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海作家马尚龙不久前在浦东潍坊社区建了个工作室，向大家推广、解读上海方言及海派文化。有些新上海人，甚至包括老上海人，会讲“上海闲话”，却难以破译民间日常的一些俗语，而这些俗语是城市的密码，也是海派文化的表达方式之一。

在工作室的某次活动中，马尚龙跟大家讲到“路数”，有听众站起来问：“路数是不是就是套路？”马尚龙吃惊不小，他耐心向她解释两者的本质区别，但她听得似懂非懂，正如知名媒体人曹景行所说：“什么叫上海路数，老上海也未必讲得清爽，但一定晓得不懂上海路数就是‘拎不清’。”

于是，马尚龙决定写一本书来说说“上海路数”，这就是《上海路数》的由来。与他以往出版的集子一样，这本随笔集的字里行间也流淌着真切的人文关怀，还有一贯的冷幽默，不动声色的针砭。关于上海、上海人、上海事，他总是格外地留意，许多人司空见惯或熟视无睹的现象，经他的观察与分析，就变得很值得拿到台面上来讨论。

马尚龙反对空洞的说教，他的草根性和务实态度体现在摆事实、讲道理。他在书中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个出租车司机，某天从浦东载客去浦西海鸥饭店开会，车子进入越江隧道时那位客人突然发现自己忘带钱包，那时还没有支付宝和微信，没有钱包寸步难行。回家拿吧，隧道里不能掉头，时间也不允许。这位名叫孙宝清的司机，不仅不收钱把客人送到目的地，临走时还给了客人30元乘车券（一种古董级专项消费代币券）。孙师傅此举诠释了“古道热肠”这一成语在现代社会的合理性与时效性，他的行为是一种在既定条件下的积极应变。如果孙师傅到了目的地后板起面孔要求乘客付清车资，是不会受道德谴责的，但孙师傅的行为超越了服务规范要求，将一位衣冠楚楚的男人从尴尬境地中救出来，并蕴藉着助人为乐的愉悦与笃定。此举更值得评估的意义在于：对陌生人的信任与帮助意味着什么？

后来这位乘客联系到孙师傅，归还了车资，还改变了孙师傅的命运：原来他是刚到任的美国纽约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正要招聘一位司机。

读了这个故事，我想起了另一个故事，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某绸布庄老板吩咐小伙计给大户人家送一段绸布，小伙计来到主顾家，对方接了货，看他跑得满头大汗，就让他坐下歇口气，喝碗冰冻绿豆汤。小伙计这才发现原来这家老太太在做七十大寿，于是小伙计硬将货款退回去：权当我给老寿星送的一份薄礼吧。

这家主人很欣赏这个小伙计知书达礼，数天后就借给他一笔本钱，鼓励他创业，于是小伙计就在八仙桥开出一家绸布店，名叫宝大祥。

孙师傅和那个小伙计在做出决定的那一刻，并不晓得后面会怎样，他们只是以上海人通行的路数来“解题”，觉得自己唯有这样做才是恰当的。这种路数，就是上海人日积月累而成的、被上海人守护与践行的公序良俗。一座城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公序良俗，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最大多数人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适应，对族群繁衍与强盛的前瞻性选择，每一条规则都凝聚了无数的教训与经验。公序良俗是法律的基础与依据，也应该是一种软实力。

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从开埠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里，接纳了至少400万移民，占上海总人口的85%。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阶层、语言、风俗等都有很大的差异，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这个目标是什么？是生存，是发展，也可以说是发财致富。他们进入老城厢，进入租界，沿着越界筑路的方向延展，最迫切的一件事就是学说上海话，熟悉上海规则，懂得上海路数。

外来移民初来乍到，不得不抱团取暖，借了会所、公馆的乡党与族群之力安顿下来，东张西望。上海的会馆、公所累计多达248座，它们与外资企业一样，都是异质文明进入上海的基地。外来移民将本土文化中合情合理、行之有效的一些规则和惯例，与上海本土文化兼容重组，成为一种新的城市文化。在这样的整合中，很难说何种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但上海路数，肯定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它强调的不是个人的权威，而是制度的权威、法律的权威、秩序的权威。契约精神与伦理道德，构成了上海路数这枚银币的两面。

所以，路数不是套路，套路是骗局、陷阱、阴谋，我们要的是路数，而对套路说不。

改革开放后，上海接纳的外来移民总数超过此前100多年的总和，上海的城市文化由此变得更加多元、丰富、开放，具有更强的活力和更严明的秩序，上海路数的内涵也在不断充实。《上海路数》的出版，其实也是对上海路数的一次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