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 要】莫言的《生死疲劳》借助西门闹在六道轮回中的生、死、疲、劳展开对现代主体的重构，以期在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境况下触及人的内在灵魂、张扬人的主体精神，进而在追寻原乡和想象乡土中国的过程中触碰时代底线、传达时代话语。莫言笔下的动物，与人同质异构，它既是与人类相对的他者，又是人的主体的延伸，凭借动物形象，莫言构筑了一个虚实相生、充满东方奇观的人兽同体世界。在文本中，莫言借动物“他者”视角思考人性与动物性、文明与自然、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诸种问题时不乏悖谬之处，有着难以摆脱的矛盾和困惑，但终究将动物书写与人和时代关联性的展示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关 键 词】莫言；《生死疲劳》；“动物叙事”；乡土中国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生态叙事类型研究”（18ZWC001）

 

对莫言而言，高密东北乡不仅是地理上的故乡，更是其内心依托的原乡。出生于乡村的莫言，既是故乡的造物者，又是原乡的塑造者，与乡土有着一种难以言说而又无法割舍的联系。莫言熟悉并深爱着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从神话传说、家禽牲畜、民俗风情等各个层面为原乡进行言说，其中有关动物的描写在《生死疲劳》《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四十一炮》等众多文本中俯拾皆是，正如学者张清华所言：“在当代，没有哪个作家能像莫言这样多地写到动物……他写了马，写了驴、狐狸、蛇、猪、鸟、狗、狼” 。从“动物叙事”这一特殊角度介入到对莫言小说创作的相关探讨，可以窥见其如何有效地借动物之口表达对人、社会、自然与历史的真知灼见。“所谓的动物叙事，恰恰是人的叙事。作者的情感判断、价值观念、思考模式、情趣韵味等都在其中。” 莫言根据自身独特的生活体验，借助想象与虚构，在虚实转换中展开其与众不同的叙事风貌，成功地赋予其笔下的动物以自身特有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以及思考方式，在字里行间营造出一个与人相对应的有生命感觉和独特气味的动物世界的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其对人所处现实世界的价值反思与情感寄托。在其作品中，无论是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动物形象，抑或是作家经过天马行空的想象加工而成的动物意象，它们存在的目的与其说是作为工具媒介而被利用，不如说是与人一起回忆、体认原乡，想象与建构乡土中国，乃至成为塑造中国精神、讲述中国故事的“伙伴”。

一、“动物叙事”传统与莫言小说的动物书写

作为叙事类型之一的“动物叙事”，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广泛地存在于各种类型的小说创作当中，成为了小说叙事传统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动物叙事”之所以能够将当代叙事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成为衡量作家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尺度，正是因为其能给予我们另一种视角、思维去观察世间百态。正如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看”与“被看”一样，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也构成了“看”与“被看”的关系。动物与女性一样，在现代社会中成为被凝视、消费以及规训的对象，而通过动物视角对人、人的社会文明和动物世界进行细致的观察和描绘，既有利于形成一个与人类平等互看的相对体，又能够颠覆传统有关动物太过真实或太过神秘化的叙述和想象。但是“动物叙事”的目的既不是为自然怯魅，也不是为自然返魅，小说中没有纯粹的动物实录，它们经过作家的艺术加工，融入了作家的主观情感和价值判断，甚至为了便于叙述的需要，一些动物形象难免存在或过度野性强势、或过于模糊温顺等缺陷。

在中国的文学叙事传统中，动物一直是作家所关注的对象，以动物为主题或涉及动物的小说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很多动物小说将动物作为真实的动物形象本体呈现，它们或为故事的主角，或为人的陪衬，多是对动物表露出某种人道主义的关怀和爱护，展现动物强劲的生命力，传达万物平等、和谐共存的生态意识和人文情怀。但正如汤姆·睿根所说：“许多非人类的动物也是生命主体” ，这些动物具有的与人类的某些相似性特征，也使不少作家将其作为生命主体，在动物与人的交相呼应中展现动物的原始生命力和生命自在状态的存在样式，使其成为关照人类、揭批现实与反思人性的窥镜，将人世种种难以酣畅淋漓得以讲述的主题在人性与动物性连结而成的世界里得到充分而自由的表达。

在“动物叙事”的历史传承中，有关动物的书写虽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笔下呈现出不同的演进和发展规律 ，诚如季红真所言：“文体形式的多样性，使中国作家的动物故事在各种不同的意义层面上，保留了一个世纪以来，国人与自然及动物关系错动的轨迹” 。但归根结蒂，作家在处理动物与人的复杂关系时，依旧表现出三种趋同特质：一是在叙事效度上构成反讽，动物世界与人类社会作为两条主线同时并存于文本中，与人的世界形成类比，进而产生反讽效果；二是在叙事结构与表述策略上增加动物视角的选择，以动物视角延伸、拓展人的视角，从而对人及人的世界进行某种颠覆、消解与重构；三是在叙事功能上，动物作为故事讲述的参与者，在故事情节的演进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在动物小说类型特质越来越趋向同质化的境遇下，莫言的“动物叙事”有何独到之处使其能够脱颖而出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我们该如何在“动物叙事”研究领域为莫言的相关创作加以定位呢？

作为“先锋文学”代表作家的莫言，总是乐于在“动物叙事”的创作上不断进行自由的尝试和探索，可不管其如何进行实验，他的乡土经验与“作为老百姓创作”的创作理念决定了其动物素材的来源始终不离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不离这片土地上的地域文化和民间资源。莫言自己曾说：“一个小说家的风格，他写什么，他怎么写，他用什么样的语言写，他用什么样的态度写，基本上是由他开始写作之前的生活决定的。” 二十年的乡土生活，使莫言与其所熟悉的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物象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其调动乡土记忆时，曾接触和仔细观察过的各种动物不自觉地涌现出来，参与到其关于故乡的写就当中，成为营造高密东北乡这个充满乌托邦情结、不可割舍的要素之一。汪曾祺认为：“一个作家对生活没有熟悉到可以从心所欲、挥洒自如的程度，就不能取得真正的创作的自由。” 莫言从植根于内心深处的乡村生活记忆中得到滋养，其价值理念、精神追求可以自由和记忆中的动物素材联结在一起，在人与动物、过去与现在、传统价值与现代理念中穿梭自如。因此，出现在莫言作品中的动物形象不胜枚举且形态各异，篇名直接涉及动物的也有二十余篇，在其笔下的动物与作为主体的人一样，成为了“乡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一道建构起“乡土中国”。

不过显然可见，莫言对人的动物性描写和动物的人性化的夸张描摹，使其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已非记忆中的故乡，高密东北乡既是历史、现实与想象的共同体，也是整个乡土中国的缩影，更是天堂与炼狱共同的所在。莫言的动物小说区别于其他相关动物题材创作的特异之处并不在于其摆脱了“动物叙事”的趋同化表征，以及在处理人与动物的复杂关系上所展现出的与众不同的特质。相反，莫言正是站在中国古典“动物叙事”传统的基础上，在早已开掘颇深的叙事领域中广泛汲取营养，以退为进，在加深其作品丰厚历史底蕴的同时，也拓展了自身“动物叙事”的表述空间。从纵深上看，以往的动物叙事创作在虚实关系上并没有处理得极其到位，存在着实过于虚或虚大于实的流弊。即便是作为动物小说典范的《聊斋志异》，也没有很好地把握住“虚”与“实”之间的关系，比如文本中的动物总是化为“人”的姿态而不是以动物的形态参与人事，甚至在展现动物身上的动物性与人性时，也总是忽视掉动物性的一面，尽可能彰显、颂扬动物身上的人性特质。“把那些非人的形象当作人来写，并赋予他们以常人之情，以幻化怪异为魅力，以讽时喻世为特征，因而能以超常寻常的曲折魅力再现光怪陆离的社会人生。” 这也间接造成动物只成为一种表现人性光芒或讽喻现实的工具，动物自身的主体价值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而虚实关系在莫言笔下则处理得恰到好处，借虚实相生的手法，莫言不仅写动物身上的动物性和人身上的人性，也将动物身上的人性和人身上的动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动物成为与人相抗衡的活生生的生命实体，让人在反观自身时，为之泣，为之叹，为之赞，又为之哀。“以虚为虚，就是完全的虚无；以实为实，景物就是死的，不能动人；惟有以实为虚，化实为虚，就有无穷的意味，幽远的意境。” 莫言在写实的基础上融合了中西优长，既保留了中国民间“动物叙事”传统，立足于传统对原乡和整个中国进行民间性想象，又吸收了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技巧，使作品虚实相生、人兽共体，拓展其外在物质和内在精神空间，实现精神与物质上的“天人合一”，为中国的“动物叙事”创作在固有的类型特质上建构出一种极富生命律动的深远空间。

莫言《生死疲劳》中的动物形象塑造得最为突出，也最具代表性，它们不仅仅只是作为现实生活中的生命实体存在于文本中，还有着特殊的存在意义。人并非是孤立的生命体，动物始终作为“他者”与人进行关照、投影以及交相呼应，它们代表着一种“权威”，以他者的视角为人类提供一个更为真实却也更加多元的完整认识自身的渠道。倘若如陈应松所言：“人就是兽，兽就是人” ，那么，莫言小说中诸如《生死疲劳》《红高粱家族》等或明或暗地把人比作动物或人兽同体的动物描写将人置于何地呢？人何以区别于动物而独立存在？笔者以为，借虚实相生而产生的人兽同体效果正是莫言“动物叙事”的独特之处，写人既是在写人，亦是在写兽；写兽既是在表现兽，亦是在写人。正如莫言在早期作品《岛上的风》中所言：“人也是一种动物。……我想动物之间的关系也是理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把钥匙” 。动物不仅是人的陪衬，它本身就是主角，具有主体价值和生命意义。莫言“动物叙事”的创新之处正在于其文本中的动物描写并不是单纯为了展示人性，歌颂人性之善，批判人性之恶，而是在虚中写实、以虚衬实中表达出人是善恶的共同体。人的世界既不是善的世界，也不是恶的世界，人与其所处的环境相关联，随着时代环境的更迭变迁发生转变，人在常态下是人，有着人之常情，释放出人性的光芒，在特殊时期亦可成为“兽”，暴露出人内心深处的阴暗与幽深。就人性与动物性而言，莫言作品中的人与动物其实并没有特别显著的差别，人如此，动物亦是如此，都受到现实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是内在的人性与动物性之间相互较量、此消彼长的结果。

二、人性、动物性的博弈与“人何以为人”

莫言小说中的“动物叙事”总是与动荡、疯狂、匮乏等时代背景和生存境遇缠绕在一起，如《生死疲劳》《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四十一炮》等，《生死疲劳》中则表现尤甚。在这部小说中，莫言虽然将视野锁定在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高密东北乡农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复杂关系上，但是动物，始终是故事中不可或缺的背景，见证者和参与者。故事的千变万化、时空的斗转星移，并不影响莫言在不同文本中对动物这一目标的持续关注。莫言的生命观、价值观并未如同大多数作家一样放在秩序井然的时代背景中、借助循规蹈矩而了无生趣的普通人事来显现，他选取了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且充满变数的时代环境作为叙事背景，将人所具有的人性与动物性的博弈放在与人同质异构的动物身上加以揭示，以期在与人类社会相疏离、自我陌生化后重新审视、认识人类自身。显而易见，将动物作为拷问人类灵魂的载体所取得的效果比人直接审视自身来得更为深刻与彻底，人成为“完全”的人，赤条条未加修饰地进入受众的视野。

《生死疲劳》的故事始于无辜被枪毙的西门闹在阴曹地府受尽酷刑却不改初衷的鸣冤叫屈，阎王在使用暴力手段无法令其屈服后，改弦更张，试图让其在生、死、疲、劳中自己参悟人生，看透世间的爱恨情仇，领略“世界上许多人该死，但却不死；许多人不该死，偏偏死了” 的荒谬真理，为成为一个顺从的人而在六道轮回中经受历练。可事与愿违，西门闹，即大头儿蓝千岁，从他的叙事视角可知，在他经历了驴、牛、猪、狗、猴后并未真正参透人事，在历经多次生生死死后心中依旧有怨念，难以忘却往事，仍旧有“驴的潇洒与放荡、牛的憨直与倔强、猪的贪婪与暴烈、狗的忠诚与谄媚、猴的机警与调皮” 。尽管已经转世为人，历史的变迁、过往的经历在蓝千岁脸上还是留下了痕迹，此时的他是人的形态与人性的结合，而非兽形与人性的结合，但若隐若现的动物表情还是将人与动物、人性与动物性勾连在一起，难以区分。对此，莫言的态度是暧昧的，蓝千岁对往事的执念恰恰说明人是人性与动物性的结合体，人既有与动物一样的动物性，即对食物、性、权力等的渴望，又有着人在“丛林法则”中展现出来的难以被驯服的野性，即向往自由、追求真理与正义、渴望得到被认可的欲求；但这又说明人身上的动物性是与生俱来的，是暴力、磨难、道德原则所无法驯服和泯灭的，它的这种摧毁力正是莫言所忧惧的。

虽然莫言对人身上残留的动物性的态度是暧昧的，但从他在多个文本中所展现出来的对人和动物的态度可以看出他还是倾心于呼唤人的动物野性。《生死疲劳》中西门闹阴错阳差误入畜生道后的报恩、复仇举动所展现出的可贵品质以及占有欲、情欲等是莫言所赞许的，蓝解放抛妻弃子、舍弃官位与钱财，挑战道德秩序，追随灵魂的召唤勇敢为爱与情妇私奔，这种不顾一切只为和庞春苗长相厮守、恩爱缠绵的行为也是被莫言所认可的；《红高粱家族》中“我”奶奶颠覆传统，爱恨分明，追求自由，张扬自我，与我爷爷余占鳌在高粱地里野合，后公开同居，在余占鳌移情别恋后对其展开报复甘愿委身于“黑眼”的行为是莫言赞许的，而余占鳌在灵与肉、理性与欲望之间搏斗后杀与母亲通奸的和尚、杀单家父子等人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纵情、纵欲，亦是莫言所呼唤的；甚至《四十一炮》中罗小通赤裸裸地对肉欲的贪念也同样是莫言认同的。为了呼唤人的野性，凸显人的主体性，莫言还刻意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置于人为规范、道德教化最薄弱的革命战争年代，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中凸显人的非人性，萨特说过：“匮乏是存在于人中间的一个非人性的容积。” 匮乏的生存状态为人提供了最为接近自然的环境，在这种状态下，人为了生存，容易挣脱“人性”的牢笼，释放自己的动物野性，传达最为原始的生命本体诉求，但因道德伦理的约束、外在物质的满足遮蔽起来的自私、残酷、冷漠、贪婪等人性丑恶在非常态环境中也逐渐显露并放大。

显然，莫言呼唤野性的目的不是为了挑战当代体制、道德理性和伦理规范，更不是唯野性是论，而是为了让人在体质进化的同时，人性也能够在道德、理性等外在因素的重压下得到进化和升华，还原人最为本真的性情和状态，让内在的真实人性与外在的体质一样得到自由的发展和延伸，而不是被遮蔽与压制。对于野性的何去何从、利弊优劣一直以来是莫言思考的命题，在《丰乳肥臀》《红高粱》《蓝色城堡》《四十一炮》中都有着始终如一的呈现，可以看出，莫言的一系列作品其实都是对“人何以为人”这一看似简单而又古老问题的回应。事实上，莫言深知他所期盼的“人”的概念与现实社会中的人差距太大，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人一生的旅途也就是人性在与动物性的矛盾中挣扎、撕扯的过程。洪泰岳对白氏心生爱慕，却因阶级斗争的阻碍不敢直接表露，只能借着醉意释放自己的动物性，试图强暴白氏来满足自己的情欲；西门金龙为了政治前程，表明自己的立场和决心，六亲不认，暴打同母异父的弟弟蓝解放，百般迫害养父蓝脸，威逼、侮辱、暴力打压、批斗无所不用，他身上的兽性在混乱动荡的年代里得到了浓墨重彩的展示；为了得到大黑骡子，“我”奶奶的父亲泯灭良心，将亲生女儿当作物品卖给患麻风病的单家公子单扁郎，只为满足自身的贪欲；等等。莫言在文本中直接呈现出人性在动物性反衬下的不堪一击，表明了他对人的一种悲观情绪，即“人，其实都跟畜生差不多，最坏的畜生也坏不过人。” 但莫言并没有因此停止其对“人何以为人”的思索。在《生死疲劳》中莫言也展现了人性光辉的一面，蓝脸在经受众人施加的身心折磨后，没有为了取得群体的庇护而放弃自己的信念，坚持单干到底；善良的白氏用自己弱小的肩膀承受苦难，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自始至终保留着对死去的西门闹的忠贞和最基本的对错观念，而不是随着境遇的恶化而改变自己的本性，进而无耻背叛，颠倒黑白。

此外，为了进一步展开对人性问题的思索，莫言借助人兽同体的魔幻书写将他对“人何以为人”的深层思考呈现出来。西门闹的“六道轮回”，沟通了人与动物的桥梁，模糊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物种界线，将人性与动物性之间的博弈过程动态地展现出来，在亦虚亦实的架构中实现了两者的交叉相融。西门闹初以动物之身参与人事是以驴的姿态出现的，他极尽折腾之能事，人性与驴性形成了激烈的冲突，他既有驴的吃喝拉撒，与母驴花花谈情说爱，享受着作为驴的荣光，又难忘昔日的妻妾，敢斗饿狼、咬猎户；为牛时，他既如同其他牛一样耕田劳作，又因忆起往事怒顶吴秋香，在蓝脸、蓝解放和西门金龙双方对抗间左右为难；为猪时，他具有猪的生活习性，贪吃能睡疯长肉，大战刁小三而赢得与猪圈里所有母猪交配的机会。同时，又偷学问、练技能，向做一头有文化、有技能的猪发展，在与旧人往事牵扯时，会一怒之下咬伤洪泰岳；为狗时，随着人的记忆的衰退、仇恨的消解，屈从于现实的享受和快乐，沉浸在动物的意识中，用撒尿的方式宣告自己的地盘，用灵敏的鼻子识别各种气味，遵守狗的群体规则并成为群体的总会长，听主人差遣、为主人服务，而人性的光芒只有在看见西门闹及夫人白氏的墓碑时才得以闪现；为猴时，则完完全全地成为了动物性的所在，人性已经完全被动物性所遮蔽。

西门闹在历经了驴、牛、猪、狗、猴的几番轮回后，心中的怨恨逐渐被遗忘，而这遗忘的过程既是西门闹为“人”的人性逐步消失，动物性逐步增强的过程，又是西门闹为“兽”的野性逐步丧失，生命力疲软而一步一步被驯服的过程。“人都是不彻底的。人与兽之间藕断丝连。生与死之间藕断丝连。爱与恨之间藕断丝连。” 莫言在虚虚实实中模糊、淡化了人与动物两个物种间的界线，在看到人与动物外在形态的差异性的同时，发现人与兽之间内在生命本相上有着莫名的相似之处，都是处在无常的变化中。为了突出生命本真的无常，莫言赋予“动物叙事”一种特殊的历史感，将人与动物放在种种悖谬荒诞的历史境遇中，展现性情的转变过程，揭露掩藏在人性中的复杂阴暗面。《生死疲劳》中西门金龙在政治失意后凶狠变态，暴怒之下疯狂地鞭打后活活烧死了西门牛；狗三姐在离乡进入城市后，受现代城市物质环境的熏染，已无丝毫其母老黑狗的那种护犊之情，反而得意于自己的三个孩子被主人高价卖出。同样的无常在其他文本中也展露无遗，《红高粱》中原本重情重义的余占鳌在经历丧妻之痛后，心如铁石、杀人如麻，在日本马兵掏出自己妻儿的照片求饶时，依旧举起马刀将马兵砍为两半；本性善良懦弱的罗汉大叔在被愤怒与仇恨冲昏头脑后，拿起铁锹残忍地杀害大黑骡子；几百只被人类驯养的温顺而通人性的狗在吃过人肉后变得嗜杀、凶猛，直接向人类进攻并自相残杀。

可见，莫言并没有直接给出他对“人何以为人”问题的最终答案，而是在展现动物这个与人类平等、对立、相补充的“他者”群体时，借动物视角呈现人性的复杂多变、潜隐幽深，展现人性与动物性的博弈，揭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相。人之所以为人的评价标准不在于人对他人、社会的价值，不在于其展现出多少的人性光辉，而在于其本质的天性，即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和对自我主体价值的肯定。蓝解放正如其名一样从道德约束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对名利的超脱，西门欢在家变后抛弃伪装，游走四处，达到了无欲无求的人生境界，庞凤凰也从昔日的富贵公主破茧而出，蜕变成翱翔天空的高贵凤凰。尽管摆脱野蛮、步入文明，实现生命的生生不息是人类的永恒吁求，但人性不应该停滞不前，甚至朝着衰老的方向发展，野性是人性提升的助力，人性是需要动物野性来为其提供新鲜血液的。正如莫言所说，“只有正视生活中的和人性中的黑暗与丑恶，才能彰显光明与美好，才能使人们透过现实的黑暗云雾看到理想的光芒。” 人性与动物性是不可割裂的，动物性的存在，即人性的缺点，使人性更加真实而丰富，使人走下圣坛，回归人间。人不只是一个活体，人需要七情六欲，需要一些“出格”而不触碰道德法律的事情来增添生趣，生命力的旺盛、主体精神的彰显必将会产生欲求，但这并不与莫言提倡的“少欲无为，身心自在”相悖谬，莫言借西门闹的动物轮回阐释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人的动物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的自我麻痹与偏执。

三、原乡的追寻与乡土中国的想象

在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的今天，精神文明面临着不同的命运。“传统人文价值在崩裂，伦理道德秩序在失衡，理想精神在退化” ，面对着市场化、城市化给自己的精神栖居地所带来的现代化转变，莫言在个人乡土记忆、成长经验基础上，构筑属于自己的原乡图景。“我想作家在开始创作的时候是寻找故乡，然后是回到故乡，最后是超越故乡” ，在莫言丰富的文学世界中，动物成为了其创作主体和叙事得以展开的重要载体。动物对于莫言来说，是构成乡村的肌理，是其与故乡相勾连的纽带，同时又是历史、文化精神的依托，是基于现实处境与乡土现状而对历史、文化进行的回溯、消解与重构，更是在现实与想象的基础上与人一起构建起“高密东北乡”这一富有张力的文学乡土世界的主体意象。

由于童年时期对饥饿、孤独的痛苦记忆，莫言对故乡是爱恨交加的，这双重情感使其在对原乡进行原初意义上的想象与建构时，走向了地狱与天堂两个相反相成的极点。莫言悲苦的乡村经历以及当下所见的人性与社会的丑陋阴暗，使其直接以动物为“匕首”，揭露历史际遇给生命主体带来的苦难，直刺人性的血腥与社会的黑暗。莫言借助动物客观、真实的“他者”视角，着意选取一些因人为的残酷举动而给人与动物造成的苦难，消解人对建国后几十年历史的认知，试图重构最真实、客观的历史图景，呈现出人间炼狱的一面。西门驴英勇无比，在驮县长时期受到了人类的最高礼遇，可在受伤后逃脱不了被遗弃的命运，幸亏原主人蓝脸对其亲如手足才救回了性命，可在面对大饥馑时期如野兽一般的饥民时，蓝脸也无力维护，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被凶残的打死，尸体被饥民分而食之。西门驴惨死的命运，正是对人性疯狂和阴暗面貌的揭露；西门牛在面对人类群体强加的灵肉苦难时，选择了以沉默来承受而不是诉诸武力予以反抗，它神圣的受难过程，为蓝脸而杀身成仁的行为，无声胜有声地鞭挞了人类的麻木与残暴；幸存者猪十六在目睹人类为满足口腹之欲而对野猪群实行集体屠杀的场面并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后，依旧以德报怨，奋不顾身的下冰水解救儿童，猪十六的身亡完成了“人世即是炼狱”的最终书写。在对动物的苦难命运的动情叙述中，莫言对原乡人间炼狱的想象书写已然完成，就这样，一个逐渐消逝的，被遗忘的残暴、疯狂而麻木的原乡景观完整呈现出来。

然而，“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爱恨本同体，两者之间藕断丝连，莫言对故乡恨得深切也正是因为爱之入骨。因而，在对历史的狂欢化书写中，相较于直接通过深陷其中的人类个体展开对美好社会和人性的追求，莫言更愿意借助与原乡同样关系密切的动物意象来展开对业已消逝（或并不存在）的天堂般原乡的追寻。“某种程度上，《生死疲劳》还是留恋着寻根文学的情怀，在这部以‘动物’作为形式上的主人公的小说里，莫言让他的主人公的亡魂一次又一次籍由兽类之躯获得比人更强劲的生命力，以及更‘从一而终’的意志和感情，试图在历史的浮沉中拿捏出某种理想化的、恒定的精神。” 西门驴一直野性未除，却因为陈县长的慧眼识驴，爱驴、惜驴，甘愿成为其坐骑舍弃自由，以另一种方式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这种张扬主体精神、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面貌以及具有能承载此种面貌的原乡正是莫言向往的；刁小三在因西门猪破坏其与母猪交配而进行的战斗中失败，并没有怀恨在心，在西门猪落难后不计前嫌，推举他为王并精心辅佐，这种尊严、风度以及英雄品性是莫言对原乡人的一种憧憬；西门猪在杀人逃入原野前，试图解救在瘟疫中幸存的同伴们的行为，以及在与小母猪花花逃亡途中所展现出来的热情、互助与顽强生命力也是莫言对原乡以及原乡人的真切期盼。

以上种种对动物世界近乎天堂般的想象，使原乡成为了承载莫言对家乡一片深情、一份企盼的时空。然而，浸透在其自身的生命体验和价值认知中，其笔下充满美、善的天堂原乡必然要被拉回到残酷的现实视域中，原乡不仅是造成人肉体苦难的生死场，还是酿成人灵魂苦难的炼狱。莫言在情感层面实现了对原乡人间天堂的诗意想象与建构，在经验上也实现了触及人的灵魂与当下乡土中国的人间炼狱的书写。

莫言在原乡追寻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其性格塑造与精神导引有着指向作用的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的感知，但是，其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俨然成为了整个乡土中国的缩影。莫言依靠对动物世界的勾勒实现了对乡土中国精神带有个人化色彩的追本溯源，把握住了传统中国的生命律动，实现了对当代中国的谛思。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对历史过往的铭记，人最大的灾难不是难以把握当下，不是对未知未来的迷离，而在于对“过去”——既往民族创伤和历史灾难的遗忘。为了实现对传统中国生命律动的把握，莫言借助传统轮回转世观念打破了时空的今昔之隔，以西门闹那不可消磨的记忆搭建起联通古今的桥梁。西门闹的“六世轮回”不仅是其个人经验的积累，还是对整个乡土中国已然逝去的“过去”的映射。西门闹在阴间喊冤，极力想回到阳间的行为，并不只是其执着于冤死这个事实本身，而是他难以接受传统中国“善恶终有报”道德理念的虚伪与谬误。莫言借西门闹“人性兽身”魔幻轮回展开的对“善恶终有报”民间信仰的坚守，实际上展现的正是其本人对传统乡土中国精神的独特理解与执著守望。“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 ，人与动物不管是坚守乡村，还是逃离乡村，最终的归宿终究是乡村那片土地。西门闹在转世轮回中展现出来的与土地牢不可破的纽带联系，人畜融合，甚至人与畜在精神维度上的平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念的具体呈现。

在表现植根于乡土中国的传统文化时，莫言有意识地把动物当作中国精神的安放所与庇护所，在魔幻化书写中完成对诸多动物形象的人性化塑造。西门驴断腿后为报主人蓝脸的恩情，忍着肉体的痛楚、精神的折磨以爬和跪的姿势拉车，展现出生命应有的尊严；刁小三在战败后，面对西门猪因同情、可怜而邀请它与母猪交配时果断拒绝，颇有儒家“士可杀不可辱”的刚毅风范，在遭受瞎眼、被阉割的磨难与耻辱后，自强不息，为改变被屠宰的命运，自我节制、刻苦锻炼，最终成功逃离猪场奔向了自由的原野。从动物所具有的知恩图报、自强不息等优良品性可知，莫言试图为人文精神不断崩塌的当代乡土中国建构起纵贯古今的魂与灵。

更值得一提的是，莫言在想象传统乡土中国的理想人格时，对当代人的真实秉性也有一定的展现。在两者并存所呈现出的巨大反差中深化呼唤乡土中国精神的主题，并藉由对西门闹不断轮回的独特安排，展开了对有勇、有情、有义、有忠的乡土中国在当代时空脉络中的别样演绎。西门驴在看到两狼围攻母驴花花时，生死抉择之间没有选择离开花花，而是选择与两狼进行生死殊斗，凭借着自己的智谋与勇气战胜了两狼，赢得了荣耀与爱情，这种行为可谓之勇；猪十六在遭遇野猪群围攻时，并未舍弃母猪小花独自逃命，甚至在突出重围后反身试图解救小花，可谓之有情；西门牛在被迫加入人民公社后，选择以罢工来表现自己对蓝脸的深切情义，即便是暴力也不能使其背叛蓝脸，可谓之有义；狗小四接送蓝开放上下学高度警惕，没有丝毫的懈怠，在黄合作要其帮她找到蓝解放的情妇时也尽职尽责，亦可谓之忠。而与之相较的是，蓝解放在西门金龙的威逼利诱下叛爹入社，可谓之怯；在西门闹遇难时，迎春和吴秋香两妾非但没有与之共苦，反而落井下石，无耻背叛，可谓之无情；蓝脸为西门金龙的养父，在蓝脸落难之时西门金龙不念养育之恩加以维护，反而咄咄逼人，可谓无义；猎户在西门驴踢死狼后，无耻地抢夺胜利果实，可谓之奸。由是观之，莫言对当下中国的批判、希冀与情感寄托均在对动物理想人格的想象与建构中展露无遗。

以上种种，展现的都是莫言对原乡及乡土中国复杂而真切的情感，莫言对动物野性的赞美与对人性的失望、对过去的追寻与对现时的批判，仿佛在宣告人类文明的逐步消陨，在暗示着人类没有希望的未来。然而，“人类本性，爱之，必爱到其极点；恨之，必恨到其尽头。” 莫言由对原乡的颠覆到对原乡甚至整个乡土中国的建构过程，并非意味着其对人类堕落、人性衰颓的漠视与恨意，反而寄寓着其对人类的爱意与愿景，并显现出一种在历史变迁、时代语境转换下，人性复苏与进化、主体精神得到充分张扬的契机。

动物在莫言的小说创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扮演着相当微妙的角色。它与农民的生命成长历程密切相关，是人赖以生存的食物和生产生活资料，能够为文本提供极其自由的叙事空间和无限延伸的张力，又常常以旁观者的身份见证人的饥饿、苦难与社会的疯狂、荒诞，更以叙述主体的身份与人建立起平等亲密的“伙伴”关系，成为人的一种情感维系，某种意义上与人一起塑造原乡、建构乡土中国。莫言笔下的动物形象不乏现实性，它们的命运遭际与历史、时代走向一致，同时又极具虚幻色彩，因佛教轮回观念、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融入，动物成为了充满象征意蕴、精神寄托与文化承载意义的所在。莫言以西门闹数次动物轮回中的记忆延续实现了继往与此刻的并存，填补了历史与现实的鸿沟，延续了高密东北乡的文化与命脉。最终，以人畜血液相融的建构方式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建立了一种更为亲密的血缘关联，在动物主体与人类主体的相互映衬中完成了对原乡与乡土中国的想象。

(作者简介:陈佳冀，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熊瑶结，江西丰城人，江南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