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日近长安远”是一个历史典故，出自《世说新语》，周瑄璞取来做了她的小说标题，我以为这大概是一部与现实拉开距离、追求古雅风格的作品。但事实上这是一部现实感非常强的长篇小说。小说的两个主人公罗锦衣和甄宝珠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乡村女子，她们在读中学时就怀着强烈的愿望，要离开农村到城市去，她们唯有通过高考才能实现这一愿望，拼命考了两年也没有考上。但城市梦一直缠绕在她们心中，终于她们都先后离开了农村，只不过各自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因此也造就了不同的人生。我们会发现，这两个人物所走过的人生历程恰好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今天全社会都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改革开放创造了伟大业绩，也造就了一大批英雄豪杰，但是，周瑄璞所写的这两个人物却是改革大潮中最普通的小人物。小人物的命运也许更离不开对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潮流的依赖，罗锦衣和甄宝珠，她们谈不上是什么成功人士，但她们人生每一步的改变几乎都是紧追着改革开放的节拍而实现的。

作者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反映社会上，她更关注自己笔下人物的内心。罗锦衣和甄宝珠曾经为不能离开农村而焦虑，她们和所有的农村孩子一样，离开的唯一出路就是通过高考，但真正靠高考离开农村的只是少数人，“千千万万的落榜生，像割过的麦茬，一大片呢”！从这一点来说，她们确实应该感谢改革开放，正是改革开放提供了机会，让千千万万的农村女子有可能离开土地去实现梦想。罗锦衣和甄宝珠抓住了不同的机会。作者也许想将其做一个对比，毫无疑问，道德的天平会在甄宝珠的一边，因为罗锦衣采取的是出卖自己身体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所以在写到罗锦衣时常常露出嘲讽的口吻，但随着情节的深入，我发现作者的情感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她似乎逐渐理解了这个人物的人生选择，并赋予更多的同情。事实上，她们两人又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首先是她们虽然进城了，但短暂满足之后，并没有感受到城市带来的真正幸福。其次，她们都是在支付自己的身体。罗锦衣最初是靠半推半就与公社教育专干孟建设上床而获得了唯一的一个民办老师转正名额，从此正式成为“商品粮”了。她尝到支付身体的甜头，以后一再地靠出卖身体来获取命运的改变。罗锦衣虽然支付的是自己的身体，但她明显有悖于社会公德。至于甄宝珠，她和罗锦衣一样没有任何资本唯有自己的身体。她也只能凭借支付身体来达到留在城市的目的。当然她支付的方式与罗锦衣完全不一样，她是支付身体的劳作和辛苦。夫妻二人没日没夜地干活，为的是抓住机会多挣几个钱，她的身体也在长时间的超负荷下迅速地衰老。“二人已经交了四十，身体拿机器作比，只是使用，连续转动，从不维修、保养、擦拭，任由它磨损、生锈、破败。宝珠夜里醒来，能感到后腰、膝盖隐隐地痛。这样下去，身体将直至成为一堆不可收拾的废铁”。甄宝珠这一形象具有普遍性，成千上万的农村女子奔向城市，她们无职无权，绝大多数只能透支自己的体力。周瑄璞在书写甄宝珠时显然带有一种惋惜和无奈的情感，随着甄宝珠的身体日益憔悴和衰老，作者在叙述中所透露出的则是一种心疼的情感。将甄宝珠和罗锦衣对比着来写很有意思，这种对比也包含着作者周瑄璞对两人的褒贬态度，她最初似乎很不认同罗锦衣的人生方式。但随着故事的发展，作品中的褒贬色彩渐渐淡去。因为她从两个女人的身上都感受到了一种性别的不公正。甄宝珠式的农村女子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也不少见。她们往往被当成正面形象来歌颂，因为她们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纯洁无瑕，但是她们并没有因为道德上的褒扬而得到现实的好处，社会似乎从来不会因此而减轻一点她们在身体上的艰难支出。罗锦衣用一种被社会道德所贬斥的方式在支付身体，但现实却是为女人的这种支付大开绿灯，社会一方面满足于对女人身体的消费，一方面还要让女人承受道德谴责的精神压力。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公，在当下一个仍然是男权社会的现实中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周瑄璞并没有把精力放在对男权社会的批判上，而是侧重于书写两个女人受到的伤害，她们的伤害既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这种伤害并不会因为她们选择了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有所幸免。

这就说到了小说的书名，分明一部直面现实的作品，为什么要以“日近长安远”的古雅典故为书名呢？也许作者讲述这两个女子故事的目的就藏在这个典故里。这个典故说的是晋明帝的轶事，晋明帝在小时候，他的父亲晋元帝问他，长安和太阳哪个远？孩子回答说，太阳近。元帝吃惊地问他为什么会认为太阳近。孩子说：“举目见日，不见长安。”意思是说，我们抬头能够看见太阳，却看不见长安在哪里，因此长安离我们更远。“长安”是都城的代名词，也是功名的化身。罗锦衣和甄宝珠最大的愿望就是要离开农村到城市去，显然她们认为到了城市就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她们很快都实现了进城的愿望。但是她们到了城市后除了日复一日地在身体上付出外，并没有收获到之前想要的东西。幸福，犹如她们心目中所期待的“长安”，可“长安”始终没有出现在她们眼前，真是“日近长安远”啊！当然，罗锦衣与甄宝珠虽然都是从北舞渡走出来的农村女子，但她们心中的幸福指数并不一样。在甄宝珠眼里，罗锦衣应该是幸福的。甚至站在甄宝珠的立场上看，也许会觉得罗锦衣的选择有些不可思议。她达到了一定的目标后不是就可以坐享幸福了吗？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争取更高的职位呢？然而周瑄璞理解了罗锦衣。当你真正走进罗锦衣的内心，你才会明白，虽然她得到了更好更高的职位，但是有一种说法叫“越成功越失败”，因为你的愿望在节节攀升，你的幸福参照也在高处，所以罗锦衣的幸福始终在别处，在眼下到达不了的那个地方，幸福对她来说始终是一个没有出现的“长安”。两个农村女子，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城市追求幸福，但殊途同归，罗锦衣最后决定回到家乡去看望死了丈夫、独守“村中第一楼”的甄宝珠。小说写到两人相聚后，一起走在当年走过的乡村道路上，仿佛觉得过去的一切都是一个梦，她们两人还是当年“走在通往县城路上的卑微少女”。

周瑄璞是一位十分关心女性幸福指数的作家。她写过各种各样的女性，但凡写到女人追寻自己的幸福时她总是赋予充分的理解和体恤，即使她们追寻的方式有些冒犯这个世界，她也要写出这种冒犯的不得已，因为这个世界给女人追寻幸福设置了太多的障碍。“日近长安远”，这个古雅的典故最终将我们带回到现实。周瑄璞的这部小说可以说就是在追问今天的现实，女人们幸福的“长安”在哪里？改革开放给罗锦衣和甄宝珠这类普通的农村女子带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是光有这些机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这些机会里还没有包含女人的幸福，这就是“日近长安远”的深深寓意。从这个角度说，为了让幸福的“长安”真正出现在罗锦衣、甄宝珠们的眼前，我们还需要将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

小说最终涉及一个女性主义的话题。很多女性作家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自觉不自觉地要为女性说话，但她们同时又坚决拒绝将女性主义的桂冠戴在她们的头上。周瑄璞大概也在“她们”之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女性主义分明是为女性说话的，为什么女性作家又不愿意成为女性主义者？不仅女性作家，在中国境内，似乎大部分女性都对女性主义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女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说是一门强势的显学，在西方，女性主义就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政治意识形态，比方我看到这样一条新闻，美国一名议员的公关主任劳坦写文章，批评总统奥巴马的“第一千金”在一次公众场合上穿着太不得体，说“你们不是上酒吧”。马上有人站出来指责劳坦是对“女性侮辱，物化”。最终女性主义的政治正确占了上风，劳坦被迫辞职，并公开道歉。西方社会强调政治正确，劳坦大概就是政治不正确吧。所以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说女性主义是理直气壮的。女性作家在作品中更是可以将女性主义对社会的要求推到极致，她们丝毫不必考虑男人们的心理承受力。因为当女性主义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后，女性作家获得了强有力的话语权，她们可以更加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中国的女性作家没有这种优势。因此中国的女性作家在为女性进行辩护时，很少亮出女性主义这支无往不胜的利剑。且以周瑄璞在《日近长安远》中所涉及的女性身体问题为例，这就是一个女性主义热衷于讨论的问题。人的身体不仅是生理的，而且也具有社会属性。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把身体分为五种：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除了医学身体外，可以说，社会性的身体包含世界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含义，也就是人的身体一定是有关精神的，有关心灵的身体。著名女权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强调妇女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必须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而对于女性话语权最好的表现就是女性的身体。因此她提出了“身体写作”的主张，认为“身体写作”代表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她说：“女性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这一行为将不但实现妇女解除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从而使她得以接近其原本力量；这行为还将归还她的能力与资格、她的欢乐、她的喉舌，以及那一直被封锁着的巨大的身体领域。”西苏的“身体写作”充满对男权体制的挑战和对女性存在的压抑的呐喊，这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提出的激情质问。尽管女性主义分为不同的派别，但各个派别对于女性身体的重视却是一致的，都强调了女性应该对自己的身体做主。然而，在女性主义者眼里，关注的基本上是作为性别的身体，因此西苏的所谓“身体写作”主要也是传递性意识和性心理的身体写作。而像周瑄璞在《日近长安远》中把作为性别的身体（以罗锦衣为例）与作为劳动工具的身体（以甄宝珠为例）并列起来进行讨论，还是很稀罕的。女性主义发现了社会是以一种不公平的态度对待女性作为性别的身体，一方面疯狂占有和虐待女性作为性别的身体，另一方面又给女性作为性别的身体强加上无数道德的禁令。这一点在罗锦衣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显然，对于罗锦衣来说，她的作为性别的身体已经不完全属于她自己了，同时她也认同社会的各种禁令，因而自我谴责对身体的滥用。显然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下，罗锦衣难以通过自己的身体获得幸福。罗锦衣式的女性已经得到文学的充分关注了。但甄宝珠式的女性就很少被人们关注到她们同样存在一个身体的现实。她们在过度损耗自己作为劳动工具的身体，而这种过度损耗往往被当成一个女性的美德加以赞颂。甄宝珠也许可以不用像罗锦衣那样陷入道德的自我谴责状态中，她似乎非常爱惜自己作为性别的身体，但她其实与罗锦衣一样，为了抵达幸福的目标，不得不让自己的身体付出代价，只是付出代价的身体部位不一样而已。由此看来，一个由男权主宰的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公，不仅体现在作为性别的身体上，也体现在作为劳动工具的身体上。而后者竟然也被女性主义者所忽略。我们的女性作家们完全可以在甄宝珠身上大做一番文章，然而周瑄璞不是一位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她以柔和的方式处理了这个问题。柔和的方式也很好，毕竟将这个话题挑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