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也是冬天，也是春天》迟子建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看迟子建的访谈，字里行间都跳跃着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问到文学上的那些问题，纵然刨根问底，她也兴致一般，因为“文学是自我的，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但当话题转向吃的，她马上兴趣盎然，连连分享起最近在菜谱上的新发现：用新鲜的柚子来蒸米饭和叉烧鸭，再加一点胡萝卜丁，柚子的清香闷在糯米饭里，“那味道简直太棒了！”

这种对物的细致的赞美，在迟子建的散文里比比皆是。她描写父亲每年都会做的灯：“从门外的雪地上捡回一个罐头瓶，然后将一瓢滚热的开水倒进瓶里……用废棉花将灯罩擦得亮亮的，亮到能看清瓶中央飞 旋 的 灰 尘 为 止”（《灯 祭》）；她描写庭院里乱糟糟的鸡架，倒也可爱有趣：“到喂食的时候它们就将头伸出来，鸡槽上横着许多毛茸茸的脑袋，一顿一顿的，看起来充满了无穷的生气”（《好时光悄悄溜走》）；她甚至描写日历，普通的日历因为“撕”的动作而有了人的焦虑和时间的紧迫感：“下面是挂日历的地方，纸牌留着一双细眯的眼睛等着日历背后尖尖的铁片插进去，与它亲密地吻合”（《撕日历的日子》）；她写北方的雪，也写北方的盐：“盐被白花花地撒向缸里的时候，会发出簌簌的声响，好像盐在唱歌”（《北方的盐》）；任何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平庸物件在她笔下，都化身为了审美对象，连用来从事田间劳动的农具，都可以是美而灵动的：“你能从光滑的农具把儿上，看到树的花纹和节子。那些大大小小的木节一个个圆圆的……好像农具长了眼睛似的”（《农具的眼睛》）；她像疼惜心爱之人一样疼惜家里的酱缸：“酱缸其实是很娇气的，它像小孩子一样需要精心呵护着”（《蚊烟中的往事》）。

迟子建将自己对世间万物的爱，转化为在文字世界里对物件的长久凝视。爱的重量转换成对所写之物给予的时间和笔墨、毫无厌倦的描摹、一寸一寸的度量、反复地审视和注目。这种对物的赞美，与小资文学中的恋物癖有着很大区别——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中讲“陌生化”眼光，即用“第一次”的眼光来打量所见之物，那么最平庸的物件也会焕发不一样的审美特质——物的实用性被悬置了，潜伏在身体里的审美因子因此被唤醒。

迟子建对事物“美”的发现，在这种“陌生化”眼光的凝视中被揭示。她笔下被描摹的物，往往去商品化、去标签化，是独一无二的活生生的个体。我们可以将迟子建对物的细致描摹，看作一种文字的“擦布”，她用这张细腻的绒布反复打磨所写之物，孜孜不倦地描写冰灯、庭院、花影、年货、钟表……从而让笼罩在它们内部的团团火光，缓慢而柔和地显现出来。

迟子建坚持用最朴素和传统的方式书写着散文，那种稀有的认真和对爱的体察，在她的文字中随处可见。她不嬉笑怒骂，也不呲牙咧嘴，她娓娓道来她的所思所想，用文字打开一扇门，邀你入室喝茶，敞敞亮亮。在《龙眼与伞》中，“我”在故乡闭关写长篇，正写到酣畅淋漓处，母亲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下雪了，她给“我”送伞，就在楼下。我并不领情，反而责怪她突然打扰，不耐烦地对她抱怨了几句，便挂掉电话。然而“我”下一秒就后悔了，飞奔到阳台看到母亲渐行渐远的身影，羞愧使“我”张不开口。迟子建最常用白描，她勾画朴素的细节，然而每叩响一个扳机，箭头都直抵靶心。羞愧于“我”只是一个更加延迟的“张不开口”，是将爱推向更远处，让它发酵，让隔阂蔓延。“我”只有在雪停之后才回到家，母亲明显哭过，可“我”也说不了太多，只能向她道歉，请她不要伤心。母亲用一句数落表示了对“我”的原谅：“以后你再写东西，我可不去惹你！”然而真的彼此谅解彼此宽慰了吗？仍旧是无解的沉默、千言万语都“张不开口”啊。

作家阿来和王安忆都写过迟子建的笑。阿来对迟子建的印象总是“未见其人，而先闻其声”，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就知道她一会儿要出现。王安忆说迟子建“很会笑，她笑得那么明朗，她也不是疯笑，也不是媚笑，就是一种非常开心的笑”，她说迟子建身上有一种勃勃的生气。

迟子建同样谈到笑，她说她崇敬卓别林，因为他最为深刻地理解了幸福，那就是“有代价的幸福”。卓别林描述一个侍者端着盘子笑吟吟地走进餐厅，突然被香蕉皮滑倒狼狈倒地，众人见状哈哈大笑——他认为跌倒并不引人发笑，引人发笑的是一个人在瞬间由快乐突然坠入了忧伤。事件因为其复杂性的缠绕而显出真实和深刻。于是，我们在迟子建的文字中感受到的“爱”，不是由纯粹的“甜”带来的恃宠和黏腻，而是酸涩之外所包裹着的一团又暖又柔的光，是体察过人生百味之后的温柔与慈悲。

那么“笑”流到迟子建的散文中，就变成了一种深沉而绵长的力量感，她质疑科技和文明的进步：“这个世界正在有条不紊地向前走着，以至于我常怀疑在它的深处埋藏着巨大的阴谋。我们的一切仿佛都已经被预定了，到处都是秩序和法则，你无法使自身真正摆脱羁绊而天马行空”（《晚风中眺望彼岸》）。此刻，柔软的“爱”，因为有了更多理性和智慧的依傍，将爱的锋芒藏在鞘中，缓缓抬头，折射出更多坚实和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