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淡雅的封面，外框双线环饰，内框围起斜向交叉网格，网格交点缀以似圆实方的结点。没错，这便是很多人记忆深刻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在爱好者中还有一个昵称：“网格本”。

“网格本”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出版，直到本世纪初，仍然还有新书推出，整套丛书的规模达到145本之多。

拥有约半个世纪出版历史的“网格本”系列，当初是怎样制定出版计划的？翻译和编辑过程中，又有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审张福生，倾听这位参与过“网格本”工作的老编辑，讲述往事。

群星璀璨的编委会

张福生回忆说，1958年，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提出，为了学习借鉴世界文学的优秀遗产，提高中国青年作家的艺术修养和创作水平，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需要编选一套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当时中宣部责成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这项工作（1964年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后即从文学研究所接过了这项工作），并将出版任务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考虑到在世界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创作与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世界文学遗产应包括文学理论，于是在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即“网格本”）之外，又增加了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合称“三套丛书”。因出版工作加重，因此商请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承担。

外国古今文学作品与理论著作浩如烟海，哪些可以入选？

据张福生回忆，选题制定主要是由编委会完成的。至今，张福生手上还保留着一份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制定的五年出版规划草案以及其他一些相关资料。资料显示，这套丛书的编委会成员可谓群星璀璨：

最初的编委会成员包括卞之琳、戈宝权、叶水夫、冯至、包文棣、田德望、朱光潜、孙家晋、孙绳武、陈占元、杨季康、杨周翰、杨宪益、李健吾、金克木、罗大冈、季羡林、郑效洵、闻家驷、钱钟书、钱学熙、楼适夷、蒯斯曛、蔡仪等。中宣部领导周扬、林默涵都曾先后出席最初的几次编委会会议指导。“文革”后，丛书工作重新启动，又增加了巴金、叶麟鎏、卢永福、朱虹、陈冰夷、陈燊、张羽、赵家璧、骆兆添、姚见、秦顺新、绿原、蒋路、董衡巽等人。

张福生说，当年，先是由研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专家，在他们渊博的学识基础上，筛选出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论著。1961年，编委会制定了“三套丛书”的编选计划，初步确定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为120种，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为39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为12种。

“最终确定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几乎囊括东西方各民族自古代、中世纪至近现代的、思想艺术均臻完美的史诗、诗歌、戏剧、小说等体裁的杰作，基本上集外国文学精华之大成，反映出世界文学发展演变、日趋丰富多彩、多样化的历史过程。”张福生说。

每一本都精挑细选

“我记得初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看到绿原先生责编的《拉奥孔》一书原样，发现上面的译文被修改过的地方很多，边角还粘贴出许多改正的译文，多的注释长达半页。”给张福生留下深刻印象的这本《拉奥孔》，是美学大家朱光潜先生翻译的，“令我惊讶的是，像朱光潜先生这样的顶级大教授，译稿怎么也被改得这样多。”

后来，张福生又从故纸堆里找到一份绿原所写的关于该书译文的意见，其中绿原提了135个问题，有114条朱光潜先生批了“照改”或是“改”字，还有的则提出了其他意见，最多的一条，朱光潜先生写了200多字的回复。除此之外，张福生还初步统计了一下，仅《拉奥孔》这部书稿，经手人就多达10余位，而且都是文学界的重量级人物，比如冯至、戈宝权、钱钟书等。

后来，参与丛书的编辑时间长了，张福生才知道，这样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在当时是很常见的，这也是时至今日，丛书仍然被人们所看重，其中很多本书被反复再版的原因。

“这套丛书不仅有一个阵容强大的编辑委员会，委员都是外国文学研究界和出版界的权威和知名的专家学者，而且这些大家不仅亲自参与制定选题计划，确定各书译者及序文作者人选，分别审阅各书译文和序言，甚至还具体负责各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张福生回忆说。

为了追求译文完善，这些译者往往视翻译为崇高的事业，力求译文尽善尽美，既忠实于原文，又保持原作风格，孜孜矻矻，逐句琢磨，完成一书，常达数年以至十数年。“这些译本，堪称精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比如张福生经手编辑的汝龙译的《契诃夫小说选》，便是精心打磨，校订了很久才出手的精品。

深受读者喜爱

“网格本”在读书爱好者中享有很高声誉，许多书友追寻近30年而不疲，每有所获，便欣喜莫名；听说出了新的品种，就互相转告。还有一些人试图搜集全套，“但是能收齐的太少见了”。

张福生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图书资源缺乏，“文革”刚刚结束后出版的“网格本”，在新华书店每每供不应求，经常是10万本一次地印刷，而且总是一到书店就被一抢而空。“当时由纳训译的《一千零一夜》（6卷）系列，我们收到出版部门的同事转来的印数单，上面写着50万套，我们吃了一惊，还以为多写了一个零，又打电话去核实，才知道需求量确实就这么大。”

就连标志性的网格状封面，也受到读者追捧，“我记得后来曾讨论过要不要更换现代感更强的封面，结果在读者调查中受到强烈反对，因此也就保留了下来。”张福生说。

最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共出书145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出书11种，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也出版了19种，原定的选题计划中，除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因组稿、出版条件等所限只能部分完成外，其余两种基本上已经出齐，再加上一些增补的书目，直到2000年前后，这项工作才基本结束。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老所长叶水夫曾赞扬这套丛书时说：“丛书规模之大，选题之精，译文之优，可以与世界上最好的同类丛书媲美，这是中国外国文学出版事业中一项奠基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