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因生态危机的严峻性与生态运动的复杂性，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迅猛发展。然而，它不是一把万能钥匙，而是有其自身的理论背景、边界视域、研究对象及理论限度。在生态批评实践中，它承载了太多负荷以致有过度越界与无限泛化之嫌，无形中减损其有效性与“公信力”，甚至会从根本上解构与取消自身。

合理运用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肇始于20世纪70 年代并迅速风靡全球，这与现代工业化造成的生态危机及人类由此面临的生存危机紧密相关。事实上，人类关注自然环境的变化，源于它开始危及人类的生存，这是生态批评源发的理论背景与逻辑前提。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从词源上讲，似乎是将生态学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的批评方法；从词语结构看，是关于生态的批评，而非批评的生态。因而，关于生态一词的界定是生态批评正源其说的关键所在。本质而言，生态批评之“生态”乃生态学意义而非延伸或比喻意义上的生态。这就要求我们在付诸实践时不可漠视现代工业化这一现实背景，也不可将其无限扩大或有意缩小。否则，生态批评将丧失本源内涵，不再具有原发性的价值及效力。

然而，纵览当下学界对于生态批评理论的运用，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现实语境，尤其在对古代文献的生态资源与智慧的挖掘和阐释上存在过犹不及之嫌。诸如“庄子是我国古代最重视生态文明的伟大思想家”“生态意识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等观点难以让人信服。生态意识是关于生态的自觉意识，它与生态危机互为表里，并非自古至今一直存在。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献中并没有现今意义上的“生态意识”，只是关于自然和宇宙的朴素哲学、伦理观念而已。因而，对于古代生态资源的挖掘与阐释，应分析其产生的历史语境，准确把握其原初意义，并由此推演阐释符合现代生态意义的思想，不可强行赋以现代理念，生硬地上升为“生态意识”。

笔者以为，从古代文献中挖掘朴素的自然观念，以丰富当今生态批评理论形态，无可厚非，但不顾历史语境的变化，而以当下生态批评理论为基点或视角反观、解读与阐释古代文献，便显得不合时宜。由此可见，罔顾生态批评的时代语境而将其肆意扩延，不得不说是对生态批评方法的一种理论逾越与强制演绎，这样的批评行为无疑是乏力甚至无效的。

生态批评要重视自然因素

跨学科视野下的学术研究，几近成为当下学术生产最具活力且取得“实绩”的领域与生长点。生态批评是跨学科视野下衍生的理论产物。这种跨学科的视域使生态批评具有宽泛性、广延性及开放性。然而，任何一种独立的理论形态，都必然有一个清晰的研究对象与话题范域，而非漫无边界。一种理论形态研究对象与话题范围的形成或界定，一方面要考察其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所承担的现实任务，同时又要全面考量与之相关且一贯承传的思想资源及其所指涉的对象与亟须解决的问题。换言之，生态批评既要上承传统又要延及当下，既要有传统理论蕴含的力量，又要对新问题提出新的策略与方法。前者要求生态批评要顾及学科的延续性及传承性，后者决定了生态批评须有创新性及指涉时代的介入性。

生态批评的学理性质为饱含生态维度的文学批评，生态关怀是其理论延展的前提与终极目标。这就决定了其研究对象与话题范围必然是以人与自然关系书写为核心的生态文学作品，是作者本着自觉的生态意识、以审美方式观照生态问题（尤其是探寻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作品。当下的生态批评实践，重在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身三个维度对文本内容予以阐释。然而，三个维度之间的内在逻辑却不被批评者与阐释者重视。从生态批评内在本质讲，三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有深层与密切的因果关联，即人与自然生态关系是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生态关系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亦即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变化一定是自然生态变化之后的产物。因而，反映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也好，反映人与自身、自然与主体精神也罢，必然要在人与自然生态关系基础之上衍生而来。否则，生态批评便与其他文学批评理论没有差异。

令人遗憾的是，当下诸多关于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作品的解读，不同程度地遮蔽了生态批评与自然生态之间的逻辑关联，使其消弭了理论特异之处。如果不彰显自然生态在生态批评理论中的核心要义，那么所谓生态批评对社会与精神问题的阐释，与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道德批评对文学作品所潜隐的伦理道德与人的精神世界的解读并无两样。其实，生态危机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导致了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扭曲，进而蔓延至人的精神领域，最终呈现人精神世界的荒芜与失衡的境状，而生态批评的实践过程往往忽视了对这一逻辑关联的揭示或体味。

诚如学者王诺所言，“生态批评不能脱离自然去研究文学文本中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内心世界”。这一观点与鲁枢元不谋而合：“必须恢复‘自然’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把‘自然’作为生态文艺学中一个基本的范畴。”可见，随意扩大生态批评的话题范围，会减损生态批评的有效性和“公信力”，甚至从根本上解构和取消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理论要有界限

生态批评的出现使“自然”终于从幕后走向台前，从“缺席”变成“在场”，表明文学研究开始重启新面向。生态批评以现实关怀、时代责任、伦理关爱为研究方向，极具现实指涉力与学科延展性。然而，它终究处于建构阶段，理论上仍需探索，有诸多尚需解决的问题。例如：生态批评如何面对文学作品中呈现的生存与发展的悖论问题？如何看待科技对人类摆脱生存困境和生态危机的重大而不可或缺的作用？生态批评的交叉特性决定了它的宽泛性与开放性，那么它的批评方法与策略有没有基本的限定？甚至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人类中心论等仍然纠缠不清。

重提生态批评的理论限度，并非要否定生态批评的努力，而是希望将批判意识介入到生态批评内部，在其不吝于反思社会文化现象的同时，不断地反视自身。我们知道，生态批评重辟文学书写人与自然新维度之时并未将其发散出更多的研究面向，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遮蔽了其他面向。具体而言，生态批评总是对作品蕴藏的生态意识、生态智慧与生态预警等方面内容关注颇多，因而在生态批评的实践中，文本意义都可简约为一个有关人与自然的故事或寓言。不可否认，生态批评的确敞开了一扇过去鲜有人问津的生态之门，开辟了新的文学批评园地，丰富了文学与体验现实的方式，拉近了文学与自然的距离，但同时又何尝不是对内涵丰富的文学文本进行的一种阉割或戕害呢？

同时，生态批评面对生态文学文本审美性与文学性不足始终显得力不从心。对文学批评而言，探究作者意图与思想如何编织到文本之中且又以何种方式呈现出来，远比揭示与阐释文本潜藏着多少或怎样的观念与思想要重要。虽然生态批评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但当下生态批评的实践更多仍停留在对文本生态意识与理念的挖掘层面，而对这种意识与理念产生的文化基因与现实价值及作者如何在力保审美性与艺术性的前提下有意识地编织与呈现出来，且这种编织与呈现又是如何对专业批评者与普通读者产生作用与影响等相关艺术性与审美性始终没有突破。

可见，建构一种既不伤害文学本体又全面引入生态观念的生态批评理论，或许是生态批评当前和今后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因而，生态批评有自身的理论局限，任何逾越其理论背景、话语范域及忽略其理论限度的批评行为，都有滑入强制阐释的泥淖之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艺审美共同体研究”（18ZDA27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空间融合’进程中文艺学场域建构与知识途径”（16XZW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