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岁的蒙古族少女渡澜，在我所任职的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读大学一年级。在此之前，她一直在蒙语教学环境中度过，汉语是其第二语言。她的理想是像父亲一样，做一个小小的公务员。因长期被老师批评汉语作文稀奇古怪，她也很少有过从事写作的想法。甚至她的高考第一志愿，是跟她的羞怯气质风马牛不相及的行政管理。而在我写下这篇评论的时候，她也不过在我的督促下，完成了四个短篇小说。除了《青年作家》2019年第5期刊发的三篇小说《声音》《谅宥》《圆形和三角形》，另外一篇《傻子乌尼戈消失了》，则刊发《收获》（2019年第4期）。相比起星辰般光芒闪烁的年轻作家，在塞外小城悄然成长的她，犹如一粒隐匿在泥土里的种子，吸纳着天地间的精华，并张开好奇的双眸。一切，才刚刚开始。可是，不管别人怎样评价她的作品，或因我是她的写作课老师，而认为我过分溺爱于她，我依然坚持，将她称之为“天才少女”。

我每次阅读她的小说，总是担心，那种火山爆发一样喷薄而出的魔幻想象，会随时将她瘦弱的身体给炸飞掉。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这样写道：“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简化成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渡澜，尚未满20岁的少女渡澜，就已在她的小说中，呈现出梭罗所提出的天人合一、万物交融的和谐诗意之美。这样对自然天生的哲学认知，加上肆意汪洋般的魔幻想象，当它们同时在渡澜尚未发育的孩子一样的身体里喷涌而出的时候，我有什么理由，不将她称之为“天才少女”？

一晃，80后写作者即将奔四而去，当我面对尚未奔二的少女渡澜，我不得不发出感叹，作家分为两类。一类如我，历经十几年，依然在缓慢前行的道路上，如此努力，却始终未能抵达最好的写作状态，也或许，永远都不能抵达。而另外一类，则如渡澜，刚刚开启写作的大门，就呈现出火山喷发之势，并将同龄的写作者，远远地落在了后面。但是，我也宿命般地认为，上天给予一个人的才华，是有限的，确定的，天才般的写作者与脚踏实地前行的写作者，谁能走得更远，我无法确定。所以我在课堂上，赞美渡澜是天才少女的同时，也严肃地提醒她，珍惜自己的才华，要通过不间断的读书、行走和思考，让火山的喷发，持续得更长久一些；而不是在其短暂喷发之后，因后力不足而熄灭，给人留下仲永之伤。

还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在蒙语教育环境中长大的渡澜，其对第二语言汉语的准确把握，纯粹是自学而成。即便是我这样的写作课老师，在一学期的课堂上所给予她的，也不过是一些技巧上的训练，和视野上的打开；而其对于汉语游刃有余的掌控力，熊熊燃烧式的魔幻想象力，万物皆有灵的生命观，对任何微小如虫卵的生命的悲悯之心，都是上天恩赐。

我想起渡澜讲述的一个字的故事。读小学时的某一天，语文老师教了“疼”这个汉字，尚未对世界有太多认知的她，竟然注视着黑板上的“疼”字，全身疼了许久，好像“疼”字的灵魂，一瞬间刺穿了她的身体。也就是那时，她发现汉字具有如此大的魔力，似乎字与字一旦相遇，就会长出血肉，生出呼吸，产生心跳，甚至发出尖叫。这样的发现，让她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一切与汉字有关的书，她甚至单单因为喜欢与蒙语文字截然不同的汉字，而将一张家用电器的说明书，从头读到尾。

但这样超于常人的敏感，也让她的青春充满了惶恐，甚至惊惧。在写作课上，我设置了“一千零一夜”的版块，力求通过每一个学生真实人生经历的分享，互相汲取写作的素材和灵感。渡澜讲述的故事，让我心疼。六岁那年，渡澜跟家附近的一个小男孩聊天，聊到兴起，她拽了拽男孩的胳膊；男孩的母亲恰好走过来看到，她一边呵斥着男孩回家，一边用非常难听的蒙语骂渡澜“不检点”。没有人告诉渡澜，这只是人生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文明尚未抵达所有角落的边疆小城，一个孩子不过是一个孩子，跟猫猫狗狗没有什么区别，至于他（她）的内心如何脆弱，犹如一粒随时会被大风吹走的草籽，又需要成人怎样小心呵护，方能越过重重障碍，顺利成长，则很少会在人们的思考范围。小城里的人们忙着生，忙着死，忙着所有看上去似乎比生命远为重要的世间琐事。谁也不知道“不检点”三个字，在小小的渡澜心里，掀起了怎样的滔天巨浪，并瞬间将她淹没。她不敢告诉任何人，她一个人承受着三个字的重压。她为此将身边的男生都视为灾难，她不敢靠近他们，甚至当他们主动跟她说话，她会恐惧到浑身发抖。她背负着这个秘密，一直到了高一。开学伊始，她的同桌换成了男生。那个善良的试图跟不发一言的渡澜说话的男孩，并不知晓她的秘密。渡澜在历经一天的惊恐后，哭着要求老师换座。而以为自己被渡澜嫌弃的男孩，也跟着哭了起来。就在那时，渡澜清醒地意识到，她已经患了严重的心理疾病，她必须去看心理医生。

当渡澜勇敢地在课上讲出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相信历经心理医生三年的帮助，她已慢慢走出了长达十余年的人生阴影。就像当我将同样有写作才华的大二男生苏热，介绍给她相识的时候，她孩子一样兴奋地对我说：安宁老师，真开心，我也终于有了自己的男性朋友啦！

这样类似自闭的成长经历，对于一个写作者，或许并非坏事。它让渡澜更加地“向内”思考，并因超乎寻常的敏感，而对周围哪怕尘埃一样细微事物的颤动，也能产生共鸣。在远离异性的青春期里，她是雌雄同体的，她是小小的女孩，心里却住着一个强大的猛兽一样的男人。所以她的四篇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男性。在小说创作中，当涉及性别转换的时候，如果能力不足，作家本人的性别常会在作品的人物中残留，并造成人物面目模糊，甚至有分离感。有趣的是，在渡澜的小说里，在我知晓她是一个娇弱女孩的前提下，我与作品中的男人或者男孩相遇，并未产生阅读上的性别背离之感，反而被其中释放出的浓郁的雄性荷尔蒙，深深地吸引。

或许，在渡澜除了父亲之外，与异性几乎没有交集的成长中，她自身分化出一个强大的男性。他住在她的心里，与她融为一体，却又凸显出强大的雄性特征，强大到在《圆形和三角形》这篇小说中，她甚至让位于内蒙古西部的朝格仓地区，生产出一种“臀大尻斜”、两米多高的毛驴，只有朝格仓最美丽动人的处女亲吻过它的驴鞭之后，才有能力孕育出朝格仓的特产——金鱼。她还描写了“我”与一个美到有“让病人纷纷醒来的魔力”，“有使欲火不再熄灭的神力”的女人的性爱场面。她这样写道：“我们愉快地欢爱，在三角形的沙堆旁。她的每一次喘息，都是一次被拖得长长的对我的爱的呼吁。她大声嘶吼，仿佛吼出了我的本质。”

是的，渡澜因为青春期与异性的交往缺失，而在心里植入了一个完美的男性。这样长久与生命嵌合在一起的雌雄同体的经历，显现在她的小说中，便是渡澜女性身份奇异地消失，作品凸显出鲜明的男性特质。这种光芒闪烁的雄性荷尔蒙气质，让小说文本散发出高尚纯洁的光泽。

但渡澜小说真正打动我的，还是奇诡想象力重重包裹下的故事内核。她有强烈的主题意识，也即每一个故事，她都要呈现带有哲学意味的主题思考。

在《声音》中，她借助一个永动机一样旋转了二十多年并从未有过休止的汽车，在草原上发出的巨大的噪音，作为对城市文明的隐喻，恰是这样从躁动的人心底发出的巨大的响声，让孤独地居于草原上的一家人，陷入惶恐与绝望。家中的每个人都有着奇特的异于常人的能力。父亲打猎技术精湛到“一枪可以打死七只黑线姬鼠”，却因丑陋无比，而被村人赶出，逃往草原，并娶了盲人妻子吉木斯。生下三个孩子的母亲吉木斯，一个月只有七分钟是清醒的，其余时间都在沉睡，甚至在分娩中，她的酣睡也从未休止。大儿子胆小如鼠，却能跟一个螳螂惺惺相惜。小儿子有惊人的模仿力，一出生就能模仿任何听到看到的事物，即便是一团颜色或者一个雀斑。女儿出生时比父亲还要丑陋，却越来越美，以至于每个人见了她，都会惊叹她的容颜是造物主创造的奇迹，但她的手指碰到哪儿，哪儿就会被严重冻伤。可是这样充满魔力的家族，却无法让来自城市文明的噪音停歇。二十年来，父亲被这巨大的声音痛苦地包围，没有一日能够安眠。在这无边的草原上，每个人都躁动不安。这样的不安，一直到大儿子阿拉坦巴图跟随心爱的螳螂一起去倾听落日的声音，才忽然间发生转变。阿拉坦巴图在强大的自然力呈现出的震撼人心的美感面前，发出情不自禁的呼喊，而这呼喊与远处的大山碰撞，产生回声。就在那一刻，他意识到笼罩了全家二十多年的噪音，原来是人类内心发出的回声，心灵躁动，回声也以同样刺耳的声音，控制着静寂的草原。只有当人类能够收起焦灼，安静倾听落日或者心灵的细微震颤，那灾难一样的噪音，才会彻底地消失。

小说《谅宥》的题目，直接呈现了渡澜想要表达的主题。只是这种原谅与宽恕，不是指向人类，而是她虚拟出的一个类似于成年双峰驼的多足动物莫德勒图。它如此庞大，庞大到鼻孔像一口井，呼吸能“震得马路嗡嗡响”。它又如此温柔，温柔到任由珍奇昆虫在它背上产下五彩斑斓的卵，并因孩子们无意中踩死了其中五枚大米似的虫卵，而像濒临死亡的动物一样尖叫悲泣，浑身发抖，并从草原小镇上消失。而另一方面，少年其日麦拉图在玩耍时，无意中戳破了赛罕吉日嘎拉叔叔的儿子布特根——一个用牛皮缝制而成、代替死去孩子的小生命。其日麦拉图的心，如此地纯净，以至于他认为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错”。而赛罕吉日嘎拉叔叔和他的妻子，并没有惩罚其日麦拉图，他们平静顺遂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认为“早该这样了”。就在其日麦拉图困惑地走回家时，他发现走丢的妹妹，被消失已久的莫德勒图带回，她在它的肚脐眼里，在它飞翔时发出的巨大的响音里，婴儿一样安然入睡，好像，她原本就是它生命的一个部分。多足动物莫德勒图宽恕了人类犯下的错误，并重新降落在这个养育了无数生命的草原小镇。

《谅宥》是渡澜真正的处女作，是她在写作课上，提交的第一篇作业。我只读了开头一段，就立刻意识到她有天才式的写作才华。“马路上阒然无人，密密匝匝的树木肆无忌惮地颤抖着——在那颤抖的瞬间，长白鱼鳞云杉和臭冷杉发出香气，孩子们把这种颤抖和香气当作了若隐若现的秘密。”只有孩子般对世间万物都怀有好奇和热爱的作家，才能将树木的颤抖，和发出的香气，当做若隐若现的秘密，并精准地捕捉到这种细微的变化。而因为“开着桔红色花的孔雀草和长满稠密的白色短绢毛的长栉叶蒿蔓延到马路上”，她还准确地观察到“马路与森林的边界因此变得模糊且圆融。”渡澜的父母都热爱读书，家里因此有很多关于草木动物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滋养了童年时的渡澜，让她对于自然中一切与人类不同的生命，比如树木，鸟兽，昆虫，甚至一粒虫卵，一块牛皮，都充满了热爱与敬畏，并用她超强的感知能力，捕捉着这些终将一起归于自然的不同生命的呼吸。

随后我便督促她写了第二个短篇《声音》，及第三个短篇《傻子乌尼戈消失了》。第三篇最让我惊艳，以至于我将最后一段读了几遍，并忍不住摘录在这里，与读者朋友们共享——

“路途中，我遇见了我那被烧成灰的房客——他可能是被风吹来的。乌尼戈仰躺在一捆捆散发着芳香的木枝旁，迎着阳光，每一寸皮肤都充盈着生命。乌尼戈的掌心里长满了小巧玲珑的草，里面蛰伏着草爬子。他的每一个关节腔里都有蚂蚁在建造新的宫殿。鸟在他额头上产卵，山羊在吃他影子里的草。他仍然在呼吸，胸膛轻轻起伏，像个摇篮一样使他胸前的小动物们昏昏欲睡。他竟能与自然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可爱的场景令我心醉。他依旧是初次见面时的‘漂亮男孩’，这种去而复返后已有所改变的音乐般的美丽仿佛在告诉我——生命仍然一如既往地缓缓前行。这就是他一生都在听从其召唤的命运。我们的朋友乌尼戈永生不息——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消失了。

我并未停下脚步，心中一片平静，就像看到跃出水面的鱼儿又坠回了水中。”

渡澜仅仅用这段文字，就为她的作品，涂抹了一种明亮犹如天堂般的诗意色泽。这个傻子乌尼戈，它被人类当作灾难烧死，却从未有过怨恨，而是顺从地接纳了命运的安排。在渡澜仅有的4篇小说中，她笔下的人物，不管历经怎样的生死与伤害，都选择顺其自然地面对一切，敞开自我，没有哀伤，也无怨艾，并最终与自然或异质的生命，化为一体。世界在她的笔下，充满痛苦，孤独，伤害，却最终趋向童话般的纯净与洁白。

当我问及渡澜《圆形和三角形》这篇小说的创作灵感时，她说了下面的话给我：“老师，小说灵感源自我在手机上看到的一个视频，里面有个片段，是在一个很漂亮的房子里晒蘑菇，然后讲解员说：‘香菇干了之后，有强烈的香味’，我感觉这句话好美，便记在了本子上。我认为人类在自然中哪怕最孤立的细小行为，也与自然有着某些系统性的联系。我想人类对悲惨命运的顺其自然和无能为力，是不一样的，有着很大的差异。顺其自然是一种境界，是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生存法则。这种境界是没有对立面的，不与自己对立，不与他人对立，不与事物对立，是对宇宙法则的敬畏之心。而无能为力是一种感叹，潜在意识里，是处世之道的不满，有着控制占有的欲望。我感觉自然是没有人为干涉的世界，自然本身没有灾害。是人类的一些错误的欲望，造成了不和谐和痛苦。我们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是命运共同体。生命本身没有形状，他们给自己规定了形状，将自己困在毫无意义的痛苦人生里，并为自己添加了很多无用的东西。我们都生活在由‘有形’与‘无形’所构建的世界，我感觉应该追求‘无形’。小说《圆形和三角形》中的两个主角，刚开始是‘无能为力’，后来对命运‘顺其自然’，并且抛弃了自己的形状，所以它们的生命虽然消失，但却抵达了自由之境。”

我想我已不需要阐释更多，这段话足以表达渡澜的创作理念，和她在三个月创作的四个短篇小说里，所要呈现的重要主题。在一次课上，当提及散文创作需要“有我”时，渡澜提出一个问题：佛家讲究“无我”之境，那么在创作中，“有我”与“无我”到底是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激发了我，创作中有如神助的飘忽忘我状态，忽然间让我醒悟，“有我”与“无我”之间，首先应该是写作者将全部的“我”，水一样注入到作品中，而后，“我”与作品化为一体，不分彼此，犹如天地合一，天人合一，此时，创作者才会进入“忘我”或者“无我”之境，并最终让作品呈现出空灵、静寂和崇高之美。

我因这个问题，看到娇小的渡澜在写作上隐匿的蓬勃野心，这野心是内蒙广袤草原上一粒沉寂的种子。而此刻，她穿越了漫长的寒冬，正在苏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