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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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做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我想，最不应当包括的大概就是当代了。尽管今天形成了丰富驳杂的文学批评样态，诞生了一大批学院派文学理论批评家，但今天的文学批评，严格说来，仍然乏善可陈。因为，当代文坛很难说已经诞生了优秀的文学批评文体和文体家。

我以为，文学家也好，批评家也好，首先应当是一个文章家。作文章而能成家，则必因其于文体有造诣。杰出的文章家，即是一个优秀的文体家，而文体家，则须具有优雅的语言品格和卓然的文章风格。

关键是，什么样的语言才是美的语言呢？我以为，首先是必须熟练使用“雅言”。这样的范例，古代如《典论·论文》《文心雕龙》《诗品》《升庵诗话》，近代如袁枚《随园诗话》、俞曲园《春在堂文集》、王国维《人间词话》、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在现当代，则有梁实秋、朱自清、钱锺书、汪曾祺等人的著述。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但凡稍微读点古今文艺批评著作者，皆可举一大堆。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读，而在于将其应用到文学批评的文本写作中，并自成一格。这就不是读读和说说那么简单了。

当今的学院派教授，随口即能说出一大堆文学理论批评词汇，也能作得一篇考论精详的文学研究论文，但未必能写出一篇优雅的文学批评文章，原因是，他们大都缺乏文章意识和文体意识，不能高超地驾驭汉语，自然也就不能诞生出优美的批评文体。

汉语审美出现了严重衰退。这是无可回避的事实。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西方话语模式主导的文学批评横扫批评界，再加上老一代文人的日渐凋零，优雅的批评叙事已然不再，随之而来的，是新式的八股文风。而且，很多文艺批评，早已不谈作品文本，不谈文学语言，而是空谈哲学、思想、文化等。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或文学的思想史研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一种时髦风气。这本不是坏事，因为文学批评本身离不开思想史或文化学，但是，批评中的主体——文学却退场了。很难说文学批评与文学主体（这里所说的文学主体，更侧重于与文体有密切关联的文学语言）的分离是好还是不好，但这其中一定出现了偏差或异化。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重塑文艺批评的文体意识》，呼吁文艺批评应树立自觉的文体意识，以文体来统摄文艺批评。具体而言，就是我们现在的文艺批评，也许连基本的语言表达尚不及格，自然就无法建立起自己的文体风格。既不能使用过去的“雅言”，不能写出优美的韵文，写不出《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批评文本，也不能将现代白话文写到鲁迅、林语堂、周作人、朱自清那样炉火纯青的地步，又如何能成为文体家？不注重文本和文体，文章缺乏美感，已成为当下文学批评的一个症结。我们吃的是夹生饭，是现代白话加西方翻译的八股式学院文体的拼凑。现代汉语的苍白无力，在学院化的批评文本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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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样的批评文本才是美的文体呢？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好读，读起来有文采，又见个性，见情感。没有风格、没有个性、没有情感的文章不是好文章。很多人说学术批评不需要情感，需要的是理性。我说，理性与情感不是一对矛盾，而是互补的关系。历史上卓越的文章家和学问家，无不将理性与情感融合得很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贾谊、韩愈、苏轼、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但是，这些都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具有高超的汉语表达功夫，也就是运用“雅言”的程度。语言不过关，所谓的风格和个性，就是一种炫技，徒逞口舌之快，不会让人体会到美。文学批评，最忌干巴巴的理论说教，它绝不是学院化论文那种死板的理论说教与学术辞藻堆砌，而应该是各种文体的综合，既有文学作品的通俗性，又有学术论文的严密逻辑，还有思想随笔的睿智哲思，也有散文的抒情性，以及杂文的犀利与幽默，但它又不应等同于上述任何一种文体。

依我看，目前的多数所谓文学批评，就是用一堆学术名词和文艺理论话语作武装，一本正经地讲道理的学院式文论。这样的文章，在当今的学报、学刊等核心期刊上几乎随处可见，但毫无文采。这已成为当代学院化批评的一种时髦和弊病，离真正意义的批评文体相差甚远。

所以，相比之下，我反倒是比较喜欢读作家的创作谈。创作谈本属于随笔类文体，但焉知就不能是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文体不是教条的，不是固定的，不是学术八股，不是非得要一本正经说大道理不可。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借鉴古人的文体形式。古代的文学批评文体，可说是体例完备，举凡书札、诗话、丛谈、边跋、笔记、日记等，皆可成文；举凡为文，皆可以品评；举凡品评，皆可为批评文体。

贾平凹写文章，尤其是写创作谈，与他写小说基本是一个风格。他喜用小说笔法和散文写文学评论，写着写着就这样了，说着说着就是这种腔调了。且看他在《老生》后记中的一段文字：

这期间，我又反复读《山海经》，《山海经》是我近几年喜欢读的一本书，它写尽着地理，一座山一座山地写，一条水一条水地写，写各方山水里的飞禽走兽树木花草，却写出了整个中国。《山海经》里那些山水还在，上古时间有那么多的怪兽怪鱼怪树，现在仍有着那么多的飞禽走兽鱼虫花木为我们惊奇。《山海经》里有诸多的神话，那是神的年代，或许那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而现在我们的故事，在后代来看又该称之为人话吗？

这段文字本平常，但短短几句话，即勾勒出自己对《山海经》的品评。但贾平凹评《山海经》，非一般教科书那样教条，而是用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审美和思维习惯去品评。他笔下的《山海经》，已经不是那个古老的《山海经》，而是属于他自己的鲜活的《山海经》。他把《山海经》与《老生》融为了一体，或者说，他要写的《老生》，就是一部现代版的《山海经》。我认为这种笔调，比学院派教授的理论诠释要生动、可爱、朴实得多。

作家要有自己的腔调，批评家也要有自己的腔调。没有腔调的批评家，不是好的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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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文体大家。

他说，文要简，简短，简要，真实，剪裁，简练，悭吝，简静，丰润。看似说语言，实际囊括了文章的全部要素。他甚至说，简单是文章的最高标准。但世上最难做到的又实在是简单。

知堂先生所言，适用于所有文章，自然也适用于文学批评。汪曾祺和贾平凹继承了这种风格，并将明清小品文文体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的语言文体，也多是趋于简——文简，意简。

简到极致，就是繁难到极致。这是小品文的气质风貌。

周作人的文章有一个显著特征，即浓郁的书卷气，但又没有掉书袋，即所谓有书卷气而无学究气，是文学文体不同于学人文章的重要特征。当然，民国作家大都兼具作家与学者两种身份，而民国时学人的文章也并没有今天学人文章的酸腐气和学究气。

文章需要品格，有品格就必然要讲标准。最主要的标准就是语言品格——能否用“雅言”写作，是文学批评文体是否优雅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我以为，好文章，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不是相反。如何做到简单化？最重要的其实是语言功夫。再好的文章，也是由语言来武装。语言不过关，再好的学问和思想，也会被表达得一塌糊涂，让人失了“食之”的欲望。讲一堆空学理，没人理睬，但你像拉家常一样把文章写出来，那就受听了。关于此，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经验，就是把你自己所写文章，给那些具有中等学历水准的人看，如果他们能基本读懂，那说明你文章基本合格；相反，如果满篇的稀奇古怪的学术词汇，那说明你是在故弄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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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家首要的一个标志，即是文章风格的独创性，是集文章家之大成。人云亦云者不是文体家，只有具有开创性且品格高雅、善用“雅言”的文章家，才能属于文体家。

毫无疑问，梁启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卓越的政论家和文章家之一，同时也是最卓越的文体家之一。原因是他将文学语言揉入了政论文，将情感裹挟进了说理文，并将之提升到一个高度。读梁启超的文章，好比读三代之《诗经》、屈原之《离骚》、太白之古风，气势磅礴，意味隽永。你以为他是在抒情，其实他是在说理；你以为他是在说理，其实他是在抒情。汉赋是在铺排华美的辞藻，格律诗是在纠结严谨的形式，但李太白一出，全不要这些，而是用回溯古风的形式来狂歌当诗；梁任公一出，又将古风的形式融入了政论中！且看梁启超脍炙人口的名篇《新民说》之《叙论》：

自世界初有人类以迄今日，国于环球上者，何啻千万？问其岿然今存，能在五大洲地图占一颜色者，几何乎？曰：百十而已矣。此百十国中，其能屹然强立，有左右世界之力，将来可以战胜于天演界者，几何乎？曰：四五而已矣。夫同是日月，同是山川，同是方趾，同是圆颅，而若者以兴，若者以亡，若者以弱，若者以强；则何以故？或曰：“是在地利。”然今之亚美利加，犹古阿美利加，而盎格鲁撒逊英国人种之名也民族何以享其荣？古之罗马，犹今之罗马，而拉丁民族何以坠其誉？或曰：“是在英雄。”然非无亚历山大，而何以马基顿今已成灰尘？非无成吉思汗，而何以蒙古几不保残喘？呜呼噫嘻！吾知其由。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新民说》是政论文章，固不属文学批评，却是典型的批评文本，全然可以为文学批评所镜鉴。虽写“新民”，但从哲学高度，论述新民之由；虽写“新民”，却将人类与地球之公理融于笔端。开篇即有日月山川方趾圆颅地理之喻，形象生动，气象宏阔，由人及物，由物及地，由地又及人，由此国及彼国，由彼国又及此国，由身体发肤及于五脏六腑及于国民，最后衍生出“新民”主题，可谓举一反三，气势贯通宇宙天地，岂能不是一篇优美的文学作品？又岂能不是一篇优美的批评文本？

可是，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却是这样的：

自打世界上出现人类以来，一直到今天，在地球上建立过的国家不下千千万万，但是能够一直延续到今天，能够在世界地图上仍然占有一抹颜色的有几个呢？也就一百多个。在这一百多个国家中，能够在国际上牢牢站稳脚跟，具备影响国际局势实力并且将来可以永存的会有几个呢？也就四五个。每个国家白天看到的太阳和晚上看到的月亮没啥不一样，所拥有的山川和所拥有的河流也没啥大区别，国家里的人也都是一个脑袋两条腿，为啥有的国家兴盛而有的国家衰亡，有的国家弱小而有的国家强大呢？……

意思是一个意思，境界也是一个境界，甚至思想也是一个思想，但韵味、格调全然不同！这样的文字，甚至已然让人失去了阅读的欲望。

这就是“雅言”的魔力所在。

也许有人会说，梁启超用的是文言，而今日用的是白话，自然不同。但是，梁启超的语言，虽非纯然白话，但也非纯然文言，而是传统文言的现代改造；又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文白夹杂，而是一种糅合了诸多语言元素的新文体——“新民体”。此种新文体，遍布于梁氏诸多文章著述中。而翻译过来的文章，早已失却了汉语的简洁、优雅、顿挫与韵律之美。

我所关心的，自然不是要不要恢复到文言的问题，而是现代文学批评要不要继承古代“雅言”的问题。我的选择无疑倾向于后者。

今天已然不是文言时代，不必要再写那文绉绉的文言八股。但是，不论时代如何变换，语言总是具有一定承续性的。在我看来，我们应该用现代“新雅言”来统摄文风，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