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主持语|

对于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来说，青年文学或曰青春写作这个话题，至少在目前看来已经是“青春”不再了：且不说八零后写作的几位代表人物，早已告别了青年时代的叛逆与躁动，就连后起的一些青年作家，也在沉潜于时间深处的历史叙述中，一再颠覆了人们对于“青春写作”的刻板印象。换言之，人们记忆中的“青春写作”，已不足以概括当前青年作家的创作新变。而这些问题的形成，不得不说与学界批评话语的自我定型有关。如果单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当代文学的学术合法性一直都存有争议。因此在面对即时发生的文学现象时，研究者也常常是仓促应对——那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方法，无疑导致了很多理解的混乱。基于这一现状，本期邀请的三位学者，就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青年文学这一话题。

项静的文章，洞见了“太阳底下无新事”的道理。虽然青年文学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所有以‘年轻’为发动机的作品，往往是最陈旧的，比如说青春期的未经打磨的忧伤，冗余地粗略借用的现代派形式，以及易于上手的简易科幻想象，顺水推舟地加入习惯性大众化的写作，没有顺从累积的反叛变成任性和情绪发泄等等”。

而李伟长的文章，则以“抽屉时期”为喻，讨论了青年作家稀缺的“耐心”问题。他对八零后作家队伍凋零的慨叹，对九零后作家“习作”类作品的批评，都揭示了青年文学的某些快餐式品性。至于“抽屉时期就是勤奋、积累、练习和耐心”的提法，毋宁可说是作者对于当下青年作家的殷切期许。

金理的文章，表面上谈的是韩寒，但他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在文学史上青年形象的谱系中理解韩寒笔下的年轻人”，这种理解方式，由于是回到了“同是天涯沦落人”和“托孤”两个原型结构中的历史主义态度，故而也就让青年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重新变得丰富与立体了起来。

——叶立文

 

1

大概四五年前，我参加过一次有趣的会议，由两拨人现场对话——其中一拨是1980年代走上文坛而迄今依然是中国文坛中流砥柱式的著名作家，另一拨就是我这个年纪的青年批评家。会场上，有一位前辈发言，讲着讲着就开始批判韩寒、郭敬明，批判脑残的粉丝群体。就在他吐槽的时候，我听到背后传来一声嘟囔：“谁说的！”——这声音虽然细微却分明表达着一丝对前辈发言的不满。回头一看，听众席上的一位旁听者，看年龄是比我还小的“90后”。我就身处这两种声音的代表者之间，那一刻非常惭愧。

因为我以文学批评为业，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原该在上述这两种声音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但目前来看这项任务完成得很差劲：一方面我们没有去告诉前辈：为什么他们眼中不入流的作品恰恰有可能拨动当下青年人的心弦；另一方面，哪怕是对韩寒、郭敬明，我们也没有认真对待过，对于这两位的评价，往往会被流行的舆论声音所混同、淹没。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今天不断有文学研究者在悔恨当年我们没有尊重路遥的创作，一转身又对韩寒、郭敬明不屑一顾；其实容我大胆说一句，就所负载的时代信息和情感结构而言，今天的韩寒非常接近当年的路遥。

我接下来要表达的第二层意思是：韩寒不仅值得我们认真、严肃地去对待，而且值得我们以文学分析的方式去对待。韩寒是个话题人物，经常出现在我们视野当中，他以新概念获奖者的身份横空出世，然后迅速被包装成现行教育体制的反叛者、公民代表、时事热点的批判者、优秀的赛车手、电影导演、甚至“国民岳父”等等。除了新概念的那段经历之外，韩寒在流行视野中一直在远离文学，而我们也往往是以传媒话题甚至娱乐新闻的方式去看待他。

非常有意味的是，《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中有一个细节：主人公“我”读小学的时候，学校紧挨着儿童乐园，有一次“我”爬上了滑梯，又纵身一跃跳到了旁边升降国旗的旗杆上，“顺着绳子和旗杆又往上爬了几米”，这个时候，“我”既达到了“一个从来没有任何同学到过的至高点”，又面临着生命危险，老师同学们都挤在旗杆下，人群中有施救的，也有看热闹的……结合韩寒的成名历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味的隐喻（参见陈思和、金理：《做同代人的批评家》，《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他年少成名，被各种各样的力量推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至高点”，但也“高处不胜寒”；这各种各样的力量当中有商业、市场的炒作行为，少不了韩寒本人有意无意的配合，但对这种合力、合谋，韩寒还是保持着一份清醒、警惕。在一段时间里，韩寒成为著名的网络意见领袖，一有大事小情发生，网民、粉丝们都在翘首以待他的发言，那么这个时候他原先自由表达的心态会不会受到影响。韩寒对大学、作协等体制之物不屑一顾，但也有可能被媒体与文化工业俘获。因为异端的声音在今天的市场上正是一种稀缺商品，容易赢得点击率、出版印数，容易得到市场鼓励，容易获得商业利润，尤其是韩寒之前积累的象征资本，使他比普通人、一般知识分子更有表达异端声音的可能，这个时候，他的声音会不会失去独立思考与批判立场，而化为取悦于粉丝的夸张姿态。韩寒此后的创作，包括文学与电影，倘若能携带着上述反身自省的能量，那么他发出的声音，将更加有力。

2

而对于读者而言，不妨先拨开那些形形色色的力量，重新回到文学的平台上，更多去体贴韩寒作为作家的特殊性，以及《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这部小说内在的文学肌理，在这个基础上，将审美与社会、作家作品与历史语境等信息内外呼应、结合起来。

小说写“我”开着一辆1988年出厂的老爷车上路，去迎接监狱里出来的朋友，这一路上，既回溯自我的成长经历，也不断遇到新鲜的人事，最主要是邂逅了洗头房里的小姐娜娜，娜娜已经怀有身孕，一路上两人分分合合产生了温暖而真挚的感情，但最终娜娜不辞而别。两年后，“我”收到了娜娜辗转托付给“我”的孩子。

我们不妨从这段感情开始谈起。“我”是无业青年，娜娜是洗头房小姐，两人萍水相逢，从身份来看，他们都是被挤到社会角落里的边缘人。小说里面有这样一个细节：有天晚上，一帮以扫黄为名义实则是来敲诈的人闯入了“我”和娜娜的房间，但荒诞的是，这帮人中负责取证的摄影师“镜头盖没开，只录到了声音”，于是他们要求“重新进来一次”，并且喝令“我”和娜娜“保持这个姿势不要动”，但是因为房门已经被踹坏了关不上，于是摄影师掏出一块手帕压在门缝里以便门被关严实，当门再一次被踹开时，手帕飞了出来，正好落在“我”脚边，“我”连忙拾起手帕扔给娜娜，让她好歹遮掩一下，而“我”因为这个举动支付的代价是“被一脚踢晕”……

这里韩寒特意写了一笔：当手帕从眼前掠过时，“我”看到“手帕上绣了一个雷峰塔”。众所周知，雷峰塔是以暴力镇压的方式粗暴介入、干涉真挚情感的象征，“我”和娜娜都是被权力所污辱的人，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只有他们俩互相体恤、抱团取暖，所以“我”不惜以被踢晕为代价、以传递一块遮身蔽体的手帕的方式，来维护娜娜残存的一丝尊严。“我”和娜娜之间的感情，就是通过类似上述互相体恤、抱团取暖的时刻来建立起来的。

小说后来还通过另一个细节来升华了这段感情（参见陈思和、金理：《做同代人的批评家》，《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我”叫娜娜站到窗户边，把阳光遮住，好让自己睡觉。等“我”醒过来时发现，从下仰望，那个站在床边被阳光穿透的女孩形象，仿佛圣母玛利亚……这一刻在“我”眼中，娜娜完全超越了她原本低贱的身份，变得如此圣洁。由此再来理解小说最后娜娜托付给“我”的婴儿就顺理成章：娜娜的这个孩子是私生子，父亲是谁不知道，他的出生环境想必免不了血污、肮脏，他的未来肯定也要面临各种艰险，但韩寒要强调的是，这个孩子是健康的、纯洁的，读到这里其实挺感动的，这是一个“80后”作家在隐喻新生命的艰难诞生。

我们上面分析的韩寒小说情节，其实可以抽样出经典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两个原型结构——“同是天涯沦落人”和“托孤”。前者比如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以及马致远据此改编的元杂剧《青衫泪》，往往表现郁郁不得志的落魄读书人和流落风尘的女子同甘苦共患难；后者比如原载《史记》又被后世无数戏曲、戏剧所改编的《赵氏孤儿》，往往表现将身后的孤儿郑重托付给别人，这个过程会牵涉出各种力量的参与、争夺。

3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开篇的第一句话是“空气越来越差，我必须上路了”；结尾写“我带着一个属于全世界的孩子上路了……这条路没有错，继续前行吧”。这是韩寒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物形象和姿态——一个青年人在路上流浪。主流舆论对韩寒的批评也一再集中到这个焦点上，为什么我们时代的年轻人这么虚无，茫无目的的流浪？《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表达：“我不能整天都将自己闷在这样的一个空间，我需要开门，但我只是把自己闷到稍大的一个空间里而已，那些要和我照面走过的人一个个表情阴郁”，“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从高墙里走出来更好，虽然外面也只是没有高墙的院子”……这些句子要表达的意思无非是门内门外、墙内墙外都无地自由。为什么我们身处一个变革的大时代，韩寒笔下的青年人却觉得无地自由？青年个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隔膜、对立，是青春文学中俗见的主题，这不仅出于文学惯习，也未必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而往往来自某种特定主体——历史关系的想象与再生产。但是韩寒的作品其实可以置放到具体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中去解读。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中的很多人物和情节，后来被韩寒改编成电影《后会无期》，这部电影回答了流浪的起点或者说根源。在电影一开始的情节里，冯绍峰饰演的那个主人公回到家乡，准备投身建设家乡，这里其实延续了中国当代小说尤其是以青年人为主人公的小说的核心主题——青年人发现身处的环境不健康、有待改进，于是投入环境，试图改变，最后，在完善环境的同时也获得了个人幸福。我们发现，在这个主题里，青年人和社会之间有着有机的关联，但是这种关联，在韩寒看来今天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电影《后会无期》里，满怀热情回到家乡的主人公，在一次集会中准备登高一呼发动群众，结果不但人家不要听，连话筒音响都被停掉了，这个青年人无比绝望，只能背井离乡、上路流浪……路遥《人生》中，当高加林目睹亲手发动的“卫生革命”夭折时，其内心回荡着同样的绝望感。《人生》第十章写“卫生革命”的夭折，紧接着第十一章就写了高加林的苦闷：身边的这个世界再也不值得留恋，唯有逃离。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在文学史上青年形象的谱系中理解韩寒笔下的年轻人，他们不像主流舆论所批评的那样，他们其实有理想，原本对世界、对社会充满着热望，但是因为种种客观原因，他们感觉不到、摸索不到可以实现理想、报效社会的途径，几番受挫之后，就变得颓废、虚无起来。

1922年的时候，茅盾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青年的疲倦》（刊于《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八期，1922年8月10日）。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退潮期，类似颓废、虚无的青年想必正不少，和今天一样，当时的舆论也在指责青年的暮气沉沉。但是茅盾却很为青年人叫屈，他这样说：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各派思想的交流，都足以使青年感得精神上的苦闷。青年的感觉愈锐敏，情绪愈热烈，愿望愈高远，则苦闷愈甚。他们中间或者也有因为不堪苦闷，转而宁愿无知无识，不闻不见，对于社会上一切大问题暂时取了冷淡的态度，例如九十年代的俄国青年；但是他们何曾忘记了那些大问题，他们的冷淡是反动，不是疲倦，换句话说，不是更无余力去注意，乃是愤激过度，不愿注意。

请注意，茅盾先生的意思是，青年人的冷淡、虚无、“没意思”，恰是“反向而动”，拨开这些表面现象，我们恰能发现底下“锐敏的感觉”、“热烈的情绪”与“高远的愿望”，总之，青年还未被彻底压服，他们的血依然是热的。

最后我们再回顾一下上面提到的“托孤”意象，那个婴儿虽然起于血污，但历尽艰难险阻而依然活泼、圣洁，新生命的诞生不正代表着韩寒们对未来的庄重承诺吗？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未绝大冀于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