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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9世纪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埃德加·爱伦·坡（以下简称“坡”），卓尔不群，与美国文学的主流格格不入。

19世纪上半叶，美国政体亟待脱离欧洲文化尤其是英国文化的影响。在文艺领域，美国文学急需本土作家在作品中塑造出代表着“新世界”的“新乐园”与“新亚当”，铸造美国性和凝聚民族认同，从而建构出一个全民为之奋斗的“想象的共同体”。于是，民族主题和教谕主旨成为当时美国主流文人号召复兴美国民族文学的核心因素。然而，坡却独树一帜，毅然选择了主流的对立面。

文学创作应超越唯美国主题

他推崇唯美旨趣和艺术效果，倡导文学创作超越道德说教和唯美国主题的实用主义狭隘论调，让艺术性成为评判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准。为了彰显“独创性”的创作理论，坡在文学批评中多次提及并强调“效果统一”这一创作理念，并在创作实践中采用多种艺术手法来营造激荡心灵的文本世界。

在《评霍桑的〈故事重述〉》（1842）中，坡明确阐释了“效果统一”的创作原则：“聪明的艺术家不是将自己的思想纳入他的情节中，而是事先精心策划，想出某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效果，然后再杜撰出这样一些情节——他把这些情节联接起来，而他所做的一切都将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实现那预先构思的效果。”于坡而言，艺术家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在读者心中产生预期效果。为此，艺术家要如同能工巧匠般去精雕细琢，“把害怕发展到恐怖，把滑稽上升为怪诞，把奇特变成怪异”。

坡对作品在读者心中所引起强烈效果的重视，正是他与当时英美浪漫主义主流的分歧所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认为“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溢”，把注意力聚焦于作品的表达与诗人心境的联系方面，其关注的对象是艺术家而不是读者，而且“自然”一词暗示着诗人强烈情感的流露是油然而生的。爱默生也认为诗歌是作为个体的诗人“追求真理”的表现，与华兹华斯的观点大同小异。而坡的“效果说”却以激荡读者的心灵为终极目标，把创作-*9的焦点指向了读者，既是一种革新式的创见，也是对主流浪漫派在创作理念方面的纠偏和补充。

坡将诗歌定义为“有节奏地创造美”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将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悟性和理性，坡为了强调作品的美学效果和驳斥道德说教，在参照康德的基础之上也把精神世界分为三个区域：纯粹的智力、趣味和道德感。智力对应的是真理，趣味指向美，道德感则针对责任。就文学创作的目的而言，坡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由趣味性所确立的“美”。藉此，坡将诗歌定义为“有节奏地创造美”。在这种“唯美”和“唯效果”理念的导向之下，坡在其第一篇重要的批评文章《致B先生的一封信》（1836）中批判了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诗学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并把诗歌界定为音乐性和愉悦性的融合。在之后发表的《创作哲学》（1846）中，坡声称，虽然诗歌中可以存在真理和激情，但它们都是“美”的敌人，因此艺术家要学会掩饰它们，从而凸显“美”在诗歌中的核心位置。与此同时，坡竭力批判以新英格兰诗人朗费罗为代表的“道德说教”，并把这种实用主义论调归类为文学上的“异端邪说”。

坡在成名诗作《乌鸦》中采用多种艺术手法来营造艺术感染力，以彰显其“效果”美学理念。首先，就诗歌的长度而言，他认为诗歌只有简短方能激荡人心。在坡看来，弥尔顿的《失乐园》和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都因超过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接受诗歌对其心灵产生激励和征服的时间，而算不上“伟大的作品”。然而，诗歌也不可以过于短小，因为太短则不能产生深远和持久的效果。《乌鸦》一诗108行，刚好符合坡所提倡的“大约100行的预定长度”。其次，由于愉悦感产生于对美的冥想之中，艺术家要在凸显美感的方面极尽所能。坡认为美的最高境界是激发眼泪，所以诗歌中的最佳基调就是悲郁，而最契合这一基调的则是刚刚故去的心上人。毫无疑问，《乌鸦》中的美人离世正是坡所谓的最佳美学效果的主题。再次，坡反对玄学派故作深奥的诗歌，提倡诗歌的音乐性所带来的愉悦感。坡在诗歌《乌鸦》的语言中对音乐性的强调达到了极致，诗中采用了大量的头韵、行间韵和尾韵，格律异常整齐，声韵也极其和谐，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读者在音韵优美、哀婉动人的语言感染下，体会到主人公痛失所爱后悲恸欲绝的心灵，最终感悟到一种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寻觅的超凡脱俗之美。

短篇小说与诗歌应唤起读者内心强烈的情感

为了凸显统一的效果，坡把诗歌置入小说之中，以呼应小说情节的发展。譬如，诗歌《闹鬼的宫殿》最初出现在他的小说《厄舍古屋的崩塌》之中。该诗以叙事的方式讲述了一位国王感觉到邪恶的力量威胁着他和他的宫殿：“邪恶，身披魔袍，/侵入了国王高贵的领地。”最终，“过去御圆的融融春色/昔日王家的万千气象”都一去不复返，“许多影子般的怪物/伴着不和谐的旋律漂游。”诗歌中的邪恶意象预示着小说中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崩溃，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做出了预言式的铺陈。短篇小说《丽姬娅》中的诗歌《征服者爬虫》则是把诗歌《静》中关于死亡玄虚的主题进行了一种戏剧化的转换。宇宙由人类和“非人类”（或者说是由人和上帝）组成，那个充满血腥的戏剧就被题为《人》，“而主角是那征服者爬虫”。诗歌语言所产生的画面“充满疯狂，充满恐怖”，描摹出故事中的生存就是与死亡不停斗争的主旨。与故事情节相对应的是，诗歌中的天使们看到这个场景，却“遮好面纱，掩住泪流”，她们没有怜悯人类的不幸，反而表现出兴致盎然的情趣。诗歌暗示了故事中的主人公丽姬娅对自己死后玉体腐烂的忧虑以及生还的渴望，为扑朔迷离的情节发展增添了统一的阅读效果。

如同他在诗歌中所强调的适中长度一样，坡认为就篇幅而言，故事比长篇小说更能为艺术家提供施展才华的美妙天地，而后者由于无法一口气读完，就失去了“效果统一”性的巨大魅力。虽然坡承认展现美不是故事作家的优势，故事主要以呈现真理为鹄的，但他依然排斥小说中的道德训诫，尤其以寓言为载体的文类。坡坚信短篇小说与诗歌一样，以唤起读者内心某种强烈的情感为终极目标。为此，作者必须精心择取材料，合理安排故事情节，从而产生强烈的美学效果。坡对欧文和霍桑的短篇小说中诡谲恐怖场景的营造颇为赞誉，但对库珀小说中的乐观精神大加挞伐。可见，坡把短篇小说也视为一件唤起某种强烈情感的艺术作品，而不是道德训诫抑或铸造民族凝聚力的实用工具。为了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坡在大部分小说中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借叙述者“我”之口讲述了众多离奇而又诡异的故事。

总之，坡在作品中异常重视艺术效果，并把效果之美置于其创作论的核心地位。他以读者为中心，在作品中营造气氛、铺垫情节、聚焦人物内心世界，都是为了达到预设的效果，从而激荡读者的心灵。诚然，这在一定意义上也不无一种“为了艺术而艺术”之嫌。坡对效果美的崇尚让他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关心读者反应”并提出相关理论的批评家，也被誉为接受美学的圭臬。因此，如果只看到了坡作品中流于表象的“颓废”和“病态”，我们将无法领略到波德莱尔及其追随者们所窥见的唯美的“诗意世界”。时间是真理的试金石，到了20世纪，坡的成就与影响在欧美乃至全世界逐渐得到了肯定与公认，被奉为首屈一指的诗人、杰出的短篇小说家和卓越的评论家，诸多现代派思潮先驱的尊称也纷至沓来。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课题组成员、浙江工商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