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事实上，从本质论的角度看，今天我们处理城市经验，归根到底是在处理身份问题。如何认知城市，意味着我们如何在现代性的氛围中认知自己。

近年来，关于小说中的城市经验问题，大家谈得比较少。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处的城市已经定型，该谈的问题已经谈透，或者是，在文学中暂时穷尽了某一阶段城市经验的各种可能性。事实上，针对文学文本与城市文本的共生关系，譬如当文学给予城市以想象性的现实的同时，城市的变化反过来也促进文学文本的转变等，人们在很早以前就达成了共识。特别是到了今天，城市化进程既作为目标又作为趋势，正在以惊人的体量、速度和深度，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施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乃至情感体验方式，都在这样的巨变下发生着根本性位移。但眼下的情况却是，属于文学的城市叙事空间并没有因此而相应扩大，城市经验话题的热度依旧在持续降温。

降温的原因大概可以归结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城市问题的复杂性。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讨论文学文本中的城市经验问题时，常常被城市研究的洪流席卷，即将文学经验的探讨与作为社会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史学的、人类学的城市研究等同起来，与这些学科之间的交叉博弈关系等同起来，把文学中的城市与现实中的城市看作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甚至用一种“投射——反应”的简单逻辑来研判现象问题。而就城市研究本身而言，目前的种种路径，与其说表明了城市研究的可能性，不如说表明了城市研究的不可能性——城市是如此之复杂和多面，以至于一种观点、一篇论文或者一本书，根本无法将城市的奥秘穷尽（汪民安）。因此，文学中城市经验的面貌，便容易在这简单地做等和重重复杂化的过程中，变得模糊不清起来。

二是理论资源有待更新。目前关于城市经验的文学呈现，尚未形成新的、更加有效的言说体系，既有框架下形式各异的“复述”，往往带来经验的嵌套，令整个讨论原地踏步，甚至杂乱无章。自巴黎、伦敦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大都市便与新的人类想象、新的人类经验建立起十分密切的联结，当人们谈论起与城市有关的话题，总是难逃以现代性为依托的好奇、兴奋、震惊等一系列抒情史诗般的体验笼罩，直至今天，这类由西美尔、波德莱尔、本雅明等人创造的关于城市经验的“前理解”仍在延续。这是外来的眼光。在本土，我们同样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一套评价新感觉派、张爱玲或者老舍小说描摹上海摩登和旧京余韵的办法。这套办法在以作为景观的城市、作为风物的城市为叙述对象的小说面前依然有效，它为言说者提供了明确的追溯对象，并在追溯过程中赋予言说本身以时间的纵深感。但老办法总会遇到新问题。艾略特在《荒原》里曾经发问，当陌生人问起：“这座城市的意义何在？你们拥挤在一起，是否因为你们彼此相爱？”你将如何回答？“我们大家居住在一起，是为了相互从对方那里捞取钱财”？现在看来，类似的情感体验和思维方式早已时过境迁。而那些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评价策略进入到普泛的城市经验写作中时，也难免会失去自由延展的能力，甚至无法妥帖地作用于新的上海叙事、北京叙事等。

三是城市文本类型相对固化。粗略清点一下我们已经拥有的共时性的城市文学资源。从形式上看，一个显著的“门类”是前文提到的以鲜明的城市景观、人文风物深刻作用于文本的文学叙述。在这一类写作中，城市的首要角色并非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审美对象，而是以独立的个体形式存在，例如王安忆笔下的上海、王朔笔下的北京、范小青笔下的苏州等，“是”且“只是”上海、北京、苏州，它们既不作为某一类城市的代表，也不是城市这一抽象概念的具象物；是个例，而非典型。这也是为什么在不得不归类的时候，我们宁愿选择将这类文本首先放在“地域性写作”的框架里，而非“城市写作”。另外一类，也是体量更为庞大的一个类别，是具体的、细节化的城市表达。这类写作以城市的日常生活形态支持文本叙述和人物伦理，其重点在于当中的事与人，绝大部分时候，城市仅仅是光圈背后的模糊底色，较少看到显在的城市美学酝酿其中。

面对上述情况，我们一方面可以说，今天的城市书写拥有多个向度上颇具渊源且依旧鲜活的生长点，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对于城市经验本身（就关涉城市经验的某些根本性问题而言），我们直面书写的观念和能力还有待考验。因此，即便是秉持着深刻的共识，意识到还有大量的商讨空间，面对艾略特式的提问，无论是从写作实践还是从理论评论上，我们仍然未能给出与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相匹配的，比“当然不是”更进一步的应答。

那么，我所期待的城市经验究竟是怎样的？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需要提炼没有先天缺陷的城市，需要我们抛掉“影响的焦虑”和既有成见。

一直以来，乡村作为巨大的幽灵般的他者，始终悬浮在人们关于城市经验的重重讨论之中。在一些时候，甚至会出现这样的错觉，城市并不拥有自身真正的主体性，它只是乡村故事和乡村问题延伸出的一条不够光明的尾巴。乡村在城市叙述中占据巨大份额自有其历史原因，从某种意义上看，它是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在现当代文学中的投影，同时，也是滋养当代文学走到今天的重要资源。但也正因如此，反而容易引发一些关于城市经验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误区。

一个首要误区是他者对主体的挤压。我们都知道，他者有助于触发经验，但不能最终完成经验。可惜的是，具体到写作中，这一原则常常被充分实践前半段，而遗忘后半段。这直接导致乡村的他者地位被过度强调，同时阻碍了城市经验的自我体认和现代意义上城市经验主体的生成。于是，城市经验话题下城市经验的弱势地位出现了，一种观念上的对照也出现了，词语们自动分成两队，古典、纯净、自然、健康、家园、故乡等站到了乡村那一边（即便是挽歌也能够诗意地栖居），陌生、紧张、阴郁、边缘、不安定、无可皈依等划归到城市的领地里。

实践上的误区也随之而来，一个较为明显的表现是，乡村伦理和乡村思维大量出现在城市写作当中。无论是以城市为审美对象或叙述客体，还是着意于描绘生存于其中的人们的情状，城市伦理、城市思维与现代经验的密切连接均出现明显断裂，“农业属性”天然接管并持续接管着城市书写的支配性逻辑，从“本体”的意义上打量和思考城市本身的空间迟迟未能建立。具体到文本中，人物的“进城”状态一直在进行。即便已长久地扎根于城市，他们的言谈举止、思维方式仍旧可以看做是乡土社会行为方式的某种变体。大部分时候，有关城市的观感仅依托物质景观来呈现，独属于城市的文化景观和精神状态是缺席的，而携带有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特质的普泛意义上的现代城市经验更是稀缺。由此，城市书写往往最终演变为：物质景观＋为乡村伦理所浸透的具体的市民生活＋想象性还乡。如若忽略掉城市的背景，阅读者完全可以在阅读途中自如地运用前现代经验来获悉作者意图和故事结局。

另外一个表现是，一种有失偏颇的城市经验的美学规定性正在逐渐成型。这种偏颇很大程度上源自人们的过度情绪化。受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影响，在已有的城市经验表达里，时常可以感受到一种情感认同上的离心倾向——无论和身处其中的城市发生多么密切的关联，都无法将其作为起点，并从中获得归属感，城市永远外在于我，而我对于一切都不信任，都有疏离感。类似的心理隔阂使得粗糙的城市描写一再出现：颓废、浮华，无尽的欲望、不假思索的判断、形式覆盖内容的异化和人，等等。在这样的文本中，小说家如同卢卡契所形容的那样，退化成生活在小说的想象的形式中的人，城市被反复符号化、概念化，读者的猎奇心理也进一步促成了城市经验想象模式的固化。

这当然是一种可理解的状态。对于许多作家来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尚未真正开始之前，他们就已经在乡村经验之上成功建立起了自己的叙事和审美世界，并通过相应的叙事和审美方式，深刻作用于文学环境，深刻影响随后的写作者。这种拼插交融的状态是必然的，后续的规范甚至失范也都是应当被记录的。

但这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状态。从宏观上看，在中国，城市脱胎于传统的农业文明，其基因承袭决定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城市化进程都将处于一种“中间状态”、过渡状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整体而言，“中间状态”、过渡状态终究要完结，城市化进程的指向和标的已经越来越明晰，我们的城市发展和社会发展，正越来越深刻地参与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这种带有普遍性的人类视界和人类眼光，需要有相应的文学艺术形式来呈现。眼下，已有的城市经验书写还远远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甚至同其他艺术门类相比，文学也已经被远远甩在了后面。具体到阅读和接受层面，以及那些缺乏乡村经验的读者身上（这样的读者群正在急剧扩大），在目前接触到的“主流”城市经验书写中，这类人群的主观感受被大概率悬置了，经验交换渠道被大面积封阻了。在文学阅读中，他们变成了一群没有退路的人，没有自身起点的人。那么，在这些乡村经验匮乏的“城市土著”看来，没有乡村，是不是就意味着没有故乡、没有古典遗产、没有精神的栖居地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而城市，那个一再被“嫌弃”的普遍意义上的城市，恰恰就是他们的故乡、古典、精神、内在认可和归属感的出生地。

事实上，从本质论的角度看，今天我们处理城市经验，归根到底是在处理身份问题。如何认知城市，意味着我们如何在现代性的氛围中认知自己。城市经验的难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的正是自我体认的难度。因此，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的是文学语境中没有附加先天缺陷的城市，脱离了次生属性的城市，远离符号化、自为自主的城市。只有在同这样的城市的互动中，写作者才能放下游离者外来者的眼光，重拾主体性身份，成为真正的城市经验主体，进而思考如何在“旧我”之中孕育“新我”，从“旧我”之中剥离“新我”，并获得自由和独立。

其次，它需要具备整体性的志向。

80年前，茅盾先生在谈到乡土文学时，曾经表示：“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予我们。”这一判断，放在今天的城市书写中依然有效。

所谓的整体性志向，指的正是这种“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降温原因三的一种回应。它期待写作者在处理城市经验时，能够将城市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妥善处理好普遍性与具体性之间的关系。这其中，既包括与具体的城市的关系，也包括与具体的城市日常生活的关系。期待在这两种已经相当成熟的写作模式之外，能够看到新的城市书写空间，越过“城市志”和诸多生活细节，看到为共同命运所标识的恒常的人类情感，在新的语境下的样貌和举动。

最后，它需要远离寓言。

这其实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思索的要求。一方面，它希望日后的城市经验书写，远离仅仅在形式上的向大师致敬的寓言，包括为惯性所驱使的荒诞、隐喻等等。毕竟波西米亚人和摩登时代的上海都距离当下太过遥远，反复书写上树的男爵，只会暴露我们智性上的懒惰和贫乏，并且，并非人人都有让荒谬之事确凿无疑的本事。但另一方面，清点那些已有的、能够打动我的、符合前两条原则的城市文本可以看到，科幻式的时空悬置受到了写作者们的偏爱，虽然这些作品的动人之处与一眼望去的“非现实”外壳并无太大关联。远离寓言与选择非现实的文本表达方式之间相互矛盾吗？如不矛盾，是不是至少意味着从写作者的角度出发，选择那些同当下现实有所间隔的形式，相对来说更有助于表达心目中的城市经验？我们需要探索新的城市寓言吗？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在现代性的城市经验面前，存在比较劣势和美学困境吗？类似的疑问还有很多。

虽然深知自己的偏执与苛刻，并深知其艰难，但我还是一厢情愿地，对更贴合上述原则的文本保有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