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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悦《望春風》:世界尽头的农耕与文学

来源:《澳门理工学报》 | 孟悦  2019年06月30日09:18

内容摘要

根据当前环境气候变迁的研究,无化肥农药、无畜牧业的农耕文明对地球生态最为友善,也最具有未来价值。然而一个世纪来,以高科技为目标的各现代文化工程却共同否认着农耕文明的未来,城市资本的扩大更导致千年村落大片消失。有生态未来性的农耕文明在当今中国迅速消亡的事实,加深了现代以来文学书写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在村落实体消亡后,文字和书写成了农耕文明最后的残迹;同时,新白话和现代文学又从最初就参与了对农耕文明的贬斥。用导致农耕文明消失的载体来反抗文明的消失,体现了文学书写在人类世的反讽位置。格非的《望春风》以富于创造力的方式深层介入着现当代文学、生态未来与农耕文明历史命运之间的隐秘政治。

引 言

在全球生态危机的视野下,自然的农耕,即不用化肥农药和基因改造技术的耕作或有机农耕,是对生态破坏最小、对地球万物最为友善的经济和生活方式。①目前在标志地球安全运作的数个极限中,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氮循环失衡的安全极限己经彻底跌破,不可逆转,而气候变迁的安全极限则危在旦夕。有科学家甚至指出,在当前地球所处的危险的“人类世”时代,所有物种的生存和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球能否“回到”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全新纪”状态。②不包括畜牧业的自然农耕减少高达87〜90%的温室排放,直接削减人为的氮投入,同时节省大量的水,粮食、汽油和能源。③自然农耕的全面再兴会更迅捷有效地遏止气候变迁,在气候变迁加剧的今天极具特殊的未来价值。④然而,席卷农耕文明的飓风在中国和世界己经劲吹了一个多世纪,以至大片村落等不到人们重新发现自然农耕的好处就己经荒芜没落。上个十年,中国大地上已经有九十万座村庄不见了踪影。⑤农耕文明对生态未来的价值和人们对它放弃抛弃之间呈现着突兀的倒错。这种有历史反讽意味的错位值得从历史、物质文化和语言的角度深度反思。

过去一百多年中,中国和世界的各种话语从不同角度论述着一个大同小异的道理,那就是,“传统”的农耕文明无法给人类带来“好的生活”,农耕文明应该、必须、乃至必然为“工业文明”和商业发展所取代。比如亚当斯密在18世纪末就界定了农耕文明和“富”即他想象的“好生活”之间的区别。他认为中国农业在精耕细作上明显好过欧洲,所以少有人流离失所,但由于缺乏以贸易为目的的生产和法律,维持现状尚可,却不足以“致富”。马克思根据19世纪的欧洲状况,把人类好生活的理想描述为“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但达到这好社会不仅是消灭阶级而己,还必须有“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即大机器和自动化生产。按这逻辑,未经工业化的农耕文明不具备达成人类好社会的物质财富条件。孙中山《建国方略》中设想的民生好生活,也把“普用机器”看作必须,即“普用机器而羁勒自然力,如蒸汽、煤气、电气、水力以助人工”,否则中国人即使享受着世界一流的美食,生活程度也“尚在第二级”。⑥甚至康有为“世界大同”的理想也不例外,他想象的绝对是向工业资本主义求同的世界,而不是向世界其他地方看齐的大同。⑦这些中国理论家和改革者对全球权利结构达成了较清晰对认识,却仍然难免不落入“赶上”的陷阱和对自身现状的诅咒。

在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时代没人会想到,若让全球都过上当时欧美引领的、代表历史进步的“好生活”,仅从人均土地来看,就需要至少四个地球。⑧学者彭慕兰的全球史著作《大分流》告诉我们,欧洲在近现代“兴起”并不是工业机器或科技术发达的结果,其真正原因是西欧各国在偶然情况下对全球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极大占有——“极大占有”四个字是我的概括。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西欧自18世纪乃至更早,就陆续占有了比世界所有地区都多出数倍的人均土地资源、农作物资源和可压榨的劳动力。意外发现的新大陆和数个世纪的移民,不期然地缓解了欧洲内部的人均资源压力。同时,各殖民主义统治又将南亚、非洲和拉美等殖民地变做唯我所需的生产场所。正是在这个历史过程开始时,才出现了亚当斯密所看好的致富手段,即分工生产和长途贸易。在新旧大陆以及各殖民地间进行的远程贸易在这前后走向繁盛,而单一种植的农产品——从加勒比海的蔗糖到窃自南美、种在爪哇的奎宁,则使“分工”有了意味。但真正创造着欧洲财富的却是失去自由的“农民”,即被殖民者和美洲种植园里的奴隶。即使马克思独具慧眼,识破了殖民扩张和资本原始积累是手心手背,却没注意资源极大占有和“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可能关连。

不仅理论家和改革者落入对中国历史的诅咒,贫穷辛苦,单调麻木、没有未来的中国农村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新文学的“发明”。农耕文明本是遍布在诗歌、笔记、正史野史、日用类书、农家书籍、乃至山居野老等灵异书籍中。但“五四”新白话(钟雨柔语)⑨断绝了与这些文体可能的互文关系,也除去了文字本身可能包含的农耕文明基因。新文学中,书写农村和农民变成了国民改造和社会革命的重大文化工程。从鲁迅那一系列力透纸背的短篇即《故乡》、《祥林嫂》、《孔乙己》和《阿Q正传》起,“辛苦麻木”、可悲可笑的“老中国”人形象基本上就是新文学的国民灵魂改造工程的滥觞。其他乡土写作,不论是温暖的地方色彩还是诗意的边城故事,都没能扳过这种痛入骨髓的否定。为了推动“文明”进程,胡适曾经把新闻纸上的一切社会邪恶都说成是“村上”的:从鸦片吗啡、纒足卖淫、到巫医断送人命,乡绅卖选票挣钱、煤矿烧死上百人、父逼女“饿死作烈女”等等。⑩到了茅盾从全球资本主义横断面上展示中国农村的破产时,他关于历史发展阶段性的想象己容不得老通寳的命运有一丝偶然:只要他还老实巴交当桑农,就必然一再破产,死路一条。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起落后,在全球生态危机的今天回顾以往,文化伟人们的贡献当然不可否认,工业科技带来的物质改善也毋须讳言,更不必假作有一成不变的善良传统和农民,然而,一件掩在20世纪身后的大事也越发难以回避,那就是,一个多世纪来关于“工业文明”和欧洲兴起的种种假说,使农耕文明变得无法想象,没有希望。东亚独有的与土地及作物相处的农耕智慧被剥夺了本来的益处和价值,与“未来好生活”失去了可能的关连。

从“人类世”的现状和气候变迁的危机看,这段历史蕴含着深刻的反讽。2015年,一亿多中国人的人均财富终于实现了“与欧美齐”(康有为语),2.7%国人还跃居全球首富,⑪但却由于《大分流》指出的原因,尚未过上欧美式的“好生活”。除了社会不平等加剧,人们还赔上了数倍于欧美的生态代价,增加了数倍于欧美的疾患风险:75%的城市空气质量有害于健康,80%浅层水源有害于人,20%可耕地有害物质超标(还不算作物生长中施加的化肥农药),50%陆地脊椎物种灭绝,50%特有物种即将灭绝,土地废塑料含量全球第一,温室气体排放超过欧美日的总和,占全球总排放30%。⑫你可以“反抗不公”,说中国人均排放依然小于欧美,但那不能减少境内的污染,更不能遏止气候变迁、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全球生态危机,甚至无助于人们的健康。

关于“与欧美齐”,查克拉巴第和杜赞奇是反过来看的,⑬即在高资本、高技术、高资源的经济方式之外,在传统的经济方式中,反倒保留着对生态更友善的经济和生活方式。也就是说这一个多世纪,穷人和传统,包括中国农耕文明,无形中为我们守卫着地球和生物多样性。他们的说法呼应着一百多年前来到东亚寻求永续农耕之道的美国农学家富兰克林•金(H.F.King)。当时农耕文明己经被剔除了中国人对于未来的想象,而他却看到东亚农耕文明的未来性,把它叫做永久农耕(permanent agriculture)、永续农耕(sustainable agriculture)的前身。⑭在他看来,东亚延续了四千年的农耕方式既保护土壤又保证着温饱——尽管今人把当时的温饱叫做贫穷。

中国当代文学中己经出现了一批书写农村消亡和生态问题的作品。今天,当地球生物圈的底线正被层层突破,煤炭、塑料、基因改造、汽车和电子工业,连同因欧美饮食习惯而扩大发展畜牧养殖业,危及到所有物种的生存时,我们能否跳出对农耕文明的重重诅咒,重新想象它的意味?能否在国民改造和社会革命的话语之后,在对“传统文化”的僵死想象之外,找到方式和语言书写正在消失的农村?这些,涉及到能否想象未来。通过一座千年村落的故事,《望春风》带给我们一个从语言和文学的角度反思和想象农耕文明的机会。⑮新白话新文学使写作语言从农耕文明中剥离出去,如何用这个语言来留下农村的记忆?《望春风》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可以被读作农耕文明消亡的故事,也可以读作在权力和资本带来的生态灾难中,人类过去与未来的某种传奇。

历史风琴的皱褶

——从“千年村落”与“长时段”说起

《望春风》呈现的是被国民改造和社会革命的话语所遮盖的、和“种植园农业”大相径庭的“村落”,我称之为“可居性村落”。人们聚集成村落,乃至从老远投奔而来,首先因为这里可居。只有长期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才会完善这种“可居性村落”,并把它书写为理想的居所。儒里赵村正是如此。各家田地不大(百余亩地己是地主),财产无多,但人们却可“粗茶淡饭”,各家人“和和睦睦,过着平平安安的日子”(第107页),最多再有几人弹琴讲史,治学读书。倒不是传统农村没有贫富倾轧,而是由于精耕细作,即高人力高肥力地投入小块农田以达成好收获。有经验的农人会量力置田,少有机会“贪多务得”。⑯精耕细作即使对今天的有机农业也是重要原则,亚当•斯密说它缺乏分工难以致富,康有为说它“人各得小区之地,难于用机器以为耕”,不得不说是以长为短了。⑰精耕细作下的村落生活相当稳定,却并不见得压抑和封闭。由于人的聚集,各种文化潮流也会流经这里,那些最终积淀下来的,则在村中各司其职、各有所归。在过去一个多世纪,正是这种粗茶淡饭、自给自足、精耕细作的农耕生活理想被彻底剥夺了正当性,埋没在百年飓风扬起的麈埃中。

小说写了近百名人物,⑱每个人的故事都以各自的方式阐释着在历史中迷失的村落可居性(或不可居性)。明清以来不少文士雅人是以村落为永久居所的,比如蕉雨山房的琴人赵孟舒,“理学名家”周蓉曾、满口地方野史且善观天象的刀笔赵锡光。怎样理解文人择村而居,文人与村有怎样的互动?身怀绝世琴艺、结交广泛的赵孟舒为何不离村别居?赵锡光的天象知识是拜谁所赐,无师自通还是高人指点?他的野史来自书本还是口传,自娱自乐还是有笔友同好?培养了“理学名家”周蓉曾的那个私塾,到底藏了多少学问,为他赢得“理学名家”声誉的是著作、讲学还是仕途?不仅文人,晚清民国时期的神秘人物也把村落作为安身之所。上有动辄冒出一串英文、独臂且有同性取向的唐文宽,下至弹得一手古琴的末世女子王曼卿。对于他们,村落为什么比城市更可居住?与他们同时,儒里赵村更有文化背景可上溯到不知何年何月的三教九流,从身为算命先生的父亲、江湖武打出身的小武松、老尼姑马老大、吃斋持善的老福奶奶,到住在祠堂靠全村养大的孤儿村长赵德正。村落生活如何滋养了各种各样的流行文化,从阴阳学、武术到佛学善教?这些边缘流行文化都植根何处,和音律理学天象野史等文人文化怎样共生共存?祠堂文化即村落的共有文化和村落的可居性有什么关系?当然再下来,儒里赵村还有过年轻时的母亲,社会主义时代的复员军人高定邦、高定国,家有清代水龙的消防队长朱虎平、满口“主义”的妇女队长梅芳,以及与“我”同代的春琴、同彬、雪兰、赵礼平。除了他们只能做“农民”的时代,他们为什么离开村落,又为什么返回?村落在什么意义上丧失和保有它的可居性?

《望春风》以一个“长时段”的故事揭示并回答着这些和村落文明有关的问题。虽然封面标写着“1958〜2007”,小说涵盖的内容却上溯至清末,下延至当下的现实,可以说重合于“全新世”变成“人类世”的历史。这个时段不仅长而且充满变革。1949年以来的数度变化覆盖了晚清民国以来的变化,而改革开放、进入21世纪的变化又覆盖了之前的变化。村居的历史被多层覆盖、多重折迭。村落人物那些半见半不见、半可知半不知的身世,既昭示了历史皱褶的存在,又储存了皱褶的秘密。格非的叙事像拉开历史风琴的铍褶一样,打开了村落这个可居空间的一步步嬗变。

比如,“母亲”和村落的奇特关系表达了时代变化与可居性空间之间的张力。身为共产党员的母亲经历了“长时段”中一切的起落:她早年丧父、卖给人家、遭养父欺凌,嫁到儒里赵村后入了党,当了妇女队长,离了婚嫁给首长,却又被审查,死在劳改农场。但这一连串起落的深处,“母亲”离村的真相却被“各种戏谴、推诿甚至互相矛盾的说法”层层包裹着(第74页)。直到读完小说你才发现,在时代变化的皱褶深处,“母亲”的一生其实是不断失去可居住空间的一生。她父母的家不可住、养父的家不可住、儒里赵的家本可以住但没能住,和首长的家住了但却不完整,后来被送去劳改。每个顺应时代的“对”的选择都遗下了悔痛:如果不是严政委,她不会和父亲离婚嫁绐革命首长,而如果不是她出于忠诚而写的检举信,首长的政治前途不会终结,而如果不是她因担心“我”——她唯一的孩子——而让人送信,父亲不会死亡,“我”也不会是孤儿。“母亲”终其一生而未得其所,被无缘无故地卷在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变革的皱褶里。每当她打开一个皱褶,弄清一个迷失的原委,都意味着痛苦和虚无。

20世纪的农村书写常有意无意中将村落可居性的历史压瘪抹平,而《望春风》的书写要你从看似平整的地方见出覆盖,看似简单的地方见出秘密,从而在那些被覆盖的皱褶中发现真相。小说行文虽偏于直白的,却包含某种我姑且称为“文物化”的笔法,即在你浑然不觉中把“背景”写成“文物”,让它变得有文化历史可循。“文物化”的具体方法有数种,比如使用看似不经意但其实具有“可考性”的细节,或使用重奏式的写法将某一细节从背景上“提离”,或创造与其他诗歌小说之间隐晦曲折的互文关系,以及等等。例如,下面这个细节的可考性特点,促使你重新考虑赵孟舒和儒里赵村的关系,以及村落作为可居空间的意义。

“赵孟舒自幼学琴,入广琴学社,与扬州孙亮祖(绍陶)、南通徐立孙、常熟吴景略、镇江金山寺的枯竹襌师相善,时相过从。”(第98页)这几位琴人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孙绍陶创广琴学社于1912年,徐立孙协友创梅庵琴社于1929年,吴景略为今虞琴社(1936)发起人之一。清末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南乡镇古琴文化相当繁荣,据古琴刊物《今虞》,有名有姓的琴人琴友多达数百名,定期琴会,演奏切磋。各色古琴藏家姓名、琴名、年代、制造以及琴曲名目等也都一一见载。赵孟舒的唐琴“碧绮台”与民国时期岭南四大名琴之一的“绿绮台”也仅有一字之差,而后者确如小说所记,是明武宗常弹之御琴之一。这些人物的文化可考性说明这座千年村落的“文化可居性”。身怀绝艺的赵孟舒本可搬住“城里”,比如上海或南京或苏州,甚至出人头地。无论是出于洁身自好还是天性无羁,他在儒里赵居住说明着村落的文化可居性。而他的自杀和古琴的下落就像隐藏在历史皱褶中的秘密,揭示这一可居性被终结、村落文化多元性被覆盖的过程。

曲折的互文关系也是《望春风》以“文物化”效果来书写村落可居性的方式。怪人唐文宽常用“鬼话”让孩子们大笑不已的事最初在“我”和父亲的对话中一笔带过,但被知青小付听出了是英文后,这令人发笑的“鬼话”却有了特殊的内容,并被转述为一段中文。而读者可能不会很快就发现,这“鬼话”的内容其实是两句在古文——英译——现代汉语之间游走了一圈的“葬花词”,“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小说让我们记起的不仅是《红楼梦》,更是它的英译,以及它在最不可能情况下的回译和重写。英文葬花词并不是纯粹虚构,梅兰芳的《黛玉葬花》曾美国纽约四十九街戏院上演并轰动一时。但“葬花词”的英译越是有可考性,唐文宽和这段民国时代“跨语境”事件的关系就越显神秘,越说明他来儒里赵居住必有原因。当然,这段互文关系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以“文物化”的笔法,《望春风》邀请读者像业余文史学家那样去分辨被覆盖的文史层面,在己知和未知之间设问一切,破解儒里赵村作为可居空间的秘密。要特别提到的是,格非那种在新白话框架之外的选词造句,实际也挑战着读者对“村落”的理解。“赵锡光夜观天象,发现有彗星出现在村子西北方。其光波掠过三台,渐及文昌、四辅二星,历时四十一天。很快,他又发现荧惑侵入斗宿。按照他的推算,这些奇异天象的出现,正是儒里赵村易姓换代的征兆。”(第69页)“文昌”、“四辅”、“荧惑侵入斗宿”——这些星宿和天象概念在现代汉语早己不用,但当读者把它当作故事细节扫过时,这些语词仍然构成了秘密。文昌、四辅共是多少颗星?荧惑侵入斗宿意味着什么?村人对天为什么如此敏感,天象是否真那么准确,乃至乡村中的一介农夫,都习惯占星以观时局之变?在追溯与历书占卜之间的互文关系时你也许会自问,现代汉语或新白话的出现,究竟从我们的历史记忆中带走了有关村落的多少信息?

《望春风》书写的村落可居性如雪隐鹭鸶,半隐半现。这里的天地万物包含一连串秘密。从无数虫子的称谓、到无数花草树木、各种野生和熟悉的农作物的俗名大名,从飞鸟到地上水中各种动物的相貌、毛色、习性和行踪出没,从天空的日月星辰、风雷云雨到物换星移的规律和秘密。这里的物质生活也含有一列文史考古清单。若按年代排列,大则有各种基础设施,如人民公社初期的造田、神秘的9327军工厂(1970年代)、霍夫曼轮窑技术(1970)、1990年代各地兴建的化工厂和排灌站;小则有波及乡村的各种文化事物,从清代的铜质水龙头,“宣德炉”,口头讲本《水浒》、《三国》、《小五义》,到电影演员庞学勤、王晓棠(1950〜1960年代)、诗词《七律•到韶山》(1959)、小说《红岩》(1961)、语录歌《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1966、1968)、小说《烈火金刚》(1968)、样板戏《红灯记》(1971),文革口头文学,手抄本《梅花党》和《绿色尸体》(1970年代),以及蝴蝶牌缝纫机(1970年代)、丰收牌香烟、红光照相馆、国光苹果、天安门诗抄(1976)、播音员夏青(1976前后)、红灯牌收音机(青岛无线电二厂1979年)、送礼佳品英雄牌钢笔(1980年代),1980年代后开始能够在图书馆借阅的《奥德赛》、《书剑恩仇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当“长时段”历史皱褶被逐渐打开,村落空间的种种痕迹可能让人有种越读越“无知”的感觉。每个谜都可是一本尚待阅读的书籍,每个人都可是一则尚待熟悉的记忆。这里的山河还有许多故事,叫不上名字的虫子和不起眼的农人还有很多传奇,文本之间的翻译和迭印还尚待琢磨,还有很多农耕的发明需要被记起。这逃逸在20世纪农村想象之外的村落故事,不过是我们忆起“农耕文明”的开端。

望穿荒墟

然而,正当我们开始看到它隐约的轮廓,发现了雪泥鸿爪时,它却在我们阅读的过程中“突然”消亡了。儒里赵村的消亡起于一场人为策动的生态灾难,为了将正在抵抗化工厂拆迁的村民们逼出村去,村长与“赵董”合谋,将排灌站附近的化工污水“倒灌”进村,将一座千年村落,变做了毒水四漾、鱼蛇虫尸体遍野、村民躲之不及的地方。在这场生态灾难中,“飘满翻白的死鱼和芦花的湖面就像下了一场雪”。

《望春风》不仅要讲出儒里赵村的消亡,它明显还要让人“看” 到、凝视这个在阅读和现实中同步发生的、无从回避的消亡。两个在经常出现和互换的字眼“看”和“望”,反复勾勒着这个凝视消亡的目光。《望春风》标题中的“望”与“春风”并不是连在一起的动宾结构,而是中间留了空隙,这说明“看”和“望”本身的大有名堂。小说中的“望”和“看”显然和更常见的“传”形成了明确的分工:“传”的框架囊尽了历史和人物的故事,“望”的目光则绑定了“消亡”。这个目光让你把儒里赵村的一切当作“消亡”后的残迹去注意、去注视,看来看去,一再深究。可以说,“看”和“望”的目光己经不仅是笔法,而是和人物传记并列的重要书写对象。

“望”和“看”一道,披露了可见和不可见的消亡。“看”首先是亲眼看到,也就是“目撃”。中国农村己改变多次,但在记忆所及的历史上,只有在21世纪,它才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物理消失”。“我”看到的故乡犹如一头巨兽的骸骨,“被虫蚁蛀食一空,化为萝粉,让风吹散,仅剩下一片可疑的印记”。最后,“连这片印记也为荒草和荆棘掩盖,什么都看不见”,“唯有死一般的寂静”(第327页)。“印记”、“掩盖”、“看不见”等字样显露了那“看”的目光,而骸骨增加了“见证”的意味。整个废墟,连同把它夷为平地的那种暴力,甚至它连印记被荒草掩盖的过程,都得到那目光的纪录。“看”当然又不仅是目撃而己,它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就变成了看不见什么的“望”。“看”的目光超越眼前的时间,穿透眼前的物像,在那些己经不再能看到什么的地方,看出曾经的场景。“我”在荒墟上走,在脑海中用“心眼”确凿无误地“看”着己经不在眼前的村庄。目光在“看得到”与“看不到的”之间,每来去一次,都是对导致“消亡”的暴力的拒绝,也都在更深的层次上,意识到儒里赵村消亡的彻底。

我走过独臂的异乡人唐文宽家

我走过刀笔赵锡光家

我走过门前一方池塘的更生家

我走过丝夫柏生家

我走过曾经的岳父小武松家

我走过高氏兄弟和梅芳家

我走过有蕉雨山房之称的赵孟舒家

我走过村子最西头的老尼姑马老大家

我放佛还能听见碗盘杯盏的碰击声,听见嘈杂而遥远的人语声,听见麦秸杆和树枝

在灶膛中辟扑直响,听见雨燕的啁啾,烈日下的蝉鸣,蟋蟀在床下谦卑的低吟,听到冬

天的雪夜中远处的狗吠。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第328〜329页)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出自《诗经•黍离》,一篇连篇名都沁透农耕意味的诗作。这里,“看”的目光在现实和记忆之间穿梭往复。记忆中的可见和在现实中的不可见形成了巨大落差,使“看”到“望”的过程不觉中变成了瞻顾和怀疑,最后“望者”丧失自我意识,问向上苍。

“看”和“望”在小说中多次重现,从一个行为变成了叙述的母题,和历史上那些以“看”和“望”象喻对生命意义之探索的写作,形成了繁复的互文关系。是这种目光让你“看”到生命的传承,也看到生命承继之路的断绝。在优美的开篇,一父一子之间的引领与承继关系是通过目光来确立的。而在得知母亲己死的消息后,“我”读完了她的信走进初冬的夜里,也是在“看”中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一个亲人”。小说用“我向东边看/我向西边看/我向南边看/我向北边看”这四句偈语,译写了扉页上《小雅•节南山》名句,“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⑲“四看”之际,空有目光在时空中的往返,而没有生命的前途或归路。“蹙蹙靡所骋”略改一下就是鲁迅《故乡》的著名结尾:“希望本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这就像地上的路……”

和鲁迅比,《望春风》更明确地把“望”写作了一种观看村落消亡的方式。《故乡》结尾的虚无源于对故乡未来价值的否定,而《望春风》的“望”包含着对否定者的虚无——假如被否定者己经消失不见,否定者又如何存身?《望春风》对“消亡”最深的洞彻来自一个超越了 “我”也超越了人文和历史的视野。在细雨中的荒墟上,“我”有一瞬间“望见” 了一个不再有“我”也不再有人的的宇宙:“日来月往,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在俯仰之间,千秋渺远,岁月苍老,蒿藜遍地,劫灰满目。我终于意识到,被突然切断的,其实并不是返乡之路,而是对于生命之根的所有幻觉和记忆,好像在你身体很深很深的某个地方,有一圑一直亮着的暗光悄然熄灭了。”(第331页)随着故乡故人一步步从视野中消失,“望”着的目光脱离了此情此景乃至今生今世,从一个大于人、大于历史的视野,看到了蒿藜遍地,劫灰满目,空无一物。这是个“活着就己经死去”的“我”,那“在看着”的已经是“死后”的目光。这就如同《百年孤独》的奥雷连诺在被飓风吹走之后又回到地球,来到当年被卷走的地方,看向百年家族的残迹或空无。“蹙蹙靡所骋”还在寻找归途和前行的方向,而“死后”的目光却在一个长时段的终点,望进了“终结”本身。

这“死后”的目光让人想到“人类世”终点上地球地质学家们望过来的目光。在命名“人类世”的时候,地球地质学家看到的不是开始而是终结。“人类世”这个说法的意义就在于它“生态末世”意味。它对地球而言是不可续的,不仅是人类经济和生存资源的不可持续,而是首先是地球本身的不可持续,是那些比人类更古老的亿万个物种的不可持续。地球地质学家们得在人类之外的某个点上回望才能“望穿”这个末世,才看清那个长养万物的“全新纪”的价值。在这样的目光下,关于“现代好生活”话语如同一个巨大的、令人心痛的历史反讽:我们用过去一个多世纪如此急切宣告着自然农耕文明的落后和无望,力图改造保守顽固的“村上”、努力以农药化肥等技术加快着农耕文明被淘汰的步伐,而当“一部分人”终于“富起来”时才看到,原来是农耕文明及沿用自然农耕的农人、穷人和原住民们在缓冲着生态危机,为其他人类成员赔付着生态债务,延续着其他物种的生存。这个巨大的反讽揭示出“人类世”时代所特有的历史皱褶、覆盖和阴影。在人类世叙述最凸显的部分,是以资源极大占有的“好生活”为模版的工业资本主义、伤害地球和其他物种的饮食方式和物质生活、毒化大地的化工技术和其他高科技以及核竞争等。它们一波一波地向全球扩展,威胁生态圈的和平及地球系统的稳定。而在同时,在这个叙述的反面,粗茶淡饭的千年古村却像影子一样隐藏在人类世一系列的历史皱褶里,经历着漫长的死亡。

 “我”来自“死后”的目光正巧揭示了农耕文明在人类世时代褶皱里一点一点死亡的过程。仅1950年代以降,核竞争扩散全球、军工厂转成化肥厂化工厂。大众消费主义兴起,工业养殖以动物的生命作食品生产的原料。社会主义各国则清洗内部,整合社会。这一切看上去并不直接造成村落消亡,儒里赵村不过是选了个孤儿作村长,自杀了个“地主”,破除了佛、老、算命、风水天象等“迷信”,慑服了有关的“不务正业者”。但它却不得不从多元的居住空间变成听从国家号令的生产场所,村落的作用缩减为集体耕作、大生产、缴公粮。而1980年代冷战结束,苏联东欧解体,中国改革开放。在复员军人高定邦当村长的任上,人民公社时代老去,拿到田地的村民们似乎可以各奔小康。但不到一瞬间,全球化后的新自由主义体制与金融、地产、科技经济相与壮大,将一切公有和集体资源变成原始积累的对象。当小斜眼当上村长和化工产业的勾结时,他们不仅随意造成环境污染,而且带来了整个村庄的毁灭。无力还手的小农生意被迅速吞没后,农民变成了城市经济再积累中低收入、无福利因而最富于剩余价值的劳动者。

故乡的死亡不仅是其空间和物质形态的消失,更是随着一系列人文价值的沦丧而死去的。自绐自足、“粗茶淡饭和和睦睦”的村居理想首先死去,原始自发的“公共”传统相继消亡,各种职业手艺的伦理也相继失踪。它随着“集体”的消亡而死去,随着小康梦想的破灭而死去。它在父母、梅芳、朱虎平和“我”的婚姻离异中死去。它更由于尊严、良知被践踏,由于互助感、爱情、真诚以及贞洁被资本收买而终结。故乡在日复一日的社会变革和人心沦陷下一片一片地凋零。唐文宽那段神秘的英文道出了这种无人知晓的凋零,跨语境的背景上似乎漫卷着那场百年的飓风:“它的意思大概是说:一年当中,有三百六十个日日夜夜。这些日子就像一把把刀、一把把剑,又像漫天的霜、漫天的雪,年赶着月,月赶着日,每天都赶着你去死。等到春天结束的那一天,花也败了,人也老了,我们都将归于尘土。这世上,再也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些人曾经存在过。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来。”(第173页)在人类世叙述中凸显的部分,毁灭世界的力量可以看到是工业和后工业资本主义、是殖民扩张、是伤害地球的“好生活”方式、核竞争核试验等。而在安于粗茶淡饭、生活简陋、无形中为世界维持着地球的人们这里,又是什么在“风刀雪剑严相逼”呢?

未来传奇

从人类世的终点可以看到两种前景。一种是“人类世状态”的终结,从而尚存的万物能够延续,地球能够再长养万物。然而其硬性前提是立即停止对地球的伤害,包括对其物种的伤害。由于人类的侵掠,亚马逊热带雨林己经缩减了 20%〜30%,.仍在以每年2万平方英里的速度缩减着;丧失栖居地和气候暖化使地球野生动物和海洋生物己消失近50%,并还在消失;地球己经失去了自身的氮循环。如果人类立即停止,地球虽不能回到“全新纪”的繁茂,现存的生态和物种却有望得到喘息,延续下去。人类世的另一种前景相反,生物圈和地球系统继续被推向崩溃,地球要么不存,要么变成火星般的存在。而未来,如果有的话,就处在这两种前景间的不明地带。格非《望春风》的结局,将这不明地带的潜力和张力发挥到了极致。

谈到前景,青安娜(Anna Tsing)在《世界尽头的蘑菇》(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World)中问到,资本所到之处带来满目苍夷,而世界上还留下什么?《望春风》类似,它问的是当今世界还有什么尚未死亡、没在走向死亡?在“严相逼”的力量面前,父亲曾接受了宿命,母亲曾濒临虚无。而在故乡被拆迁后,无论是据现实还是据逻辑,“我”和春琴都更难有生路。他们属于中国社会最无前景的人群。随着金融和房地产等城市经济的崛起,反映在物质生活和收入差异上的巨大城乡不平等剥夺着农民们改善命运的机会,⑳他们在几十年中无社保医保,无安全措施,在被压榨得除了残生一无所有时无人问津。故事中,主人公们的命运的确接近艾略特《荒原》的某些母题,21故乡己是一片废墟,人心被毒化堕落,世上真爱难寻,下一代们死的死,走的走,吸毒的吸毒,主人公注定没有后人。实际上,在结尾前,早己“没有一个亲人”的“我”和亲人离散的春琴,各自己经在“死”的门坎走了数遭,任何一遭都可以成为故事的终止。

作者: Anna Lowenhaupt Ts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15-9-29

然而,《望春风》结尾却用“传奇”的笔法,使仅有残生、走投无路的农村姐弟从社会剩余人口变为现代荒墟上的伏羲女娲。这个结局半要感谢神话,半要感谢奇迹。两人从姐弟的真情发展到相依为命的爱情,这情节也许和伏羲女娲或渔王圣杯神话有互文关系。但让走投无路的农民姐弟回到荒墟上存活下去,而又存活得自然可信,这不得不说是以平实手法写出的奇迹。“我”和春琴这最不期然的“活”,使《望春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部难得的农耕文明的当代传奇。

“传奇”文体,我简单理解,是以人间的方式讲述神异故事,包括奇人异事。张爱玲得现代传奇写作之精华,《倾城之恋》以细腻的日常手法写出了 “奇彩一即不可能、不可思议的故事,从而同战争时代的价值和审美觐形成的意想不到的张力。如将这个意义上的“传奇”和乌托邦及“桃花源”粗略对比的话,后者没有偶然意外,而且在“现实”中是不可得的,而“传奇”的“奇”不同,正是那些不可预期的偶然和意外,才使不可能的事变为现实。在当今这个大时代的拐点上,《望春风》以“传奇”的笔法平实地呈现不可能的故事,以那“奇”的偶然和不可预期的力量,挑战和冲撃着当代想象。而格非在《荒原》与《诗经》和其他古文体之间的跨语境写作,在文体层面上注定了这部传奇是一部农耕文明的传奇。

这结局的第一“奇”是大自然的奇迹。并不是所有自然都能像儒里赵的山水那样从生态灾难中复苏。常常在人去楼空了很久以后,化学毒素、废塑料、废金属还在继续毁坏着自然。但当五年后“我”第二次来到荒墟时,故乡的残骸上竟是“一派明亮斑斓的绿意,直逼人的眼”,自然变得更加丰富神奇。这里天空明亮,蒿莱茅草掩映着野南瓜、野菊、蒲公英等野生作物,桃李梨树异常茂盛,半塘清水上飘动着浮云和芙蕖浮萍,四周出没着野鸡野兔黄鼠狼刺猬等各种动物,荒墟变成大自然在人类世偶存的奇迹。

第二“奇”是资本的断裂。姐弟能在这里居住不仅是“拜天之赐”,而是拜“人所不及为”。有人认为“人类世”实际上应该命名为“资本世”,因为资本己经在改变着自然和生命系统。若不是资本链刚巧在化工厂建成前断裂,很难说还有没有“我”和春琴的活路和大自然的恢复。

第三“奇”,是重建可居性,在城市经济体制之外重建农耕生活的可居性。和农耕文明的可居性空间不同,现代城市早己是一套福柯所说的生物政治体系,即现代国家进行的人口管控的体系。近年来的城市扩张更是吸纳了多一半的人口:城市提供工作、舒适的住房和生活设施、便利的交通、中小学和高等教育、医院、文化、娱乐、科技、消费品和丰富的信息,而同时,羊毛出在羊身上,人们终其一生为买房、子女教育而打拚,并以自己的食欲、疾病和生死为城市资本买单。《望春风》里这对农民姐弟被逼出城市,离开电暖气热水冰箱冲水厕所和新闻电视的现代共同体,看上去是不幸,但却因祸得福,废墟上“还剩下”的竟是“农耕文明”发源的全部“物质基础”:一角被遗忘的自然,尚可遮风避雨的屋顶,碰巧干净的水源,可耕作的土地,加上一个灶台,几只锅碗,床和几把农具。当然,能够在这儿活下去的必须是真正的农民,像春琴那样知道如何耕种,懂得哪里种什么作物,知道如何储存和节省食物,善于“靠天吃饭”或不如说,善用大地的馈赠。

第四“奇”,是价值传奇。“我”自小孤苦,与世无争,受人欺辱,有“小呆子”之称,延伸了格非笔下的“无用人”、“废人”、“不正常”或“残余”系列。这些呆、穷、废、老、病、无权无势者己没什么剩余价值可榨,不仅被资本、也被社会弃之不顾,很可能是生态危机最早最无谓的牺牲品,更谈不到有什么“奇观”性。22但在《望春风》中他们不仅有了审美价值,而且还带有某种未来的信息。“传奇”在当今世界真有意义吗?其实,如果不是天地尚存、水源尚在、资本断裂、呆子逻辑,那当然就不会有“我”和春琴所代表的“奇迹”,也不会有“传奇”。而没有了“传奇”,我们对生态危机和地球命运的认识不会缺少任何东西。该批判的仍然会得到批判,该有辩论的仍然会进行,正在失去的仍在失去。然而,有了这个奇迹,人类世的两种前景就有了真正的张力,不再晦暗不明。奇迹不只是像夏瑜坟上的花圈,给阴霾的现实添一抹“亮色”而己。“传奇”的结局使奇迹成为愿望的对象,而愿望终将左右选择。而愿望和选择,是“未来”的栖身之地。这就是“传奇”增加的东西。

小说结尾处“我”和春琴的对话加重了“奇”的力量。在小说结尾春琴问道,如果新珍、银娣和梅芳她们也搬回来住,会不会就“没人赶我们走”,会不会百十年后,这里又成为一座大村?对于这个问题,“我”没答出口的近乎“真实”,而答出口的则关乎“奇迹”,或“奇迹中的奇迹”。“我”没说出口的是《荒原》诗句的译写,“你把石头埋在田地里,不能指望它能长出庄稼来,你把尸首埋在花园里,不能指望它能开出花朵来”。经历了儒里赵村的拆迁,“我”满可以再加上一句,你把毒药灌在河里,不能指望它能孕育出生命来。然而,“我”却忍住眼泪对春琴说出了相反答案。笔者不知这答案有什么出处,但“我”说出的图景读起来确实如奇迹降临:

假如,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我们两个人,你,还有我,就是这个新村庄的始祖。

到了那个时候,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各安其分。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将会突然出现在明丽的春光里,沿着风渠岸边的千年古道,远远地向我走来。(第393页)

是奇迹,但何尝不是人类世的未来?以大资本高科技为支撑的、对生物圈和其他物种有杀伤性的“好生活”也许还可以延续下去,但多久?和在这个体系中继续挣扎相比,离开它的农人们未必真没有活路。我相信,若让地球本身来选择,那么肯定是农耕文明所孕育的那些自然智慧一即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在实践的有机农业、自然农法、朴门农业、小毛驴人民公社等,而不是那些毁减自然的高科技,更有可能成为“新村庄的始袓”。

本文原刊于《澳门理工学报》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