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年来许多历史类图书在宣介时常以“重返历史现场”的提法吸引读者眼球，由此使我想到20多年前曾协助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王国忠策划主编一套”历史现场目击书系”，邀请一批经历历史风云的文史馆馆员撰写回忆录。取这样一个丛书名，意在让历史老人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他们曾经经历的风云岁月，让历史亲历者带着读者重返历史现场。重返历史现场除了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另一种途径则无疑是历史研究者的书写。最近由吴基民撰写的《上海1931》一书，是众多历史类图书中让读者“重返历史现场”的一本佳作。

《上海1931》的书名，直白地表达了作者所要叙述的时间与空间，既简明扼要，又干脆直白，决不故意制造迷雾，误导读者。上海的1931年，或1931年的上海，在这座中国最大也是远东最繁华的五彩缤纷的大都市里，究竟发生了哪些影响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乃至改变世界历史格局的重要事件？有哪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又各自扮演了怎样的历史角色……种种疑问会在读者脑海中涌现，继而生出试图探究历史真相和悬念的好奇和冲动。确实，稍微留意中共党史，就会发现1931年对中共来说是非常特殊的年份，在上海接连发生了一系列对中共历史影响极大的事件。譬如1月，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在汉口路东方旅社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使“左”倾教条主义开始统治全党，结果使上海的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极为严重的损失；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委三位领导之一、中央特科的主要责任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最终导致中共中央机关无法再在上海生存下去，周恩来、王明等中共中央的负责人不得不先后离开上海；5月，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上海成立被称为托派的党派组织“中国托洛茨基派”；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仍被国民党处死，王明为代理书记；同月，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络员牛兰在上海遭租界当局逮捕，继而被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因牛兰事关共产国际和中共的重要机密，结果宋庆龄参与了一场惊动世界的大营救。

《上海1931》的作者以俯瞰历史的大视野，着重聚焦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生的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是中共党史读物的另类书写。他的浓墨重彩既着眼于官修党史著作的重要内容，又特别关注官修党史著作因敏感回避或不屑叙述一笔带过的那些“边角处”，以丰富翔实的史料，生动有趣的细节呈现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该书的“引子”部分是全书的序幕，近两万字的篇幅集中写1931年前的上海，确切地说是写1931年前中共与上海的关系，让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上海这座光荣伟大的城市是怎样孕育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以及这个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政党在上海蓬勃的成长、发展和遭遇的惨烈挫折，革命的红色基因浸润于城市的各个阶层与角角落落。接着，作者才徐徐拉开历史的大幕，以史家的识见，作家的笔触，生动地呈现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经历的波诡云谲的历史风云。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具体体现在不遗余力地以真实细节呈现历史真相。在我看来，要重返历史现场，关键是需要真实细节。吴基民长期关注上海的中共历史，除了广为搜罗各种文献档案，博采海内外最新学术研究成果，还善于采访历史老人，积累了第一手鲜活的口述史料，使他以书写重返历史现场成为可能。我与吴基民有缘，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文史馆工作时，他则刚从文史馆调往上海电视台工作。我从事的文史资料工作，也是他曾经所做的工作。那时文史馆、参事室两家单位同在一处办公，他有机会在文史馆员和参事中接触了一批中共上海党史上的重要人物或与中共有密切交集的人士，得以亲聆历史老人的讲述，如秘密战线的吴成方、黄定慧（慕兰）、洪扬生，曾在法租界巡捕房任华人最高警衔的特级督察长薛耕莘，托派杜畏之、黄鉴铜，还有出狱平反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的中国托派“教父”郑超麟，等等。这些历史老人回忆的真实细节，成为他书写中重返历史现场的独特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