数量的激增为学院知识分子小说提供了可能性。纯粹学院知识分子小说一直以来都未能形成规模，尤其是在1990年代文学进入市场化之后，缺乏“故事”的大学和大学教师更是难以被商业化的文学所观照，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小说都同“有故事”的官场和商场相结合，形成了知识分子小说同官场小说、职场小说等文学类型相交叉，知识分子是小说人物的身份，故事发生的场域则经常远离知识界。成为知识分子小说极为重要的文学场域。比如阎真的《沧浪之水》和李佩甫的《平原客》等既属于知识分子小说也属于官场小说，国家对知识和人才的重视使池大为和李德林等很多知识分子有机会进入政府机关。《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因为医学院研究生身份进入省卫生厅，《平原客》中小麦研究专家李德林因为世界级的科研声誉被提拔为副省长，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使他们在官场中困难重重，经常沦为被伤害者和被同化者，从而形成了知识分子精神蜕变的文学主题。

当市场化的传统文学在新世纪“偶遇”网络文学，于是文学在商业化写作的基础上再次陷入网络化写作的囹圄，过度追求作品的“点击量”和销售量，更愿意作品进入有声、可视化乃至影视改编等产业链，文学作品的商品属性被最大程度地凸显。文学的商品化和网络化写作更为关注故事性，文学的核心不再是写人而是写故事。但是恰逢其时，作为“本无事”的象牙塔的中国大学在世纪之交迎来了高校合并和教育改革，中国高等教育开始与市场和国际接轨，转型中的中国大学开始变成“有故事”的地方，大学老师也变成“有故事”的群体。于是从世纪之交开始掀起了一股学院知识分子小说的小高潮，先后出现了格非《欲望的旗帜》、张者《桃李》、南翔《大学轶事》、倪学礼《站在河对岸的教授们》、朱晓琳《大学之林》，纪华文《角力》、赵雄辉《大学轶事》、孙睿《草样年华》、叶开《三人行》、毕飞宇《玉秧》、葛红兵《沙床》、汤吉夫《大学纪事》、阎连科《风雅颂》、石丰盛《教授横飞》、徐葆耕《教授出家》、老悟《教授变形记》，史生荣的《所谓教授》、《所谓大学》、《大学潜规则》，包括阿袁的中文系系列小说等。

2019年叶炜出版的“转型时代三部曲”正是知识时代大背景下的学院知识分子小说。《裂变》中的史真是国内著名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名教授，小说围绕着高校科研和管理展开；《踯躅》中的陈敌毕业后进入中国石化南京总公司，且成为公司中层领导，属于消费知识分子，但是小说并未涉猎他的职场生活，相反仍以他的大学生活为主线；《天择》中的牛万象是古彭师大校报编辑部职员，他向我们展现出大学行政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叶炜三部曲的主人公分别涉猎大学教授、大学生、大学行政人员，从人物设计可以看出，作家似乎怀有“写尽”转型期大学故事的文学企图。“转型时代三部曲”可以称为是新世纪学院知识分子小说的集大成者，几乎涉猎了大学各个层面的人物、故事以及问题，是认识当下中国大学的一部百科全书。

二、转型时代与学院知识分子小说的转型

中国社会和中国大学的世纪转型引发了学院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变，从而使学院知识分子小说在人物形象和叙事模式上也相应发生审美嬗变。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将知识分子群体定位为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教学人员。[6]早在1993年的《教师法》就已经明确提高教师待遇，提出：“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正如刘易斯·科塞在对美国大学研究过程中指出的那样：大学定期支付给教师的报酬，“尽管大大低于一些非学术职业的报酬，但能保证他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7]而进入中间阶层成为中产阶级的学院知识分子随着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开始越来越远离苦难和迫害此类易于升华为“英雄”的精神因素。同时他们曾经赖以独世而立的知识优势也在不断被稀释，教育的普及和大学扩招使知识不再是稀缺资源，知识的工具性和市场化也在不断削弱知识分子的崇高性。同时由于文化消费的急剧扩张，“批量化的文化生产场”制造出大量“媒体知识分子”[8]，他们所代表的“公知”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失望和不满。如果说新时期文学中的知识分子主要以“神化”和“崇高化”形象出现，那么1990年代后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主要以“矮化”、“黑化”和“污化”形象出现，可以说是从一种极端模式走向了另一种极端模式。社会转型期学院知识分子的另类形象大体可以分为五大类：

一是转型期充满身份焦虑的学院知识分子。叶炜《裂变》中的名教授史真具有知识分子的自律，一面追求科研的“乌托邦”，一面也不免挪用科研经费吃喝、旅游，对自己的女博士王华怀有性幻想，酒醉后又同年轻的任红发生性关系。《天择》中的牛万象一面追求写作的“理想国”，一面却深陷大学行政事务，且游离于三个女性之间。格非《欲望的旗帜》中的贾兰坡教授在传统伦理道德和现代欲望的矛盾冲突中走向死亡。徐葆耕《教授出家》中的史学教授奚广元作为武则天研究专家，为人洒脱，待人以善，但是却拜倒在自己的女研究章可儿的石榴裙下，身败名裂。为了守住知识分子最后的尊严，奚教授拒绝了为市委书记捉刀读博的要求，离校出走，“挂冠”出家。包括《白话》、《黑耳鸾》、《苏联鳕鱼》和《无处逃遁》等作品，都表现出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和道德困惑，他们无法处理好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理想和社会现实间的差距问题。

二是资本化和欲望化的学院知识分子。贾平凹的《废都》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欲望之旅，叶炜《踯躅》中的中文系教授冒进借大学改革之际承包了学校主办的杂志，他们打着“打造中国语文教育的第一品牌杂志”的豪言壮语，“把杂志转化成为圈钱的机器”。[9]157赚到钱的冒进虽然先后出现“嫖鸡”和离婚娶年轻女学生小秋的丑闻，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校园里的底气充足，总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9]229。教授乔峰靠科研发家买房买车，与自己的女学生发生性关系，成为学生名副其实的乔老板。《天择》中宣传部副部长袁上飞凭借职位大肆诱骗女大学生。张者《桃李》中的法学教授邵景文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既是老师也是老板，这位底层出身的教授名利双收却又欲望无度，最终死于情人的刀下。被推向市场的大学，被资本化的学院知识分子，其价值判断标准不再是师德、教学和科研，而是资本的占有程度。

三是行政化的学院知识分子。叶炜《天择》中的杨光明利用自己副校长的优势，大量攫取学校资源建设自己的艺术人类学院，建设学科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裂变》中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江防可以随意支配科研经费，甚至挪用经费给情人买别墅，而实验室项目的直接负责人首席教授史真想买个实验仪器都被拒绝，而校长在二人间的裁决明显倾向江防。《天择》中古彭师大的每一次人事升迁都惊心动魄。甚至于“单纯”的大学生亦是如此，《踯躅》中的郭聪先后竞选过学生会主席和大学生记者团团长，《天择》中的叶晓晓竞争大学生通讯社社长，她们与竞争对手马莉和王胜利的明争暗斗也是凶险异常。本是教书育人突显教师地位的大学，却舍本逐末成为权力的角力场，纪华文《角力》中河州学院一干大学教师为了副院长的职位和硕士生导师的名额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丑态百出。通过《丽娃河》中的徐主任、《所谓教授》中的白明华处长、《大学纪事》中的何季洲校长，我们可以发现大学行政职务带来的资源优势，可以理解学院知识分子对于行政职务的追逐。

四是苟且犬儒的学院知识分子。转型时代部分“开清楚，想明白”的知识分子开始走向了苟且和犬儒，叶炜《天择》中的名教授刘三庭为了能够从古彭师大辞职以成为博导，“人都快疯癫了。整天一个人躲在办公室，啥事也不做，只是在那里喃喃自语：放我走吧，放我走吧，就当我是个屁，把我放了吧……终于有一天，有人看到刘三庭教授趴在老校区的操场上，像一只羊一样，跪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吃着青草。”[10]320-321为了一个博导资格名教授以吃草的方式迫使学校同意放人，悲哀的不仅仅是教授本人。《裂变》中的博士张秦为了留校不惜背叛导师，且与人事处女处长雁阵有染。史生荣《所谓教授》中的刘安定在白明华处长的“开导”下终于“明白事”了，将学术论文署名朱校长，主动带省委某副部长为研究生，代写毕业论文，结果是付出终有回报，晋升为教授，提拔为校长助理，拥有了房子、车子和情人。阎连科《风雅颂》中的杨科将研究《诗经》做为垫脚石，利益熏心的杨科在将妻子和校长捉奸在床后表现出犬儒的一面，跪下哀求二人结束情人关系，颜面尽失尊严不存。李洱《应物兄》中教授应物为了避免口舌之弊养成了和自己对话的习惯。

五是具有学院知识分子身份意识和职业尊严的坚守者。叶炜《裂变》中的教授史真、《踯躅》中的博士雁南、《天择》中的主编崔翔等，他们具有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能够坚守自己的职责，保持知识分子的理智，没有迷失自我。阎真《活着之上》中的聂志远、史生荣《所谓教授》中的宋义仁、朱晓琳《大学之林》中的尹夕寒、汤吉夫《大学纪事》中的阿满等等，他们成为学院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坚守着作为学院知识分子的最后尊严和情操。

雅斯贝尔斯曾将大学定义为：“是一个由学者和学生共同组成的追求真理的社团”。[11]但是显然转型期的社会已经深度影响到了大学，资本的力量正在改变大学，部分大学在转型时代走向迷失和偏离，不再以“追求真理”为目的，沉迷于学校体制的外在功利目的，比如申请博士点和硕士点，以及繁杂的“迎检”工作。叶炜的《天择》让我们看到了古彭师大申请博士点的疯狂和悲壮，提前几年便开始布局，大量向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派遣借调人员打探消息，加强外宣工作，拉关系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校建文章，校长任华牵头全校总动员，“找评委，塞红包，求关注，拉选票”[10]236。以疯狂为底色的博士点申报工作，在申报失败后遭遇疯狂的反噬，校教授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全体通过教授集体罢课三天的决议，以表达对申博过程中遭遇不公对待的抗议，完全不顾其他学校申报博士点优势的事实。《大学纪事》中高校合并后的H大学成为超级战舰，于是做出五年内申请二十个博士点、一百个硕士点的宏伟规划。《角力》中的河州学院集全院之力冲击硕士点，《站在河对岸的教授们》和《博士点》也都描写了大学热衷于申请博士点的故事。叶炜《裂变》中的大学全民迎接教育部评估，对于那些在迎评期间“惹事”给学校“抹黑”的老师和行为采取零容忍，文学院的嘉木因为状告学校被“发配”图书馆，史真教授因为举报信被校长书记批评，剥夺了专家楼购买资格。

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审美嬗变既源于自身的时代变化，同时也与作家观察视角的转变存在莫大关系。大学教师作为一种知识分子共同体一方面承载着教育和科研的职业功能，另一方面又承载着日常生活的角色功能。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更为关注他们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功能，张俊石（刘心武《班主任》）、陆文婷（谌容《人到中年》）、范汉儒（从维熙《雪落黄河静无声》）等知识分子成为了时代的楷模。而1990年代以来文学更为关注日常生活，作家也更为关注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的多重角色，比如叶炜《裂变》中的史真在学生王华面前是一位严肃博学的师长，但是在生活中他要处理女儿贞子和学生张秦的恋爱关系，承受女儿贞子被奸污的屈辱和痛苦，还有处理和领导之间紧张的关系。《踯躅》中的陈敌需要处理各种家庭关系，包括与前妻红颜、恋人郭聪、情人李巧等人的关系。《天择》中的牛万象需要照顾麻庄的弟弟、妹妹和父亲，需要应付工作和领导，还要处理与前女友谭薇、现任女友叶晓晓、情人杨帆之间的关系。他们是知识分子同时也承担着父亲、丈夫、儿子、恋人和情人的社会角色，如同新世纪大部分知识分子小说一般，“转型时代三部曲”更为关注的是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形象。由此可见转型时代的中国，社会在变、大学在变、知识分子在变，作家观察知识分子的视角也在变，于是知识分子小说的审美特征也在变。

三、知识分子小说：从“青春写作”到“中年写作”

学院知识分子小说的作家在身份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几乎都拥有过大学教育和大学教师的背景。张者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阎连科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南翔是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徐葆耕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汤吉夫为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葛红兵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阿袁在南昌大学中文系任教，阎真是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洱也有过多年大学任教经历，叶炜至今仍在江苏师范大学任教。在“下生活”文学创作机制相对废止的今天，作家最为重要的创作资源往往就是经验和知识，去收集、整理和思考日常生活以及生活中的知识，努力去表现和超越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这也是作家叶炜从“乡土中国三部曲”中的故乡麻庄转向“转型时代三部曲”中的大学生活的一个逻辑起点，即沉入生活、表现生活、超越生活。

叶炜出身苏北鲁南腹地的农村，那里是生养他的“血地”，[12]也是“麻庄”的原型，同时也是“乡土中国三部曲”中地域文化、地方方言、俗语俚语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在20岁之后，叶炜离开故乡进城求学，先后经历完整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学院生活，又先后在鲁迅文学院和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中心学习和创作，因此如果说麻庄是他的文学之“根”，那么大学则是他的文学之“脉”，根脉相继才能枝繁叶茂，文学生命才会完整。

而叶炜有关大学的文学书写也先后经历了青春写作和中年写作两个阶段，这种阶段的划分既基于作家生理性的年纪划分，也基于作家文学创作的进化。叶炜在大学阶段创作了“大学三部曲”（《大学.com．狼》、《大学．com．羊》和《中毒》），在经验、阅历和认知水平相对不足的大学阶段，“大学三部曲”表现出当时典型的“校园青春小说”的特征，懵懂的岁月、热烈的爱情、迷惘的未来组成了大学生活最为关键的要素，那是一个张扬青春不用顾忌思想深度的文学阶段。“大学三部曲”和其后的“职场三部曲”（《山西煤老板：黑金帝国的陨落》、《糖果美不美》、《贵人》）共同构成了叶炜文学创作的“练笔”阶段，[13]最终使他的文学创作走向成熟。在叶炜进入人生的中年，在大学工作多年之后，人生阅历更为丰富，知识更为完整，认识也更为深刻，他开始重返故乡，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努力用文学去超越生活。最终实现了作家和作品同时进入文学的“中年”，有了“中年”的成熟，也有了中年的“危机”，于是我们看到了“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和“转型时代三部曲”（《裂变》、《踯躅》、《天择》）。

叶炜的写作让我们看到了作家个体经验的重要性，看到了学院知识分子作家创作的基本轨迹。对于乡土小说的“经验写作”丁帆曾提出：“我们一定要警惕那种仅凭记忆和经验的写作，因为‘童年记忆’的书写往往是有毒的，那种对乡土文学的‘经验改写’是致命的，价值的失范必然给乡土文学作家作品带来文学史意义上的偏离。”[14]乡土作家的“童年记忆”因为乡村传统和童年认知等问题确实会存在“价值失范”的问题，而大学校园的青春写作又因为“少年情怀”充满了迷惘和狂欢，更多表现出浅度写作抑或愤青式的宣泄。但是学院知识分子的“中年写作”摆脱了“童年记忆”和“少年情怀”在经验上的不成熟，价值观相对稳定，对事物的认识相对成熟深刻，文学创作也不再是“经验改写”而是“经验超越”。正如叶炜在“乡土中国三部曲”的写作中，“一方面注重和现实的紧密勾连，另一方面又强调对现实主义的超越与游离，让小说在更加贴近现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现实的批判，在先锋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之间走出一条超现实主义写作的新路子。”[15]借助现实经验和童年记忆却又超越现实和记忆，避免陷入经验的局限和窠臼。

从“转型时代三部曲”我们可以看到，作品涉及到当代大学诸多问题：大到大学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良性发展、行政化问题、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资本介入问题、迎接教育部检查、博士点申报、校园安全、校园舆情、大学生宗教信仰等等；小到个人的职称评定、职位竞争、科研环境、工作环境、写作环境、情感纠葛、考研考博、工作调动等等。可以说暴露出当代大学很多问题和弊端，比如校园安全问题，《裂变》开篇便报道了5名大学生铊中毒事件，一年三起大学生跳楼事件，校园基建导致的民工强奸女大学事件，《踯躅》和《天择》中的校园车祸事件，酒醉后的疯狂飚车令花季女大学生殒命。这些校园安全事件直接危及大学生人身安全甚至生命，直接暴露出大学安全监管不严等问题。对于大学诸多问题的暴露作者有鲜明的批判和警醒意图，但是正如叶炜自述的那样：“我写出了许多偏于暴露的作品，……想以此引起疗救的注意，但后来我转变了思路，……一方面要提出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给人以希望，给作品中的人物特别是底层人物以勇气，以这勇气去维护他们活着的尊严。”[16]91“转型时代三部曲”仍然坚持“暴露”了很多问题，也试图“引起疗救的注意”，于是出现了史真、嘉木和牛万象的举报行为，在《裂变》的结尾也发出了鲁迅式的呐喊和叹息：“中毒的不只是那几个学生啊！”[17]可以说暴露问题是作家的文学职责和社会担当，但作家并未被问题牵引情绪流于宣泄，而是深刻的认识和理智的批判，给人以希望和尊严。这是“少年情怀”的青春写作难以企及的成熟和深刻。

叶炜给予人的希望不是虚幻的希望，而是日常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切实可行的希望。《裂变》中的史真教授遭遇来自学校方面的恶劣科研环境，但是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档案坚持调动工作，从重点大学“降位”入职省属教育学院，学院院长任南飞给他提供了良好的科研环境和管理体制。《踯躅》中的“浪子”陈敌最后选择了更适合做妻子的郭聪，温柔的郭聪能够给他和女儿乐乐以温暖的家，纠结于南京和小城的陈敌最后也发出“一辈子待在小城，也不错”的感慨。《天择》中的牛万象最后考取了博士有了从行政转教师的机会，为自己创造出新的写作环境。

在给予希望的同时作家更为倡导尊严，给予作品中的人物、作家和文学以尊严。[16]90-91比如《裂变》中的史真并不在意自己的科研经费被主任江防支配和挪用，他的底线是必须保证实验室的科研需要，因此当江防拒绝购买实验仪器将科研经费为情人购买别墅时，被触碰底线的史真在交涉未果之后没有选择知识分子惯有的隐忍和委曲求全，而是坚决向纪委写举报信。因为举报影响学校迎检工作，史真被设计被约谈，也被剥夺专家楼购买资格，一向满足于现有物质生活对学校心怀感恩的史真再次没有保持沉默，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辞职调转工作。面对苦难和压抑史真们没有选择陆文婷式的隐忍和心平气和，他们的抗争捍卫了知识分子的尊严。《踯躅》中的陈敌辍学后遭遇生活的折磨和伤害，但是他以顽强的毅力在打工之余考上了大学改变了命运，赢得了尊重。《天择》中的牛万象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大学工作的机会，凭借自己的才华在大学崭露头角获取名利和爱情，工作后的牛万象帮助农村家人盖房子改善生活。他们都是生活中有用的和被需要的人，他们理应获取相应的尊重。

从小说暴露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年写作”的智识性优势，但同样不能忽略的是文学创作的“中年危机”问题。这里所谓的“中年危机”既是作家生理的，也是社会的和文学的。作品所揭露的问题经常源于作家人到中年所遭遇到的生存性和发展性危机，于是他们变得既深刻又敏感，正如《踯躅》中的陈敌一直挂在嘴边的“累”，这也许是人到中年最为直观的感受。而作品中进城后的农村大学生们对于“身体漂泊”的无奈和“精神流浪”的宿命的认识，[9]255尤其是成为消费知识分子的陈敌也能够有“身体在城市，精神在乡村，灵魂在路上”[9]189的深刻认识，恰恰暗合了作家叶炜“心在乡村、身在城市、灵魂在路上”[18]的自我思考。虽然他们都成为了“在城市漂浮而诗意犹存的人”[19]，但是身份认同的危机令他们面对城市变得游移不定。

“转型时代三部曲”中的“中年危机”还表现在对自我经验的过度依赖，对现实的过度贴近。中年作家不耽于幻想更相信事实，因此出现了主观上的超越意识和客观上的沉迷现实二者间的矛盾，于是我们在作品中看到了太多的现实，“铊中毒”和古彭师大申博事件等等，都存在现实的原型。现实的过度参与时常使文学充满了“小情绪”，比如小说中摩托车飙车撞死女大学事件先后在《踯躅》和《天择》中反复出现，作者被压抑的愤懑隐约可见，大学生们以点蜡烛的方式进行的自发悼念是对大学息事宁人处理方式的无声反抗，而作者则通过这一情节表达了强烈的谴责。作品中偶尔出现的情绪宣泄与知识分子小说的冷静和理智形成一定的反差，同时与作家强调的“文学超越”背道而驰。

“转型时代三部曲”最大的危机也许就来自于女性形象。作品中的女性几乎全面失守，失去了现代女性和知识女性的独立意识，成为男性“强者”的附庸。《裂变》中王华有恋父情结，在情感上依赖导师史真，身体上依赖年迈的维纳斯唐；任红能够在身体和心理上接受父辈的史真；贞子倒贴父亲的学生张秦。《踯躅》中贫穷高龄的大学生陈敌充满莫名的性魅力，轻松游走于现代知识女性郭聪和李巧之间，而李巧则成为钱高楼和钱进进父子俩争夺的猎物，泼辣的前妻红颜先后依附陈敌、黄拾来和陈贵。《天择》中的叶晓晓和董絮为了留校工作不惜委身袁上飞，牛万象前女友谭薇为了考研成为教授李建的情人，为了留校嫁给了系主任的儿子宫立，才女杨帆从大学时代就暗恋牛万象，最后“幸运”地成为了他的情人。由此可见作品中“失根”的不仅仅是那些农村大学生，还有这些失去自我意识的女性，这也许才是小说一个最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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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叶炜.读懂中国人的乡愁，认识巨变中的中国——“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创作谈[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6（2）在文中叶炜提出“练笔”一说。

[14]丁帆.中国小说文学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J].文艺研究，2005（8）：10.

[15]叶炜.看过世界，回到故乡[N].文艺报，2015-11-18（002）.

[16]叶炜.小说的“神性”、农民的中国梦和创作的尊严——从《后土》 的创作说开去.扬子江评论.2013（6）.

[17]叶炜.裂变[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244.

[18]叶炜.在路上的漂泊者——“70后中间代”写作与批评的问题[N].文学报.2015-5-7（021）.

[19]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三联书店，1989.14.

（原刊于2019年第2期《写作》杂志，“叶炜小说创作研究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