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不少人开始重提现实主义的口号，这对救治一种远离生活现场的苍白写作是有益的，但我觉得同时也要警惕一种误区，以为存在一种标准的现实主义，等着作家们去认领。标准的现实主义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不过是个人的现实主义。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种现实；有多少种现实，就有多少种写作。可是，不少人对现实的理解，日益狭窄，以为只有写了苦难、写了底层，才是现实，其实并非如此。写农村是现实，写城市就不是现实？写底层是现实，写时尚就不是现实？没有这么简单。重要的不是你写了什么，而是看你写的是否、真实、诚实。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现实主义是作家的根本处境》[1]，里面说到，现实是作家的精神处境，也是作家的语言处境，只有当这种现实被心灵所真正理解并表达之后，它才是文学的真实。

很多人习惯把不同的作家分成现实主义作家、现代主义作家、后现代主义作家这几类，好像现代主义作家就和现实无关似的。然而，在我看来，一切优秀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者，即便是那些看起来不怎么直接面对现实的作家，他们所写的，又何尝不是现实？我们不能用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式的现实标准来要求他们，也不能认为，只有像鲁迅、巴金那样写作，才是现实主义的。

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曾经说过：“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在表达现实。在古典派看来，现实是古典的；在浪漫主义者看来，现实是浪漫的。在加缪看来，现实是荒诞的；在卡夫卡看来，现实是变形的；在梵高看来，现实是模糊的；在毕加索看来，现实是割裂的。因为现实的图景一直在变动，表达现实的方式、到达现实的道路，也必然会发生变化。不同的作家，所看到的真实是不同的，因此，不存在一种标准、统一的现实主义。只要是真实的，我想它就是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对作家是一个有限的概念，它是一条狭小的、尖锐的通道，通往的只是作家个人所体验和面对的世界。

二

真正令人担心的，倒不是作家没有现实关怀，而是担心多数作家都活在一种写作惯性之中，从而失去了进一步往前的动力。必须承认，一个时代是有一个时代的写作惯性的，作家如果对此失去了警惕，就会躺在现成的文学秩序里享清福。越来越多的作家，在现有的发表、出版、宣传、销售等一系列的环节中获利，他们似乎很满足，觉得慢慢累积，就会有光明的文学前途。很少人会去关心，文学在这个时代发生了哪些细微、秘密的变化，也很少人会去想，文学中的精神流转是不是到了该转折的时刻。

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时代缺少文学先锋？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作家，比较匮乏前瞻的眼光、探索的勇气。所谓先锋，不就是对现有文学秩序的反抗么？没有反抗的勇气，就只能臣服于时代的写作惯性之中。文学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认同这个格局后再写作，一定是轻松的，因为他无须关心文学的变化，也无须承担这种变化可能造成的后果。

惯性使作家的创造性日益衰败。听说写身体、写欲望的作品好卖，大家就都去写身体、写欲望；听说有民族文化内容的作品，容易获得国外出版商的认同，就都去写貌似有民族文化关怀的作品；听说只有写时尚生活的作品，才能俘获新的读者群的心，于是，年轻作家写的多是都市时尚生活，农村在他们的作品里，成了要刻意回避的领域……

一个真正敏感的作家，一定要警惕、甚至反抗这种写作的潮流。

我曾经和一些年轻朋友聊及，前些年，当作家多强调精神、思想的时候，我强调文学的身体，强调身体在文学中的合法性，并专门写过一篇长文，就叫《文学身体学》，这在当时算得上是比较早的研究身体叙事的文章了，引用的人很多。我在文章中说：“过去我们把这个身体世界用道德的力量将它排斥在文学之外，现在它被敞开，被探索，被书写，的确意义非凡。因为害怕面对人的身体的文学，一定是垂死的文学；连肉体和身体的声音都听不清楚的作家，一定是苍白的作家。”[2]这个观点，今天我并没有放弃。只是，一夜之间，许多作家好像都成了身体叙事、欲望叙事的爱好者，除此以外，似乎没有多少东西可写了。这时，我觉得就有必要重申灵魂叙事的重要性了。当思想泛滥，要讲文学的身体；当身体泛滥，又要重申灵魂叙事了。这不是故意变化或摇摆，而是要警惕、反抗任何一种文学惯性。

文学光写身体和欲望是远远不够的，文学应该是人心的呢喃；文学不能只写私人经验，只写隐私，文学还应是灵魂的叙事。人心的呢喃，灵魂的叙事，这是文学写作极为重要的精神维度。很多人在写作中打着个人经验的旗帜，好像只要写了个人经验，就一定是好文学，这是偏颇的。文学光有个人经验的摹写是不够的，文学最重要的还是要到达灵魂、直抵人心。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小说家呢，他应该去调查、分析这个民族的风俗和现实。假如作家真的对现实取调查和分析的态度，就会发现，个人经验、个人隐私，绝非现实的全部。不是说，小说不能写隐私，不能写私人经验，而是要看作家写的是什么样的隐私和经验。

三

之前读李静评论木心的一篇文章，看到木心的一句话，印象很深。木心说：

我的童年少年是在中国古文化的沉淀物中苦苦折腾过来的，而能够用中国古文化给予我的双眼去看世界是快乐的，因为一只是辩士的眼，一只是情郎的眼——艺术到底是什么呢，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3]

艺术作为个人经验的一种表达，一旦进入公共领域，许多时候确实必须具有光明磊落的品质。其实，文学又何尝不是“光明磊落的隐私”？“隐私”强调的是个人经验，“光明磊落”强调的是经验的公共性和精神性，二者的结合，才是文学的正途。今天，写隐私的作家很多，但能写出“光明磊落的隐私”的作家太少，为什么？我想，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缺少在精神上真正光明磊落的人，或者说，他的写作，缺少光明磊落的精神视野。

所谓的光明磊落者，一定是有健全的精神维度的人。健全才能广大，广大才能深透。但是，不少作家的精神维度可能是残缺的，容易沉陷于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无法向我们提供更广阔的经验、更高远的想象。

文学当然要写人世和现实，但除此之外，中国文学自古以来也注重写天地清明、天道人心，这二者不该有什么冲突。比方说，中国人常常认为个人的小事之中也有天意，这就是很深广的世界观，它不是一般的是非标准所能界定的——现实、人伦是非分明，但天意、天道却在是非之初，是通达于人类的。中国文学缺的就是后一种胸襟和气度。因此，文学不仅要写人世，它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有了这些，人世才堪称是可珍重的人世——中国当代文学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那种值得珍重的人世。[4]

“可珍重的人世”一说，胡兰成是这样解释的：“可珍重的人世是，在拥挤的公车里男人的下巴接触了一位少女的额发，也会觉得是他生之缘。可惜现在都觉得漠然了。”[5]这个说法，当然只是一种比喻。但是，对那些美好事物感到漠然，这确实成了作家们的心病。他们为什么写不出“可珍重的人世”？因为在一些作家的视野里，根本就没有值得珍重的事物了。他们写恶可以写得很尖锐，写黑暗可以写得惊心动魄，写欲望可以写得很放纵，但几乎都写不出一颗善的、温暖的、有力量的心灵。即便有人试图写美好生活，那多半也是应时之作，写得虚假。而那些所谓的底层关怀，同样也是显得简单而可疑。这些作家，不是对农民、对底层人群没有感情，而是他们在写作时，把这种感情处理得过于道德化，甚至充满怨恨和怒气，这样的写作，看起来很有良知，其实很外在，没有真正的力量。

我很理解这些作家的心情，他们看到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群时，看到一些人的精神困苦无人关心和援助时，难免会生出作家的义愤。他们想替这些人说话，他们想替他们伸冤，他们想代替他们对生活进行审判。但是，这种写作方式，也有简化生活的嫌疑。底层并没有天然的道德优先地位，不能说现在大家关注底层了，你也去逼着自己写底层，你对底层不熟悉，不做研究，写出来的，一定是虚假的，你那个底层关怀，可能也是冒充的；你的写作，还是要遵循自己内心的指引。

四

真正用心的写作，是写什么都可以体现关怀、表达灵魂的。你可以写奢华生活，也可以写苦难叙事，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真实、诚实，你要把自己的体验、自己的心放进去。你写的东西如果只是为了注释你的观念的，那你写什么，很可能都是一种造假。奢华生活可以造假，难道底层叙事就不能造假？作家要写好一种生活，是要有一种情怀，也要有健全的眼光的，要不，你所写的，连你自己都说服不了。比如，当你看到底层的污秽和绝望时，是不是还有另一双眼睛，能去感受底层的欢乐和底层生活独特的伦理？这方面，很多作家不一定想得到。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多数作家在写农村时，都把农村写成贫困、愚昧和需要思想启蒙的地方，他们普遍地向往生活在别处，觉得农村是要被抛弃的，是落后的象征，现在看来，这个观察视角也过于简单了。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农村有农村的快乐，农村有缓解苦难和缓解危机的独特伦理，有农村自己那种微小而坚韧的希望，可是，少有作家能在苦难背后发现某种希望，能够在恶势力的背后看到生生不息的善的力量。那些伟大的写作，往往不会陷于太过明晰的道德立场和道德抉择，而会试着用更宽广和仁慈的眼光打量生活，去发现生活本身的丰富和复杂。苦难是存在的，但苦难背后还有希望；心灵可能是痛苦的，但一定还有坚定的力量在推动着人们往前走。

今天的文学，很多时候容易把问题简化，把丰富的生活简化。善与恶是对生活的简化，过度的苦难是对生活可能性的简化。简化生活，就是对生活的遗忘，同时也是向生活说谎。不诚实，向生活说谎，这似乎成了现代作家写作的通病。米兰·昆德拉说：

简化的蛀虫一直以来就在啃噬着人类的生活：即使最伟大的爱情最后也会被简化为一个由淡淡的回忆组成的骨架。但现代社会的特点可怕地强化了这一不幸的过程：人的生活被简化为他的社会职责；一个民族的历史被简化为几个事件，而这几个事件又被简化为具有倾向性的阐释；社会生活被简化成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被简化为地球上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对立。人类处于一个真正简化的漩涡之中，其中，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彻底地黯淡了，存在最终落入遗忘之中。[6]

确实，一些作家所书写的民工，除了在流水线上做苦工、或者在脚手架上准备跳楼以威胁厂方发放工资之外，并没有自己的欢乐或理想；他们笔下的农民，除了愚蠢和恶俗之外，似乎也没享受过温暖的爱情、亲情；他们小说中的都市男女，除了喝咖啡和做爱之外，似乎不要上班或回家的。一些人的写作像有默契似的，不约而同地把世界简单化、概念化。

惟有健全的灵魂视野，才能反抗这种简化和概念化，从而使写作走向宽广。

五

或许可以这样说，可以写出苦难的作家有不少，可以写出恶的力量的作家也有不少，可是，只写苦难，只写恶、黑暗和绝望，在我看来已经不够了。我觉得在这些概念的背后，作家应该建立起更高的精神参照——有了更高、更健全的精神维度，作家写出来的作品才会有力量。没有希望做参照，绝望就不会有力量；没有善做参照，恶也不会有力量；没有光做参照，甚至你写的黑暗都可能是假的。不错，卡夫卡也写恶，鲁迅也写黑暗，曹雪芹也写悲剧，但是，我们都清楚，他们笔下的黑暗和悲剧都是有一个更高的精神维度作参照的。卡夫卡的内心还存着天堂的幻念，他所痛苦的是没有通往天堂的道路；鲁迅对生命有一种自信，他的憎恨后面，是怀着对生命的大爱的；曹雪芹的悲剧背后，是相信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情感的知己，存在着一种心心相印的生活的，因为这种生活无法实现，他才会有幻灭感，才会体察到生命深处的痛感。相比之下，不少作家失去了信念，他们的精神视野里都是现世的得失，内心不再有坚定的事物，也不再崇尚灵魂的高洁。作家的心已经麻木，灵魂也已经物质化，甚至连基本的诚实都丧失了，这样的文学，如何能感动人？又如何能叫人信服、喜爱？

文学说到底是一种精神事务，它要求写作者必须心存信念，目光高远。它除了写生活的事象、欲望的沉浮之外，还要倾听灵魂在这个时代被磨碾之后所发出的痛楚的声音。因此，需要在今天的写作中，重申一种健全、有力量的心灵维度，重申善和希望是需要我们付出代价来寻找和守护的。作家们要常常问自己：我除了写绝望，还会写希望吗？我除了写欲望，还会写精神吗？我除了否定，还有肯定吗？我除了怀疑，还能确信吗？我当然知道，很多作家只要一写善和希望这样的事物，就显得不真实，但这并不是说文学不能写善，文学不需要向我们提供希望，而是作家们要向我们证实，他所写的善和希望是真实的、可信的。一个没有向往过善和希望的心灵，怎能写出可信的善和可实现的希望来？人不成熟，文学才不成熟；作家自己没有确信了，他所写的才没人信。

一切的问题，其实都是人的问题，人的内心问题。五四以来，我们几乎在文学作品中看不到成熟、健旺、有力量的心灵，就在于二十世纪文学书写中的中国人，在精神上还有重大的欠缺——西方的文明没有学全，中国自己的老底子又几乎丢光了，精神一片茫然、混乱。哲学家牟宗三说，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知识分子，内心不一致，生命分裂。为什么会分裂呢？文化上出了问题：

西方来的文化冲击自己的生命，而自己的生命自种族来看又是自黄帝、尧、舜来的中华民族的底子。这种中华民族的生命底子不一定能与西方来的观念相协调，而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又非得接受西方的观念不可。结果，是把自己的生命横撑竖架，和五马分尸一样。[7]

中国文化是扎根于世情和人性之中，它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依旧发生着重要的作用，而一旦你的观念无法和这种文化作用相协调，你的精神成人，可能就很难完成。没有成熟的精神，一定也产生不了成熟的文学。

为此，重申灵魂叙事，重塑一种健全的精神视野和心灵向度，便显得意义非凡。欲望书写的时代正在过去，文学的生命流转，应该往精神深处走了，我相信这是文学发展的大势。但是，这样说并非要为今日的文学写作提供一个精神意义上的解决方案，我也不过强调，文学的精神流转已在发生变化，优秀的作家，不能再依靠惯性继续写下去了。

灵魂叙事大放光芒的时代已经来临。一个对人与事物心中有爱、对未知的世界抱着好奇、对生命的衰退怀有伤感、对灵魂的寂灭充满疼痛的作家，才堪称是面对内心磨难、背负精神重担的作家。这样的作家越来越多的时候，中国当代文学可能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面貌。

 

(本文根据一个论坛的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