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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与文学的诞生

来源:《上海文学》2019年第7期 | 蔡骏  2019年07月14日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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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石器时代的时候,每到夜晚,我们的祖先都会围坐在火堆旁,狼会在黑夜里嚎叫,好像随时会从周围的草丛里蹦出来。这时就会有一个人开始讲话,他会讲一个故事,这样大家就不会感到害怕了。

这是传记电影《天才捕手》里的台词,主人公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编辑家麦克斯·珀金斯,他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的编辑,出版过《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了不起的盖茨比》。

以上,是电影中的珀金斯爬上高楼天台,眺望纽约的黄昏,对他身边的作者所说的话。当时珀金斯身边的作者是谁呢?他是托马斯·沃尔夫,写出《天使,望故乡》《时间与河流》的那位天才。我不知道这句话是电影编剧的神来之笔,还是在珀金斯留下的文字里确实有过这一笔?

我无意于讨论这部电影或编辑家麦克斯·珀金斯,我只是刹那间感觉,这段话恰好说出了人类所有故事的起源,或者说,人类文学的起源——为了对抗恐惧。

恐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

八月的某一夜,我的脑中突然蹦出一句话——我们今天的存在,是我们祖先昨天的幸存。

如今地球上存活的人口有七十多亿,那么已经死了的人类呢?据学者们粗略统计,所有在地球上出生过,但已死去的人类(不包括进化过程的猿人,应该仅仅指智人,也就是分子生物学上的现代人类的一脉相承,如此可以排除北京猿人、尼安德特人等等)已达到了一千一百亿。

不要简单地以目前七十二亿活人乘以十五的算术来推断。七十二亿是人类目前的数量,而在1930年仅有二十亿人口,当时中国不过四万万同胞。1800年,世界人口只有十亿,其中三分之一以上在中国。耶稣出生的年代,地球人口为两亿,我猜想其中半数在汉朝和古罗马。公元前四千年,古埃及的萌芽期,地球人口为八千五百万。

如今还存活着的七十亿人类的祖先,在上古时期的公元前四千年,绝非全部的八千五百万人口,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也许只有八百五十万,甚至八十五万,甚至八万五千,甚至八十五个。

动画电影《疯狂原始人》开头,主人公一家指着岩画说起邻居,要么被野兽吃了,要么感冒死了,要么掉进水里淹死,最后只活下来他们这一家子。这符合原始人的生活规律,甚至直到文明初期亦是如此。

今天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是无数代生存竞赛获胜者的后代。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一段尚未中断的繁衍传承的一部分,超过中彩票几百倍般的幸运。更多的人类个体都没有留下自己的DNA,就被淹没在泥土之中,滋养了其他生命。

他们的牺牲,同样滋养了我们最早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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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心理学家,当之无愧地属于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我认为没有之一。

荣格既是心理学家,也是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及文学家。荣格认为,人类的个体无意识,仅仅达到婴儿的阶段,比如刚出生时的各种原始欲望以及经验。集体无意识,则是我们出生之前的全部经验,这个经验来自于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往前追溯,直达亚当与夏娃。这是一种并不明确的记忆,埋藏在人类的DNA记忆之中,从一枚受精卵开始成型,在孩子的大脑深处发育成型,实现记忆存储器的再唤醒与激活,包括原始人在早期艰难生涯中养成的种种习惯,比如对于食物(生存)和异性(繁衍)的欲望,对于死亡与黑暗的恐惧——这种欲望与恐惧,产生了人类最早的文学和艺术。

祖先把恐惧的基因,赋予了每一个子孙后代。为了抵御恐惧,祖先们创造出来的说故事的基因(无论用诗歌、散文或者小说的形式),同样赋予了每一个子孙后代。彼时人类的文字还没有产生,即便能够口耳相传数十代人,依旧不免在历史中风流云散,或被改头换面成为“历史”。也许我们记不住DNA里的具体故事,却能记住DNA里的恐惧,以及因此而来的对于故事的渴望。

恐惧,是来自我们祖先的遥远回声,也是我们自己的遥远顿悟。

荣格在《心理学与文学》中说:“艺术是一种天赋的动力,它抓住一个人,使他成为它的工具。艺术家不是拥有自由意志、寻找实现其个人目的的人,而是一个允许艺术通过他实现艺术目的的人。他作为个人可能有喜怒哀乐、个人意志和个人目的,然而作为艺术家他却是更高意义上的人即‘集体的人’,是一个负荷并造就人类无意识精神生活的人。为了行使这一艰难的使命,他有时牺牲个人幸福,牺牲普通人认为使生活值得一过的一切事物。”

文学不仅是个体的,更是集体的——荣格的这一认知更接近文学的本质。文学是人类独有的创造,自从脱离动物以来,人类从来都不是个体的,无论每一位文学的写作者们自认为有多么孤独——人的孤独以及恐惧,恰恰来自于我们意识到了人即“集体的人”。

荣格喜欢记录梦,无论自己的还是他人的梦,荣格都记得事无巨细,极具逻辑性,以至于引申分析出惊世骇俗的结论。我偶尔也会记梦,尽管绝大多数梦都会遗忘。

有几次我梦到淮海路——附近的思南路是我以前上班的地方。好久没回去过了,梦中是黑夜,我无法转入思南路,只能从旁边绕行很远,从别的大楼与商场底下穿过去。经过幽暗曲折的地道,又要从铁门底下钻过,才能柳暗花明抵达当年的那条路。黑夜里听到有人抱怨,每次都必须要这么走,让很多人望而却步。我想,人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回到过去?

这个梦,代表我的某种恐惧,也代表我的某种希望。

恐惧与希望,有时大体是硬币的正反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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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创造了宗教,恐惧也创造了文学。

或者说,恐惧创造宗教的同时也创造了文学。比如《圣经》大概是古代犹太人最早的文学作品。有趣的是通天塔的故事,既是神对人的恐惧,也是不同人群(部落、族群)之间的恐惧,因为操着不同的语言,无法沟通与交流,乃至于互相恐惧互相敌视,产生了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杀戮和战争,又产生了最终超越族群的崇拜与信仰。

宗教在集体的层面为我们解决恐惧,而文学在私人的层面为我们解决恐惧。

人类对生死的恐惧,是一切生命体共通的恐惧,小猫小狗乃至鼠雀之辈都会有。人类也有对欲望不可得的恐惧。原始的来说,有食的欲望,也有性的欲望。文明的来说,有对财富、权力与荣誉的欲望。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这是农夫们对于饥寒交迫的恐惧,也是人类求温饱而不得的恐惧。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这自然是男子求女子而不得的恐惧。

《楚辞·招魂》中描写地下冥界:“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参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归来!恐自遗灾些。”这是人类对于死后世界的恐惧。屈原的结局是纵身投入汨罗江,他不是败于对冥界的恐惧,而是战胜对冥界的恐惧。

当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人类面临的恐惧除了战争、饥荒与瘟疫,开始增加各种“自寻的烦恼”。比如源于性欲又高于性欲的男女情爱的烦恼,又比如寻找形而上的自由的烦恼,甚至寻找浩瀚世界彼端未知的那团黑暗的烦恼——以上的烦恼都让人充满恐惧,于是就有了但丁,有了薄伽丘,有了彼得拉克。

但丁的《神曲》就属于“自寻的烦恼”。中世纪的欧洲,大体无论是真实的社会生活,还是主流人群的精神生活,统统笼罩在各种各样的蒙昧与恐惧之中。但丁同时面临着男女情爱的烦恼,寻找形而上的自由的烦恼,以及探寻世界彼岸的未知的烦恼——这个彼岸不在马可·波罗或哥伦布的远方,而在人的内心。

但丁描写的地狱是在耶路撒冷之下,直达地心的漏斗状深渊。邪淫者被暴风折磨,饕餮者被冰雹摧毁,欺骗者将承受酷刑。凡间坠入地狱的无数罪人,将在此等待末日审判降临。接着就是炼狱,那是一座雄奇耸峙的高山。仿佛漏斗的地狱是阴,高山的炼狱是阳。人们在地狱中经受磨难与恐惧,又在炼狱中开始忏悔与希望,一层一层地洗去“七宗罪”,直到地上的伊甸园。但丁在此短暂地战胜了恐惧——爱的恐惧、不自由的恐惧、对于世界未知的恐惧。于是,但丁见到了他的贝阿特丽采。

这是他的天堂,也是他的幻想。因为在诗人的现实生活中,他从未真正战胜过爱的恐惧。终其一生,但丁只见过贝阿特丽采两次,一次是九岁的童年,一次是十八岁的少年。不久,贝阿特丽采嫁作人妇。或许她从不知晓,这世上还有一个男子为她魂牵梦萦终身,为她奉献出足以颠覆历史的文字。

我想,但丁是用文字代替肉身战胜了恐惧。

4

《神曲》时代以降,历史进入大航海、蒸汽、电气甚至互联网的时代,人类的恐惧非但没有减少,偶尔还有增加,比如20世纪的两次规模巨大的自相残杀。

即便在太平盛世,恐惧也不取决于食与色的资源的消长,而取决于人的敏感。通常女人比男人有更多的恐惧,通常知识分子也比劳苦大众有更多的恐惧,因为每颗心有不同的敏感程度。

弗朗茨·卡夫卡的恐惧众所周知,无论是那只地洞里的不知名生物,还是一觉醒来化身为大甲虫的格里高尔,以及永远无法进入城堡的土地测量员,抑或陷入莫名其妙的诉讼最后被像狗一样处决的约瑟夫·K。

卡夫卡在他写给情人的书信中如是说——

我在读一本中国人写的书BUDACKA KNIHA(捷克语:鬼的故事)。因此我想到,这里全是有关死亡的故事。一个人躺在临终的床上,死亡的临近使他摆脱了一切依恋,他说:“我的一生是在抵御欲望和结束生命的斗争中度过的。”然后是一个学生在嘲笑一个老唠叨着死亡的老师:“你老是说死,却总也不死。”“我会死的。我在唱我的送终歌,一支歌唱得长一些,另一支歌唱得短一些,只需要用几句话便可以概括它们之间的区别。”

我想,因为有了恐惧,才有了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卡夫卡。

卡夫卡英年早逝,他承受过病魔的折磨,却有幸避开了衰老。与其相比,欧内斯特·海明威或许更为不幸。本文开头说到麦克斯·珀金斯。海明威在《老人与海》开篇,便把这本书献给了出版社以及本书的编辑珀金斯。《老人与海》是对衰老的恐惧,既不服输,更不服老,反而证明那恐惧是实实在在的。

《乞力马扎罗的雪》也是一部充满恐惧的小说。尽管主人公依然既不服输,更不服老,还有一头坚强的豹子,却终究无法战胜死亡。在非洲最高的山峰上,海明威的恐惧超越了衰老与死亡,还有对于自己失去写作能力的恐惧——越是才华横溢的大师,越是会有这样的恐惧。因为他们永不满足,恐惧不但创造了他们的作品,也创造了他们本身。伟大的作家征服恐惧,最后又被恐惧所征服。即便像海明威那样的硬汉,依然在六十二岁用猎枪子弹给自己伟大的一生写下句号。

海明威自杀的那一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故乡移居墨西哥,后又移居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哥伦比亚大师在巴塞罗那居住五年后,有一晚梦见自己的葬礼——流亡欧洲的拉美作家们久别重逢,欢聚一堂,都是他的老朋友。葬礼结束,所有人都散了,大师想陪他们一起离开,却被朋友提醒了:“你是唯一不能走的人。”直到这时他才明白,死亡就是再也不能跟朋友们在一起。

这是对于死亡的恐惧。因为这个梦,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一系列“欧漂”故事,并以十二个短篇小说结集出版为《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其中有篇《玛丽亚·多斯普拉泽雷斯》,主角玛丽亚是个垂暮之年的妓女,她梦见自己行将就木,墓地将被暴雨和内涝淹没,为此她焦虑不安,费尽心思寻觅墓地。直到有一日,她从自己的墓地归来,豪雨倾缸。遇到一位陌生的年轻人,驾着豪车送她回家。原来她的预言梦竟不是死亡,而是突如其来的爱。

文学,又一次战胜了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