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于正值少年便走进文学的青年作家来说，一开始便将自己的个性投进自己的文本，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所赋予的，同时也是这个小辑四位作家的野心。惊诧的是，小辑里长则一万余字短仅四千余字的四篇短篇小说，处理的几乎是近似的题材或近似的背景，重要的是，小说的框架和旨意几近相同。那就是：

路。或者，在路上。

范俊呈的《体内之河》开篇写道：“明天已经降临。”“明天已经降临”，这句叙事，几乎可以说是这篇小说的核心。其“能指”与“所指”都包含若干指向。它既表明时间的当下与未来的关系，也表明时间的当下与过去的关系，换句话讲，时间于这篇小说，指的就是当下的一种特殊状态。当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行进在路上时，时间不仅是一个节点，还是一个既可以预测也难以预测的关于路的前方（时间的未来）的不可知。这样一种时态，它转喻成为了青春萌动，以及青春萌动即是谜的存在。小说中的男主“我”和女主“陶小瓷”，从一开始的相遇到相识，在路上，未来的一切早就注定了它的不确定，却在路上执拗地向前。路上寻人/寻情的故事，就如作者所写：“我订了就近的一张火车票，广州到昆明，火急火燎往火车站赶去”，火车两旁“闪灭的风景在平稳的速度中再无新意”。正是这样一种在路上“再无新意”的书写，显示了作家面对“在路上”这一寻人/寻情文本的挑战。将确定变成不确实，又将不确定变成“再无新意”。于此，小说不经意地从它的时间飘移到了空间。小说里涉及到的死亡（女主的弟弟），男主与女主关系，男主与女主的当下与过去，男主与女主不同的生活环境，异常的纠结。这样一种若即若离，不只是时间的无常，同时也是空间的无常。时间，从来就是小说重要的构件，尤其是现代主义以降的文学。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看到了这篇小说的先锋色彩。

“明天已经降临”这句时间与叙事的界定，灵感是否来自那首爵士乐TomorrowHas Arrived（《时间降临》）？也许那首名为Tomorrow Has Arrived 的爵士乐与这篇小说没有多大关系，但有一点则可以肯定，那就是，“明天”作为未来的转喻，与“今天”构成时间关系的对立，然而在今天，明天“已经降临”则形成一种共时关系，即把当下与未来共置一个空间。从这一点上讲，它表明了作家对时间与空间的新认知。或者说，在这一本不应当是共时的时间与空间时所建构的共时关系，已经转喻为前文所述的“无常”，或者“通常”。

这样的“无常”与“通常”，并不一定构成“虚无”，但流露在叙事的进程和故事的讲述里，“悲伤”和“无措”，则是这一文本所传达的美学特质。这样的“无常”与“通常”所显现的“悲伤”和“无措”，在马青虹的《明日再撞钟》里，则以另外一种样式呈现。男主的名字是男主小姨一面煲汤一面接电话随口一说“烫啦”的命名，男主的名字就叫成了“唐拉”。再向前追述过去的时间，男主父亲的名字“唐元”，是唐拉的爷爷在唐拉父亲出生送“汤圆”时命名的。中国人的姓和名，在宗族社会的传宗接代大事记里，几乎可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即便平民百姓不如皇室贵胄的姓和名那般重要，但也决不会像“唐元”“唐拉”这般的随意。《明日再撞钟》这一细节，构成了这篇小说的重要关节。在唐元的旅途里，是这一暗喻文本的互换：“所谓旅游，就是从自己呆腻的地方去看别人呆腻的地方”。也就是说，在路上，你的陌生是他人的熟悉，反过来，他人的陌生有可能是你的熟悉。这个世界，原本就不存在熟悉与陌生的关系，或者说原本都是熟悉的或都是陌生的。存在的方式，仅仅是当事人的视角与认知不同罢了。譬如，对于广州人来说，稻城是陌生的，但对稻城人来说，稻城则是他呆腻的地方；反之亦然。从这一视角出发，随口一说的平民百姓“唐拉”与天子“朱元璋”，他们的姓和名，不就是某个人让他人称呼自己的符号吗？因此，这一随意的命名，是否还包含了更丰富的所指（譬如涉及到人的“平等”、人的“贵贱”等）？这将是仁智各见的事。我们读到的是，这篇几乎没有女主（不过，此篇女性角色多过男性）的《明日再撞钟》，日常的平淡，交友的无着，事业的未成，男主在时间的“通常”与“无常”里，似乎就只有一种样式：今日撞钟，明日再撞钟。从文本来看，随意命名的“唐拉”与“明日再撞钟”，是一异名（物）同构的关系。

今日撞钟，明日再撞钟，对于唐元们或对于这辑小说的青年作家来说，并不是一种消极态度，恰恰是唐元们和这辑小说的青年作家惯常和正常的态度。“永力不会去想，不，他不会的。他不会细想这件事情，他不需要”。这是王卉子《浪涛》的开篇。在一个电子碎片化且又具有宏大叙事特征的时代里，随大流（即“今日撞钟明日再撞钟”），不是中国古老故事里的人生哲理转喻，而是当下时间与空间赋予生活于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里的人们的某一种表征：为了生活和为了梦想，撞钟（而且是今日得撞明日继续得撞）应当是一种人生态度。这样的态度，虽然似乎放弃了一般意义所指的“积极”，但它一定表明这种态度是一种向前（即时间）的态度。这样一种把时间的不可逆当成人生的某种命定或追求，正是这批青年作家和他们小说里的意义所在。这——那有什么值得社会不屑一顾呢？何况，这种态度，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做到。就如小说中的男主永力一样：在梦中幻化成女人，并在女人的角度，看待男人的行为，反观与反思自己作为男性的观念、视角与行为模式，进而在这样的交错纠缠里，去面对（甚至去解决）与自己相干的任何一件事。《浪涛》这篇四千多字的小说，时间好像不是它非要去触摸的一个核，小说把梦里的空间与现实的空间融为一体，试探着还远不属于自己老去（未来）的究竟。到了这时，我们才发现，即便这样的小说，时间（说到底，就是青春当下和青春逝去的主题转喻）在当下的青年作家笔下，依然有着他们独特的表达方式。

相较于上述三篇小说，王彤羽的《大雨封门》，显得有些沉重。小说涉及到人性的恶，在当下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中，其力度是少见的。小说所描写、所揭示的人性非善，不只是门卫光头李的秽行，也不只是莲子受辱背后的恶势力，甚至不只是校长正统背面的利己主义，小说一开始的场景就是人性非善的大写真：

从镇中心小学走到莲子家并不远，不过是穿过一片居民区，再经过一个菜市场，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可海鸥走得心慌气躁的，像在进行一场战斗，三姑妈六姨子的眼光与议论像一堆无形的子弹，向她嗖嗖地发射而来。海鸥奋力挺直腰身，做出清高淡漠的样子，这是海鸥唯一的武器。面对舆论，她已坚强得刀枪不入，却也虚弱得只能发出这个无声的抗议了，即使她觉得自己不过是在掩耳盗铃。

这样的场景和这篇小说的女主海欧的心理叙写与描写，与我们活着的当下，可能是随处随时都在重复着的场景。在这样的场景中，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置身其外。人的善与恶、人的非善与非恶，许多时候是不易分清的（或许，人本身就是善/ 恶同体）。作家的使命和责任之一，是把人性的这种状态和更加复杂的状态，以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呈现给读者和时代（它是否具有未来的特质，那得以时间来判定）。这篇小说，看似在平缓的时间里，却因女主为援救更弱小的莲子挺身而出，还有莲子最后孤注一掷式地刺杀侮辱她的光头李等，使得这篇小说紧张和惊心。在此，“物理路上”的时间，成了“心理路上”的时间。在女主的心路历程中，女主对弱者的同情和对恶的憎恨，一开始没有得到回应，于是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方式（即与人苟且）来抗争。虽然，小说没有正面叙述另一女主（莲子）的心路历程，当莲子更加原始地反抗，呈现在我们面前时，社会与时代光鲜的另一面，以激烈与猛烈的方式将“无常”锻造成了一种痛。于是，我们看到，青年作家的先锋性与现实性在这里实现了某种融合。

任一时间任一空间，由于不同的站位，甚至于不同的出生，每一活着的人都具有痛感的。四篇小说，遵从对时间和空间的个性观照，将“路上”或“在路上”（无论是物理还是心理的）所遭遇的困惑、困厄以及疼痛，直诉于当下的时间与空间。不过，这不是这四篇小说的全部。在这四篇小说里，还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值得我们玩味，来看一看：

一时间，整个梅镇空荡荡、黑沉沉、静悄悄的，像个水墨空镇。海鸥第一次发现，梅镇真美、真美、真美啊。海鸥打个小伞，慢悠悠地走过大街小巷。大雨敲击着雨伞，像随时会把它撕碎。（《大雨封门》）

让永力心里充实着暖意。那个丈夫的期待是永力需要的，他期待了，永力有没有不说，可是那个丈夫对永力有了期待，这让永力在早晨回不过神来，他变温柔了。（《浪涛》）

太阳正猩红地下坠，唐拉拿起相机走到山顶一阵狂拍，滑沙的在滑沙，不动的白杨树成排地倒挂在路边如珠帘。唐拉气喘吁吁地在一根烟燃起的时候安静了下来，将烟蒂埋进沙丘的同时，唐拉触及到了一种温度，和小时候夏天在河滩玩的细沙的温度相似。

（《明日再撞钟》）

走出站台天色完全暗了下来，路面半干半湿，看样子刚下过一场小雨。空气清冽，烧烤摊热气腾腾，微微有凉风拂过脸庞，使人惬意。我走在街道上，能切实感到自身的存在，夜路明暗交替，擦肩而过行色匆匆的陌生人。（《体内之河》）

这些描写，这些叙事，由这些描写和这些叙事构成的文本，我们读到的是欢乐。原来，在路上所遭遇的困惑、困厄与疼痛，以及青春伴随的敏感和苦涩，本不是它们的全部。在路上，或在人生的旅途中，有着人类美好的情感和表达：欢乐。“欢乐”一词，这让我想起十九世纪象征主义先躯、世界诗歌史里的伟大诗人波德莱尔《致读者》里的一句诗：“我们把路上偷来的快乐隐藏”（郭宏安译）。作为《恶之花》中的名篇，《致读者》与《恶之花》中的许多诗篇一样，放大和披露了资本主义进入十九世纪后期所呈现的丑与恶。我把它摘引在这里作为这则小文标题，反其道而用之。四位青年作家范俊呈、马青虹、王彤羽、王卉子没有把他们在路上捡来的或偷来的以及真实感受到的欢乐隐藏起来，而是以他们的方式表达和表现出来，与我们每一个读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