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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秀莹长篇小说《他乡》:人生行旅中的“异样”人性风景

来源:《十月》 | 王春林  2019年07月08日14:57

或许与既往的文学批评文章中曾经过多地使用“人性”这一关键词有关,目下文学批评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我总是试图尽可能地规避这一语词的使用。然而,从根本上说,文学乃是一种关乎人性的艺术形式,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着一部在“人性”的勘探与挖掘方面表现特别突出的长篇小说的时候,倘若离开了“人性”,文本的一些关键问题恐怕就难以厘清。比如,付秀莹的《他乡》(载《十月·长篇小说》2019年第2期),就是一部以“人性”的深度探究为突出特色的长篇小说。如果说我们一定要设法规避“人性”这一语词的使用,那就极有可能犯下舍本求末的错误。

与付秀莹那样一种先乡后城的人生经历有关,她迄今为止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沿着两条路向展开。一个路向是乡村书写,这一方面,包括那部曾经产生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陌上》在内,付秀莹可以说已经建立了“芳村”这样一个地标式的文学建筑。另一个路向,则是那些更多地发生在京城的城市故事。同样与作家的人生经历紧密相关,在其中付秀莹所特别关注表现的,又往往是那些乡下人进城之后的某种“城乡冲突”主题。她的《他乡》这部长篇小说,虽然说同样可以被归入到后一个写作路向之中,但作家的艺术旨趣却很显然已经开始从“城乡冲突”的主题走出,更多地谛视并探究着永恒的人性奥妙。

阅读《他乡》,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这一段叙述文字的存在:“他其实是多少知道她的消息的。毕竟,她是作家。最近她出版了一部长篇,好像是半自传。据说卖得不错。对于女作家的生活,人们总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的,当然,也有窥视欲。他很恼火这一点。”这是《他乡》“人生只若初见”这一部分中的一段叙述文字。从叙事方式的角度来说,《他乡》所采用的是一种第一人称介入式的叙事方式。叙述者“我”,在承担叙述功能的同时,也深度介入参与到了故事之中。更具体来说,整部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竟然多达四位。除了翟小梨承担最主要的主体叙事功能之外,另外三位叙述者,分别是章幼通、管淑人也即老管以及郑大官人。后三位篇幅相对要简短很多的叙事部分,穿插在翟小梨的主体叙事部分当中。但请注意,除了以上四部分之外,还有以第三人称叙事出现的一小部分内容,也不容忽视。在被命名为“韶光慢”的这一部分,作家所集中关注表现的一个人物形象,是翟小梨的大姑子章幼宜。对《他乡》这样一部二十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来说,叙事方式如此煞费苦心的一种设定,也足以称得上是丰富多样了。具体来说,“人生只若初见”这一部分的叙述者,乃是那个曾经身居高位的郑大官人。当他读到曾经一度的红颜知己翟小梨所著长篇小说的时候,已经是离休在家之后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与翟小梨之间,竟然是这样的一种特别关系:“他好像是说过,我实在是,不忍让你做我的情人。可是,我更不舍得,让你做我的妻子。他叹口气。做朋友呢,我又不甘。不甘哪,你懂吗?”一对男女异性,既不是情人,也不是夫妻,更不想做朋友,但却有特别地惺惺相惜心灵相通,那他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尽管我们对此很难给出一种恰切的命名,但如此一种关系的超乎寻常,却是毋庸置疑的一种事实。但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到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竟然也逐渐地归于平淡了。正是在这个时候,郑大官人不无惊诧地读到了翟小梨的长篇小说。然而,郑大官人读到翟小梨长篇小说时候内心世界的五味杂陈,却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心所在。我们更加关注的,乃是其中“半自传”的这种说法。尽管语出于郑大官人,但郑大官人也不过是付秀莹《他乡》中的一个人物形象而已,他的所有言行实际上都被操控在付秀莹的笔端。以我所见,这里关于翟小梨长篇小说的判断,其实有着不容置疑的“夫子自道”意味。假若我们径直把翟小梨的这部长篇小说对位理解为付秀莹的《他乡》,那么,所谓的“夫子自道”,也就意味着付秀莹不无巧妙地借助于郑大官人之口,暗示给读者一种《他乡》乃是一部“半自传”体长篇小说的信息。事实上,只要是对作家付秀莹的人生履历稍有了解的朋友,在阅读《他乡》的过程中,都会强烈地意识到其中自传性色彩的存在。出身于芳村的女主人公翟小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入有所普通的专科学校读书开始,到毕业后的留在S市工作,以及工作期间的结婚成家,再到后来的努力考研,以及考研成功后的进京读书,一直到后来研究生学业结束后的留京工作,到初涉小说创作,到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作家,她的这种人生经历与付秀莹自己有着高度的重合与相似性。也因此,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判断说翟小梨就是付秀莹,但翟小梨身上一种自传性色彩的具备,却绝对不容轻易否定。众所周知,在中国,一向有着“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自己讳”的强烈道德禁忌,正如同郑大官人早已经意识到一位女作家的“半自传”体书写肯定会引发国人一种难以自抑的窥视欲一样,如同付秀莹《他乡》的这样一种书写,其实是需要拥有相当写作勇气的。这样一种“半自传”体书写,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在于,除了“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作家更须面对的,是自己必然经历过的“走麦城”,是自己人性世界中难以示人的不堪之处。因为只有那些精神世界足够强大的写作主体,方才有勇气以自我审判的方式来直面自身存在的负面因素。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如此一种书写,恐怕直须“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才称得上是合格。也因此,其他且不说,单只是付秀莹的如此一种直面自我的书写勇气,就足以赢得我们充分的尊重。

那么,一部“半自传体”的长篇小说,为什么要被命名为“他乡”呢?既然有“他乡”,那一定就有“故土”。“故土”是什么?对于翟小梨来说,这“故土”无疑就是那一直令她魂牵梦绕的芳村。当然,这芳村,同时也是付秀莹乡村小说中一种地标式的存在。与此同时,我们却更须注意到,在“他乡”的命名背后,其实潜藏有某种强烈的情感因素。直白一点来说,所谓“他乡”,其实并非自己的血缘根脉之所寄。如果我们站在付秀莹或者翟小梨的立场上,把芳村看作是血缘根脉所寄的故土,那么,芳村之外翟小梨所先后呆过的那座大学小城、S市,一直到最后立足的北京城,就其实都可以被划归到“他乡”的范畴之中。既然是“他乡”,那就不是属于“我”的,是某种“非我族类”的异质性存在。假如说作家潜意识中对芳村,对以芳村为突出代表的乡村中国有着一种强烈的认同感,那么,在“他乡”的如此一种命名方式中,我们所突出感受到的,便是一种疏离与排斥感的明显存在。人都说“他乡遇故知”,但付秀莹通过《他乡》告诉我们的情形,却并非如此。不仅没有遇到故知,翟小梨远离故土芳村,进入“他乡”这样一个异质性存在的外部世界之后,所先后经历的,竟然是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与坎坷。

不知道付秀莹在写作时是否有过相关的明确意识,反正在我,阅读的过程中,所不时联想到的,其实是张爱玲与苏青这两位现代的女作家。说是“他乡”,如果从一种相对开阔的角度来理解,那么,付秀莹的书写便应该涉及到人生的方方面面才可。倒也不是说作家的描写就没有涉及到这一方面,比如,关于翟小梨异常艰难的职场打拼,小说中即有着非常精彩的描写,但相比较而言,作家的书写重心到最后还是落脚到了女性作家更为擅长的婚恋情感层面。从最早大学阶段与章幼通的初恋,到毕业后落脚S市之后的结婚成家生子,一直到进入北京城后研究生阶段与老管的婚外情,与郑大官人“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正是所有的这些,构成了《他乡》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体故事情节。最初与章幼通初恋“执手相偕”的时候,年轻的翟小梨只有十八岁,等到经历了一番婚恋情感方面的辗转挣扎,最终又和章幼通重归于好的时候,翟小梨已经是三十六岁的中年女性了。到这个时候,翟小梨的一种强烈感受是:“幼通,她是我的历史。跟自己的历史在一起,我感觉到,前所未有地完整,自在,安宁。从十八岁到三十六岁。十八年,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是怎样一个无法抹去的段落啊。”尽管说时间具体的长短或有差异,但付秀莹的如此一种故事情节设定,却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首先联想到苏青最著名的小说《结婚十年》与后来的《续结婚十年》。具体来说,苏青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讲述的是自己从结婚怀孕生子,到后来的对婚姻关系倍感失望,一直到最后毅然选择离婚的故事。而《续结婚十年》所讲述的,则是离婚后的苏青情感世界上的各种遭遇,其中既包括有“大汉奸”陈公博,也包括有那位被化名为“谈维明”的胡兰成等各色人物之间的情感故事。从主体故事情节设定的角度来看,假如说翟小梨进入北京城之前的前半部分可以类比于《结婚十年》,那么,女主人公进入北京城之后的故事,也就多多少少可以被类比于《续结婚十年》。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苏青的《结婚十年》与《续结婚十年》固然有故事情节的跌宕有致和委婉曲折而引人注目,但如果从人性深度揭示与表现的角度来说,苏青的小说恐怕就力有所不逮了。到这个时候,粉墨登场的另外一个作家,就应该是那位以小说集《传奇》而名世的张爱玲了。简要言之,虽然当年在沦陷区一度齐名,但张爱玲较之于苏青,文学史地位之所以特别显赫的根本原因,恐怕正在于张爱玲以其小说创作对复杂深邃的人性世界进行了深度的探究与表现。如同曹七巧这样一位格外具有人性深度的经典人物形象的出现,就可以被看作是张爱玲人性勘探最突出的成果所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祖母级的一位杰出作家,张爱玲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远。这其中,无论如何也少不了付秀莹。虽然肯定不会是一种亦步亦趋的刻意模仿,但某种潜移默化影响的存在,却是无可置疑的一种事实。具体来说,张爱玲影响付秀莹的一种结果,就是对于人性世界的深度谛视与勘探。这一点,在《他乡》中的表现可谓非常突出。由以上分析可见,从一种文学史谱系的角度来说,张爱玲的《传奇》与苏青的《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实际上也就构成了付秀莹《他乡》这部长篇小说的“前文本”。既如此,一个比较直截了当的等式,恐怕就是《传奇》加《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差不多就等同于付秀莹的《他乡》了。

某种程度上,我们完全可以把付秀莹的《他乡》看作是一个以翟小梨的婚恋情感故事为中心的人生行旅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翟小梨所遭遇到的,乃是各种各样不同表现形式的人性风景。因为这些人性风景在很多时候都明显有悖于常情常理的缘故,所以我更愿意把这些各不相同的人性风景干脆就称之为“异样”的人性风景。但在对这些“异样”的人性风景展开具体分析之前,需要指出的一点却是,在一部长篇小说中,作家对人性世界的深度挖掘与勘探,到最后一定会凝结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上:“在这里,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作家对于人性深度的挖掘表现在其小说创作中往往凝结体现为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熟悉文学史的读者都清楚,在已经成为过去时的新时期文学中先锋文学大行其道的时候,曾经一度流行过一种人物消亡的小说理论。在当时,一批具有突出探索实验精神的先锋作家,由于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一味地刻意求新,以至于矫枉过正地试图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放逐人物形象。现在看起来,这样的一种探索勇气诚然可贵,但如此一种小说观念却实在是不可取的。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回想一下自己的真切阅读经验,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来。那些大凡能够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小说作品,根本就离不开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与塑造。不仅如此,更进一步地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作家总体创造能力综合体现的一种结果。一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既深刻地映现着一个作家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把握能力,也有力地表现着一个作家对于深邃人性世界的体验与勘探能力,同时更考验着一个作家是否具有足够的可以把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与对于人性的把捉凝聚体现到某一人物形象身上的艺术构型能力。一句话,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与否,乃是衡量某一作家尤其是长篇小说作家总体艺术创造能力的最合适的艺术试金石之一。’”①无独有偶,关于人物形象塑造对于小说创作的重要性,杰出作家白先勇曾经在讨论《红楼梦》时也发表过非常精辟的看法:“写小说,人物当然占最重要的部分,拿传统小说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来说,这些小说都是大本大本的,很复杂。三国里面打来打去,这一仗那一仗的我们都搞混了,可是我们都记得曹操横槊赋诗的气派,都记得诸葛孔明羽扇纶巾的风度。故事不一定记得了,人物却鲜明地留在脑子里,那个小说就成功了,变成一种典型。曹操是一种典型,诸葛亮是一种典型,关云长是一种典型,所以小说的成败,要看你能不能塑造出让人家永远不会忘记的人物。外国小说如此,中国小说像三国、水浒更是如此。”②具体到付秀莹的《他乡》这部长篇小说,以其“异样”的人性状态而引起我们高度注意的人物形象,主要包括有幼通的父亲、幼宜、幼通以及老管这样几位。

首先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是翟小梨丈夫幼通那位很是有些不同寻常的父亲。按照幼通的描述,身为小知识分子的父亲一生不得志的原因,大约与他的性格有关:“我想我得谈谈我的家庭。我父亲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一生不大得志。才华也是有的,也肯吃苦。我猜想,他不得志的原因,大约是因为他的性格。当然了,据他所说,或许还有运气。他常常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一辈子怀才不遇。他大约是那种多血质的人,极端情绪化,有点喜怒无常。我常常想,他身上可能有一种艺术家的神经质,敏感,多疑,容易冲动。总之是一个不好伺候的人。他经常在家里发表演说,大段大段的,充满雄辩的狂热的激情,大多是抨击时政、点评时事。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惯了。要等到很多年以后,当我长大成人,对事物有了自己的独立的理解和判断,我才能够客观地看待当年的父亲,还有他那些滔滔不绝的演讲。大多是一些愤激之语,混杂着道听途说的一些常识,当然,真知灼见也有,但更多的是个人的情绪抒发,我想,这可能跟他的家道沉浮有关(据说‘章家先前也是阔过的’)。”诚如斯言,一个人的个性当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人生的成败,但他个性的生成却又与家庭的环境紧密相关。那么,幼通父亲所经历的家道沉浮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关于这一点,一直等到翟小梨后来考上北京城的研究生之后,作家才做出了相应的交代:“原来幼通父亲自幼在北京长大,住姥姥家,如今的东交民巷一带。”“幼通父亲学业优秀,本来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后来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被发配到河北省一所大学,数学系。据说,幼通父亲的祖父,是大资本家,在当年煊赫一时,后来,政权交替,家道便衰落下来。”正所谓“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幼通父亲的遭遇,乃可以被看作是这一名句的形象注脚。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如同幼通父亲如此一种人生遭际者,在那个政权交迭更易的特殊时刻,绝对不在少数。如此“巨大的心理落差,对于一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来说,是怎样一种打击,以及挫折,可想而知。”虽然很难说所有的类似遭遇者都会如同幼通父亲一样心性从此大变,但在此一过程中不同程度上的心理被扭曲,却是毋庸置疑的一种客观事实。翟小梨作为未来的儿媳,进入章家之后一系列简直就是不通情理的遭际,很大程度上可以在幼通父亲的心性大变这里获得相应的解释。比如,翟小梨明明满怀着一颗纯朴美好简单的心,一心一意地想要融入到一个城市人家,没想到却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无端的轻蔑和冷遇。以至于,“我总是忍不住想,人性中,到底有多少黑暗的见不得人的东西呢?”是啊,人性中到底有多少黑暗的东西需要如同付秀莹这样的作家去进行深入的挖掘与勘探呢?!很大程度上,作家的写作意图之一,正是对这种黑暗心理的强有力揭示与表现。实际上,也正是面对着来自于幼通姐姐幼宜的侮辱与轻视,面对着幼通父母对此的视而不见,翟小梨觉得自己的心理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的父母对望一眼,都没有说话。没有呵斥,也没有安慰。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生平第一次,我尝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父母双方都是知识分子,基本教养的具备应该毫无疑问,但面对着女儿极其无理的行径,他们却偏偏就是毫无表示。某种程度上,如此一种对恶的纵容比恶本身还要更加可怕。为什么会是如此?细细想来,曾经真切体验过家道中落的幼通父亲,通过对纵容女儿对未来儿媳的侮辱而获得某种微妙的心理平衡,恐怕才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

尽管在很多时候看似幼通的父母都不通情理,但时日一长,翟小梨便观察出了其中的奥妙所在。她发现,实际上,这个非同寻常的家庭真正的主宰者,乃是幼通的父亲:“时间久了,我慢慢发现,在这个家庭里,幼通的父亲,始终处在一种主宰全局的位置。而幼通的母亲,在丈夫面前,始终是服从的,也不只是懦弱,也不只是温顺,委曲求全也不是,忍气吞声也不是。怎么说呢,在幼通的父亲面前,幼通的母亲,好像从来没有做过自己。”毫无疑问,如此一种家庭格局的形成,绝不是三朝两夕的事情。早在翟小梨进入这个家庭之前,这样的格局就已经形成了。对于最终形成如此一种格局的理由,我想,我们恐怕也只能从幼通父亲的心态不平衡那里获得某种解释。唯其因为幼通父亲在社会层面上无法求得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他才会以家庭世界里的唯我独尊来获得某种病态的尊严。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家庭里一种必要亲情的缺失,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对此,翟小梨有着特别真切的感受:“我可能是忘了说了,在幼通这样的家庭关系里,孩子跟父母,是从来不曾撒娇的,使性子,更是不可能。用幼通的话说,他们之间,如同外人一般,客客气气,从不勉强对方。血缘,在这里仿佛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唯其因为幼通他们家的父母与孩子之间存在着无可置疑的血缘关系,所以,这种血缘关系仿佛不存在的感觉才显得特别不同寻常。亲情之外,更有人情味的严重缺失。这一点,突出不过地表现在翟小梨生下孩子后,芳村的亲戚们不惜路途迢遥地前来S市探望,没想到,他们的满腔热情却不出所料地遭到了幼通他们家的冷遇。面对如此一种情形,翟小梨不得不发出如此感叹:“这个家,这个陌生的、冷冰冰的家,没有一点人情味,如此凉薄,如此无情。这是我没有料到的。”关键的问题是,由于幼通父亲乃是这个家庭真正的主宰者,所以,无论是亲情的缺失,抑或还是人情味的缺失,其始作俑者毫无疑问是幼通的父亲。

然而,即使拥有极丰富的想象力,恐怕你也很难想象得到,幼通的父亲竟然会对他唯一的亲生儿子内心里充满不屑与轻蔑:“我很记得,我跟幼通谈恋爱之初,第一次跟他父母见面,他的父亲就说,你们不合适。我愕然。他说,幼通配不上你。这话是幼通父亲私下里跟我说的,我一直没有告诉过幼通。后来,我常常想起幼通父亲这句话。或许,这么多年来,在我跟幼通的事情上,唯一一句叫我觉得震动的话。就是这一句。”大约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等到翟小梨拿到研究生入学通知书的时候,幼通的父亲竟然和她讲了这样的一句话:“现在,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都能够理解。”幼通父亲的潜台词很显然是,既然翟小梨已经考取了北京城里的研究生,那么,即使她因此而做出彻底离开自家儿子的选择,他也都是可以理解接受的。后来,在与幼通发生争执时,一时气急的翟小梨,果然脱口而出地转述了这句话:“我不知道,这句话,会对幼通的伤害有多深。我也不知道,这句话,会对幼通父子之间的隔阂,再增加怎样的裂痕。幼通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苍白得可怕。”人都说“虎毒不食子”,我们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一个父亲,竟然会以如此一种特别恶毒的方式来对待自己唯一的亲生儿子。实际上,在幼通父亲那里,儿子的重要性似乎一直就没有显现过:“他正在看当天的报纸。天下的兴亡,远比儿子儿媳的一套保暖内衣重大得多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幼通父亲喜欢以这样的口气跟我们说话。优越的,居高临下的,带着一种旁观者的清醒的理性,还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幸灾乐祸。你相信吗,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困境,不是疼惜,不是焦虑,不是担忧,而是幸,灾,乐,祸。这是真的。”翟小梨之所以会不惜破坏一般的语用习惯,富有创造性地如此使用“幸灾乐祸”一词,正因为不如此不足以表达她的莫名惊诧之感。很大程度上,这样一位从根本上不无轻蔑地漠视亲子存在的父亲形象,所悍然“冒犯”的,乃是我们平常所谓“父慈子孝”的如同朱自清“背影”一般的日常父子伦理。究其根本,幼通父亲如此一种心理世界的被扭曲,恐怕也仍然需要从他早年时的不幸遭遇那里获得相应的解释。本来心气孤傲的他,因为受到家庭关系的牵累,所以上不成北大中文系,只能在折戟沉沙后被迫委屈在S市,一生郁郁不得志。未曾预料到的是,自己唯一的儿子竟然窝囊如斯,尤其是在翟小梨这样一位很是有些出色的儿媳的映衬比照之下,幼通就更是显得不堪入目。既然难入自己的“法眼”,那幼通父亲内心里难免也就会生出一种对“不成材”儿子的轻蔑。因为轻蔑,所以漠视。这其中所曲曲弯弯隐藏着的,其实是幼通父亲一种难以言说的精神隐痛。如此一种因自己的心理被扭曲而不由自主地殃及子女的行为,遂使得幼通父亲变身为一个活生生的男版曹七巧形象。

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幼通父亲这样一位拥有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家庭暴君”的存在,也才会有幼通和幼宜这样的子女生成。出身于芳村的乡下女子翟小梨,之所以会在大学时不管不顾地迷恋上幼通,不仅与幼通的城市身份,而且更是与他的貌似博学多才紧密相关。对此,幼通自己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她是被我的所谓‘博学’惊到了。我心里暗自得意,脸上却是漫不经心的神情。我知道,我越是漫不经心,她越是被这漫不经心的‘才华’吸引。我万没料到,这么多年,我不热心学业,在无用的闲书上消磨的工夫,居然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艺术……我滔滔地谈着。我无比惊诧地发现,那些沉睡在我内心草原的种子,在爱情的阳光雨露下,万物花开。”这里,首先需要我们稍加关注的,是付秀莹颇有些特别的词语使用方式。比如,在一般人肯定会写成“我滔滔不绝地谈着”的这个地方,付秀莹却刻意地少用了两个字。这样一来,在取得某种陌生化效应的同时,也明显地改变着小说叙事的节奏。如果说幼通没想到自己竟会以所谓的“博学”与“才华”赢得翟小梨的芳心一样,翟小梨也根本不可能料想到,自己未来的丈夫幼通,竟然会是如此一位真正可谓百无一用的潦倒不堪者。这一点,在他们俩结婚成家后表现得日益突出。事实上,早在幼通的自述部分,他就做出过相当精准的自我剖析与自我定位:“我说过,我是一个对世俗事务不大热心的人。或许,我是从父亲不得志的人生中,不留意窥破了人生的真相。生活不过如此,哪里有胜利可言。大约我们每一个人,从一来到这个世界,就注定了一个失败者的命运。谁能逃得过最后那一关呢?谁不是时间的手下败将呢?谁敢说世间的一切繁华热闹最终不会烟消云散呢?我承认,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的悲观,不仅仅来自于我父亲的愤世嫉俗,也来自于我个人的生命体验。从小到大,无论说什么,做什么,我好像就没有被肯定过。我总是被否定,被嘲笑,被指责,被认为是错的。渐渐地,我不大敢尝试了。相比冒着风险挑战命运,我宁愿在生活的舒适区域呆着,即便被认为是失败的人生,我在失败的体验里反而更感到安全温暖。”很大程度上,幼通的婚后人生,乃可以被看作是他如此一种自我分析的形象展开。

具体来说,翟小梨对一贯真心呵护自己的丈夫幼通心生不满,是从他那吊儿郎当的工作态度开始的:“渐渐地,我发现,幼通经常呆在家里,对上班这件事,他有点漫不经心。”自此,翟小梨便开始了自己喋喋不休的劝说。“然而,没有用。幼通始终不开心,在工作上,越发消极了。问起来,也是满腹牢骚,一身怨气。渐渐地,他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多了。他上班比我晚,下班呢,却比我早。”要知道,幼通吊儿郎当的这个时候,也正是他们这个三口之家因经济原因生计殊为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翟小梨所迫切需要于幼通的,就是他能够以一个男子汉的方式挺身而出,承担起必要的家庭责任来。但是,不。实际的情况恰好相反。为了很好地激励幼通生活的勇气,翟小梨真正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地使出了各种手段。既有正面的劝导,也有反向度的刺激,甚至还千方百计地搬出了幼通父亲这个法宝,但到最后却被证明统统无济于事。其中,特别触目惊心的一个细节,就是翟小梨竟然为此而给幼通下跪了:“我哭了,我给他跪下,求他去,求他给这个家找个出路。他一脸震惊地看着我。好像是不敢相信,我竟然会为了这个,给他下跪。他烦躁地走来走去。泪光中,我只能看见他的一双大脚,穿着拖鞋,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但是,即使如此,也真的没有用:“我的膝盖跪麻了。直到我的膝盖都跪麻了,他都不肯。”然而,多少让人有些不解的是,如此一位不愿意承担家庭责任的男人,竟然会特别热衷于所谓的“宏大叙事”:“幼通越发消沉了。每日里,抱怨很多。幼通的抱怨,大多是宏大叙事,超越日常生活的平庸琐碎,比较形而上的范畴。国家,民族,政党,体制,这些宏大的从幼通嘴里说出来,如同柴米油盐酱醋茶,熟稔,流畅,妥帖,有一种指点江山的话语风度。”毫无疑问,如此一位热衷于宏大叙事的幼通,也正是当年那位以其“博学”和“才华”深深吸引了我的幼通。二者之间的一脉相通,乃是不容否定的一种客观事实。质言之,幼通的热衷于宏大叙事,恐怕可以被看作是对日常生活中所必然应该承担的生活责任的一种逃避。归根到底,是一种生存勇气的匮乏。

关于幼通这一看似总在指点江山实则懦弱无能的人物形象,还有这样三个细节不容忽视。一个是自知之明的极度匮乏。明明是因为被照顾性质才得以进入表哥的企业,但幼通却偏偏不切实际地索要高薪。以至于,翟小梨不由得为此而大发感叹:“一个人,才华不论,能力不论,性格不论,总该有些自知之明吧。知道自己的重量,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有自知,才能知人。我总以为,这是为人的最根本的素质,然而,为什么,幼通他就不知道呢?”再一个是生活礼数的缺失。在中国生存,包括所谓“七大姑八大姨”在内的必要的人情,无论如何都不容轻易忽视。但幼通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却的确令人大跌眼镜:“你相信吗?在我的印象里,幼通从来没有去看望过家里的那些长辈。他的姑姑,姨妈,都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总觉得,即便是从礼数考虑,礼尚往来,还是要有的,然而,并没有。好像是,幼通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世间的这些凡俗事务,跟他毫不相干。”再一个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一个细节就是,这么多年来,幼通竟然是一个没有朋友的孤家寡人:“事实上,幼通几乎没有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只活在自我的小世界里。有一回,我翻看了他手机的通讯录。除了他的家人,两三个高中同学,四个现在单位的同事,孩子班主任,再无别人。自然了,还有收废品的张师傅,小区物业,居委会。年届不惑,这就是幼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全部。”在当下时代这样一个资讯信息特别发达的社会,一个正当盛年的男人,竟然只有约略刚刚够最小两位数的朋友,认真想一想,其实也足够残酷的。关键问题在于,幼通到底为什么会自闭到如此潦倒不堪的程度呢?具体的答案,恐怕只能够到他所成长的家庭环境那里去寻找。不管怎么说,那样一个缺乏必要亲情温暖的家庭,以及那样一个过度强势简直如同暴君一般的父亲的存在,从根本上制约并决定着幼通的潦倒、颓唐与不通人情世故。

幼通之外,另外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形象,就是他的姐姐幼宜。关于幼宜正常人性的被扭曲,在她唯一的弟弟幼通看来,与他们的父亲之间有着不容剥离的内在关联:“我一直没有跟家里说翟小梨的事,以我对我的家庭的了解,我隐隐觉得,这件事凶多吉少。我姐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我不想说,我姐的婚姻失败是因为我的家庭,确切地说,是我的父母,更确切地说,是我的父亲。我不想评判这个。虽然,但是我还小,才十多岁,但是,你永远也不要低估一个孩子的洞察力。”看似不想说,其实很想说。事实上,在幼通的理解中,姐姐幼宜婚姻失败的悲剧人生,的确是受到自己的父母尤其是父亲影响的缘故。幼宜的婚姻生活,之所以特别短暂到只是维持了半年时间,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父亲的强势存在。正因为幼宜父亲打心眼里就瞧不上身为工人的丈夫小丁,所以才会在小丁每一次上门的时候有所刁难。以至于,“渐渐地,小丁不大愿意到章家去了。每一回从娘家回来,两个人都要吵架。幼宜父亲说话的神态、口气,指使小丁干这干那的姿态,叫小丁不舒服。”时间一长,实在无法忍耐的小丁就和幼宜离了婚。有悖于常情常理的,是幼宜父母在她离婚这件事上没有做出丝毫阻拦的那样一种冷漠态度。平时总是口若悬河,拥有雄辩口才的父亲,没有任何反应地默认了这种结果。本应出面有所规劝的母亲,也只是一边叹气,一边钻到厨房里忙碌去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是,身为父母的他们,到底为什么竟会以如此冷漠的一种态度来对待女儿的离婚问题。对此,首先是幼宜自己有着真切的感受:“她不肯承认,父亲是自私的,以自我为中心,永远考虑的是自己的感受。为了这个,她对父亲的情感复杂。对母亲,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父亲也是虚荣的。为了穿上一件如意的风衣,有好几个月里一家人饭桌上不见荤腥。那可是物质匮乏的年代啊。父亲对工作的热心,对家庭的冷漠,对母亲的,奴役(幼宜不愿意用这个词,可是她实在找不出比这个更合适的词语来描述),她又痛苦,又痛恨。她不止一次地猜想,父亲和母亲之间,他们相爱吗?他们之间的那种情感,叫作爱情吗?还有,假如这就是婚姻的真相,她是否还拥有足够的勇气走进婚姻呢?”无可否认的一点是,幼宜短暂婚姻的失败里,肯定会有父母不正常婚姻的阴影存在:“她不肯承认,潜意识里,她是害怕婚姻的,对婚姻,对婚姻中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她心怀恐惧,还有困惑。她决不想成为母亲那样一个人。她从一开始就战战兢兢,心怀疑虑。”

事实上,在她离婚之后漫长的时间里,包括弟媳翟小梨在内,也有很多人曾经给幼宜介绍过男朋友,但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所有的这些努力,全都因为父母的消极应对(其实是一种仿佛不经意间的暗中阻拦)而最终化为泡影。那么,父母为什么一定要设法阻拦幼宜婚姻方面的努力呢?对这一点,看得极其分明的,还是身为小说最主要叙述者的翟小梨:“幼通的姐姐年纪越来越大了,从二十出头,一睁眼,四十多岁五十岁了。婚姻对于她,是越来越难了。我总是怀疑,幼通的父母,在这件事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幼通的母亲,看上去温顺,贤良,一心扑在丈夫和家庭身上,其实是有点麻木,有点,怎么说,自私。她只顾全了自己的丈夫,一双儿女,都是无暇顾及,也无力顾及。幼通的父亲呢,倒是精明得不行。在任何问题上,都是目光如炬的。然而,以我的猜测,对于女儿的婚事,刚开始,也该是焦虑的吧。后来,年纪越来越大,忽然发现,人到晚年,身边有人照顾,是多么必要的一件事。至于人选,既然儿子儿媳境况不顺,彼此关系也不融洽,还有什么比亲生女儿更加合适,更加称心如意的呢?”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当翟小梨也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幼通父母的时候,“一股寒意慢慢爬上了我的脊背。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翟小梨之所以要不由自主地打寒噤,乃因为她从大姑子幼宜的婚姻悲剧中无意间窥见了人性之恶到底可以恶到什么程度。仅仅只是为了自己的晚年能够得到女儿的照顾,幼通父母竟然不惜让自己的亲生女儿付出一辈子再不结婚的惨重代价。如此一种自私,说起来其实包含着血腥的残酷意味。能够犀利透彻地揭示出这一点,所充分说明的,其实正是作家付秀莹的下笔之“狠”。

但其实,一个无法被否认的客观事实是,长时间一个人的寡居生活,早已经严重扭曲了幼宜的精神世界。这一方面,最起码有三个细节不容忽视。其一,是父母生活对幼宜形成的强烈刺激。“多少回,她看着他们夫妇双双走进自己的主卧,听着他们低低地说话,轻轻地笑,私密的,隐蔽地,带着一股强烈的情欲的气息(她猜想,他们应该还有丰富的夫妻生活)。她躺在自己的房间里,在被窝里蜷起身子,心里难过极了。”在父母双双进入主卧之后,“她凭着不算丰富的情感经验,觉察出这种安静的不同寻常。她心里咚咚跳着,紧张,愤恨,恼火,战栗。她在黑暗中攥紧了拳头,直挣得一身热汗。她的心被烈焰烧烤着,仇恨的烈焰。她恨他们,她恨这个世界。”在这里,付秀莹真切写出的,是内在的情欲之火对幼宜身体和心灵的“烧烤”状况。其二,是幼通结婚对幼宜形成的刺激。“那一阵子,幼宜变得暴躁起来,看什么都不顺眼,一点小事儿就控制不住脾气。她不肯承认,幼通的恋爱、结婚,对她是一种残酷的打击。她都三十好几了,是个毫无疑问的老姑娘了。”“这个家里,父亲和母亲,弟弟和弟妹,都是成双成对的,只有她形单影只,孤魂野鬼一般。”也因此,“她恨他们,恨她母亲,恨她父亲,恨弟弟,恨弟妹。她恨生活不公。她恨这个该死的世界。”其三,到后来,等到翟小梨和幼通因为离婚问题而闹到不可开交地步的时候,幼宜竟然会不管不顾地私心盼望他们离婚成功:“看着翟小梨的泪眼,她心里其实是有很大的快感的。折腾吧,叫你穷折腾。私心里,她甚至恶毒地盼着他们离婚成功。她不愿意承认,她害怕幼通和孩子被翟小梨拐走。对,拐走。在这方面,她把自己的私心都原谅了,多为自己考虑一点,她没有错。”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如果说幼通父亲的确称得上是一位男性版的曹七巧,那么,人性早已被严重扭曲了的幼宜和幼通姐弟俩,也就可以被看作是当代版的长安与长白(但无论如何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虽然我们一直在把付秀莹的《他乡》与张爱玲的《金锁记》进行着比较分析,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付秀莹的创作只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着张爱玲。事实上,以上两个小说文本之间更多差异性的存在,也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虽然说付秀莹的《他乡》除了对幼通这个家庭的摹写之外,在后半段也还以不小的篇幅,不仅讲述描写着女主人公翟小梨的京城求学故事,而且也讲述描写着翟小梨与老管、郑大官人他们两位男性之间的情感纠葛,尽管说作家对他们三位,尤其是老管和翟小梨的刻画塑造,也有颇多可圈可点之处,但严格地说起来,这部长篇小说最有创造性价值的部分,恐怕还是集中表现在前半截关于幼通家庭摹写的这一部分。倘若说《他乡》的思想艺术价值乃突出体现在翟小梨人生行旅过程中“异样”人性风景的发现上,那么,真正称得上“异样”的,恐怕也只是幼通父亲、幼通以及幼宜他们三位。既如此,有鉴于篇幅问题的制约,关于小说文本其他部分的分析,我们也就只能无奈地付之阙如了。

 

注释:

①王春林《新世纪小说发展论》,载《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6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版。

②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上),第192—19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版。

2019年6月10日凌晨1时50分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