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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生死恋》:王蒙的爱情之问

来源:文汇报 | 陈斌  2019年07月22日08:39

《生死恋》王蒙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莎士比亚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此话套用在爱情方面再合适不过。古往今来,没有两个人的爱情轨迹相同。正因如此,爱情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天下有情人每时每刻上演喜怒悲欢酸甜苦辣的情景剧,也成为文学作品永远挖掘不尽的富矿。

王蒙自19岁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以来,已整整创作了66年,写下1800万余字,作品被翻译为英、法、德、意、日等20多种文字,流行世界各地。近年来,耄耋之年的王蒙不仅在线下“大秀肌肉”,还努力融入网络,他越来越禁不住地在文章中夹杂一些与网络有关的话题,比如他的这部新作中,就多处写到与网络的亲密接触。

本书辑录王蒙近年来的四篇作品。其中,《地中海幻想曲》《帽子》充满爱情的朦胧诗意,两位主人翁深陷爱情的矛盾与彷徨令人印象深刻。《邮事》未以爱情为主线,但写到作者因营业员苏霞的甜美形象,“去亚运村邮局办事,愈加令我快乐温暖,比温馨又升高8摄氏度,譬如温馨时是17度,温暖时是25度”。

本书重头戏、爱情小说《生死恋》则折射出王蒙对“爱情”的最新思考。在王蒙看来,“五四”前,国人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五四”以降,自由恋爱已成现实,但自由恋爱“到底能不能带来幸福”呢?

王蒙把这个问题抛给了《生死恋》中的苏尔葆。如果说,一辈子被父辈血缘关系阴影笼罩着的苏尔葆一度是成功人士,那么其背后的“伟大女性”无疑是其发妻单立红。作为苏尔葆兄弟也是“影子”的顿开茅,则既是苏在生活中的抵近观察者,又兼具人生“航标灯”之责——当苏尔葆在美国贫困潦倒几欲放弃单立红时,顿开茅给了他重新回归家庭的勇气;当苏尔葆事业有成后出轨邱月儿时,顿开茅用重锤敲醒了他……

顿开茅就像苏尔葆身边如影随行的“道德判官”。苏最后自绝于世,一个因素是对爱情的迷茫,另一个因素则是无以超脱的道德负罪感。很难说,苏、单当初的结合不是因为爱情,但未必是全部。在那个特殊年代,苏父被打倒,苏尔葆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此时任何一根橄榄枝都可能成为他的救命稻草。物质方面单立红无能为力,但她对苏尔葆“政治”地位的扶助意义显而易见。

苏其实有“知音”,那就是严歌苓《芳华》里的何小嫚。雷锋标兵刘峰只是本能地对她加以呵护,她却用一辈子去回馈——这到底是因为爱情,还是感恩,谁又能真正说得清?

诚然,单立红自始至终并未因此而要胁丈夫,但男人的自尊让苏尔葆始终挺不起胸膛。妻子的能干,在美国的自立自强,大大减轻了家庭压力,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夫妻间的不平衡感。苏尔葆后来净身出户,将所有资产留给单立红,何尝不是他的自我救赎?

某种意义上,情人邱月儿只是苏尔葆的一个异化影子。苏与邱的相遇本就因为物质扶助。与苏尔葆具有强烈感恩心不同,早已被物化的邱月儿更像感情贩子,表面上对苏怀有感激之情,可一旦自己的感情贩卖不出所期望的市场价值时,便马不停蹄地寻找下一个买家。这也预示苏尔葆的爱情理想必定走向破灭,一个爱情的试错标本由此诞生。

古往今来,以生死阐释爱情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不过,苏尔葆的自绝于世不太像殉情,而更像他爱情一败涂地的写照。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迷失,迷失是因为他始终没弄明白爱情的真谛——先是背负感恩的沉重枷锁,后又陷入以恩赐方式赢得爱情的误区。

与现今一些作家滥于煽情截然不同,老一辈作家更习惯透过历史和生活的厚重底蕴,让故事更具有人间烟火的质朴与生活气息。王蒙的这个爱情故事,在冷静的背后蕴含着作者的深层思考:自由恋爱为什么没能给苏尔葆带来幸福?这是自由恋爱的错吗?

真正的作品不能没有思考,有思考才能带给读者更富“附加值”的阅读体验。本书中,王蒙洗练的文字充满哲理。比如那段王蒙在活动中大声朗读的关于文明的论述:“文明与不文明相距何远!文明的特点是光鲜,不文明的特点是闹腾。文明的特点是收敛,不文明的特点是追风逐臭出40里。”虽然触及文明这个重大主题,王蒙却以简单和饱含生活常识的文字,把大道理讲得如此透彻、通俗和亲切。

显然,爱情并不适合讲大道理。关于自由恋爱这一宏大命题,虽然历经人生风雨,王蒙仍感觉没有能力给出标准答案,他只是对物质在爱情中的过多权重含蓄地表达了反感。确实,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物质日渐丰富。然而,物质的丰富并不必然地提升人们精神的丰度,比如人们对爱情本质的认识,比如如何剥离爱情中的物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