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天我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我们的意义为什么失落？第二个，我们的意义为什么产生了危机？第三个，我们的意义将如何呈现出来？

一、意义缘何出现失落？

大家知道，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说，所有的文化都是对人而言的。它是基于人生或生命的一种意义的支持。那么，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学也是在文化的意义上，对人生或生命作了这方面的支持。大家知道，我们传统的文学就有所谓的“文以载道”之说，如果把“道”理解为意义的内容的话，那么，我们传统的文学就在承载传统意义方面，做了一个很好的相互之间的建构。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从整个文化或美学角度来说，它构建了一个与中国传统的以道德为本体意义的伦理审美系统。从文体上，或者说从中国文学的诗、词、曲、赋、文等角度上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传统的意义演变，它经历了一个从初始到高潮再到失落的曲线过程。譬如，古代诗歌是经历了从四言到五言，再到七言的文体变化的。像四言诗，它对应的是我们农耕民族在劳动之余的心灵韵律，非常优雅、愉悦，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有“蒹霞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它非常优雅地对应了农耕民族的心灵韵律，形成一种对人生或生命的意义支持。发展到了五言以后，更为深沉、复杂的意义也随之生成了。我们读《古诗十九首》，就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诗句，比起四言诗来，它的意义发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今天的话来说，它赋予了人生或生命的意义以更浓厚的哲学内涵。到了唐代，到了四言、五言、七言诗均已的达到了顶峰，也与整个大唐、盛唐的情形相匹配。

众所周知，就中国的朝代而言，从秦开始，秦、汉、唐、元、宋、明、清，我们都可用“大”来相称，唯独唐朝还可用“盛”来表示。所谓“盛唐”，这个“盛”表示中国文化和文学也达到了“盛”，然而，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从此开始，就一直往下走。从诗歌创作中就可以看到，初唐的诗风是非常开阔的，我们读李白的诗，就可以看到诗中的想象非常的开阔：“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的个人性格也非常率性：“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到了中唐，杜甫没有了这种气质，杜甫更多的是“忧患”。他看到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盛世的的气象，他已经体会不到，所以，他有两句诗“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在古典诗歌里，这是写“悲”，写的最好的两句诗，没有人能够超过它。到了晚唐，连这种诗中忧患的心情也没有了。有的是李商隐的“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再到了晚唐末，唐代马上要结束了。连“夕阳无限好”也没有了，有的是罗隐的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意义失落的进程在加快。

从文体上来看，取而代之的是词，词跟诗相比，没有那么浑厚、多向和深沉，它有的是更多的、无尽的哀愁。南唐李后主的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清照更是用叠字来形容，“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来传达“人比黄花瘦”的凄凉境况。苏东坡的词，写的很豪放，也很开阔吧，但也是表现了他面对人生困境无奈：“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他真正地体悟了“月有悲欢离合，人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人生无奈和悲凉。人生全不了，这将是常态，所以只好把事情寄托在月亮上面。而到了元代，连这种希冀也没有了，有的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为什么不说东风肥马呢？“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你想想看，肠子断了是什么感觉？到了《红楼梦》就是唱挽歌了。它的《好了歌》，好了，就是了了，当然了了，也就是好了。这种意义的失落一直走到晚清，在晚清，现代西方文化的涌入，传统的意义就产生了根本性的危机，而不是单单失落的问题了。它表明：传统的在道德本体领域建构的一整套的意义系统，不足以支持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面对西方世界的冲击，不足以为新的人生提供完整的价值和意义的支持。

二、意义缘何发生危机？

这样一种的意义危机，用美籍华人学者张灏教授的研究来说，就是中国人在三个方面产生了迷失：第一是道德的迷失；原本不需要去道清的东西，在今天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第二是存在的迷失，人活着却不知道要干什么？人生出现无意义的漂浮；第三个是信仰的迷失，人生失去了终极的方向和理想，心灵再也不得到意义的滋养。

所以，从晚清这个时候开始，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提出要向西方学习，这样，向西方学习，那我们就要面对传统的意义该怎么办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先驱者们开始从文学的角度来表现他的感性认识，于是，就出现了从“诗界革命”到“小说界革命”的这种呼唤革新的声音，开始对现代文明的有所学，有所思的认识现象，提出了当传统的意义不足以支撑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意义该走向何方的问题。

因此，从晚清来看，“诗界革命”中的“我手写我口”，其实在它背后，支撑它的理念已经从传统的单一的道德上的意义建构，转向对生命自由的向往，“我手写我口”就是要求自由的表达。再到“小说界革命”，就是“欲兴一国之民，必先兴一国之小说”的新理念的提出，表现出对人的精神世界关注高度的创作理念。

当然，如果说晚清的这些革新运动，没有完成它的使命的话，那么，这个历史的重担就落在了“五四”新文化上了，所以，新文化的先驱者们直接从西方文化思想库中搬来了两个东西，这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试图用“德先生”和“赛先生”来重新建构现代人的意义世界。这样，我们的文学也非常适应了这样的环境，配合了这场新文化运动。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直接从语言的表意系统开始，而不是宏篇大论地从体制，或文化载体的角度开始。大家知道，传统文言文的表意系统非常的优雅、集约、简练，这的确是非常的好的语义表意系统，但是，在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面前，它发挥不了语义的功能和作用，也不足以表达现代人内心的复杂心绪。这样，那一套文言的表意系统不能用了，这就要涉及到话语权的转换问题。如果只是在文言文的表意系统里面，再去革新、去修修补补，都是不解决问题根本。这样，胡适直接从打破文言八股着手，直接从语言系统着手，建构了一整套的符合现代人表意系统。这就是新文学的“诞生”。它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它在存在一个属性上，或价值的理念上就和传统拉开了距离。同时，从这个距离上来看，中国文学在这一个转折中获得了一种“新生”。虽然我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也许我们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起步为一百年，可能后来人写文学史的话，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把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分得这么细，可能只归为一章，甚至就是一节。那么，这一节或者这一章怎么来写？就是说如果要确定这一章的地位的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整个的“价值理念”上，在整个表意系统上，和古代拉开开了距离，划开了一个时代。这一个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

三、意义缘何需要重构？

当然，我们知道在文革结束以后，北岛写了一首诗，叫《回答》，里面有一句“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那么，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就在“我不相信”中真正地全部倒塌了。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包括我们今天纪念“五四”也好，学习“五四”也好，实际上，就是要进行意义的重构，还是要思考新的意义，究竟要往哪走，从哪儿出发。自然，回到原来的地方，是不可能回得去的，这样，那怎么来建构一个跟我们这个民族，或者我们这个表意系统相吻合的价值世界呢？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不论是看“五四”新文化也好，还是看“五四”新文学也好，虽然可能还存在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甚至它很幼稚，但我的观点是，它真正与古代拉开了一个距离。它在整个时代发展的节点上，划了一个时代，这是一个新的起点的开始。这个新的起点，无论它怎么走，会遇到什么情况，它将始终是朝着以“自由”为价值理念的现代文明的意义世界走的，我想，就像九曲黄河入海一样，崎岖蜿蜒，但始终不会回头。

虽然我还不知道未来的意义，究竟会怎样的情形？究竟会建构在什么地方？但我们需要对这个意义重构，保持我们必要的信心和乐观。历史或许会有惊人的相似，但不会重复，不会走回头路，人对以“自由”为核心价值理念的现代文明意义世界的向往，永远不会过时或消失，而这，也是我们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中所获得的深刻启示。

（根据录音整理，经过作者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