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对真正的现实主义写作保有一贯的敬意，但对于某些标榜现实主义、实则相当概念化的书写，则不得不持了些许警惕。甚至对业已流行化的关于“底层”的、问题性的写作，也都有些麻木。但王怀宇的这篇小说，却以它平实的叙述震撼了我，在某些方面超出了我的经验，以及忍耐力、承受力。

当然，并非是大波大澜，也没有撕心裂肺，甚至看得出还有刻意的压低，以及策略上的收束、收缩，在某些部分可以看出作者修改过的痕迹——比如关于警察刘志刚的描写，在小说的逻辑中，他不可能仅限于“失职”，且极有可能是参与犯罪和敲诈的一个角色，但基于种种忌惮，他被修改成了一个仅仅是有渎职嫌疑的人物。但小说中主人公的经历依然让人有种噩梦般的体验。读之仿佛在某一刻变成了主人公本人，被他荒诞而无助的悲剧命运所攫持，与他一起无助、愤怒、悲伤、懊悔，欲哭无泪。

令人钦佩的是小说的叙事逻辑：它让我再次确信，好的作品不是作家在叙述，而是小说的内在逻辑的自动绵延，这个故事的惯性在延伸。以此，人物获得了必要的性格逻辑，而性格即命运，人物也便有了命运逻辑，作品也因之而产生了美学的逻辑。一系列的命定都是源于这个逻辑。在我观之，该篇小说的叙事逻辑源于一个小人物对于卑微生活的不满足，而这正是其接下来一切悲剧的根源。赵平安是一个最底层的农民，如果他安于卑微，或许不会有这一系列的错误，他不该企望以写作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以此带来了他的“不可承受之重”。他想感谢于他有恩、提携他作了文化站创作员的孙站长，但又苦于囊中羞涩，便想起了泼皮于大国欠他的工钱，遂趁着酒兴，私将正放肆啃食他家李子树的于大国的三只羊据为己有。照理说，这也可以认为是他的正当权利，自古中国人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伦理，之前于大国也曾承认欠他垒羊圈的一千五百元工钱，可以三只羊顶替，但皆因这都属口头契约，于大国随后矢口否认，公然告发和指认赵平安偷了他家的三只羊。

问题的症结恰恰就发生在这儿：假如派出所的警察刘志刚是一个明辨是非的角色，那么赵平安之前的权益就此便可以得到维护，于大国这样的痞子也可以得到警告和惩治，真相并不难辨别。但是刘志刚并未问清原委，而是不由分说将赵平安当作“小偷”抓了起来。不经任何审问和司法程序，处以六千元的罚款。这对于八九十年代一个底层的农民之家来说，不啻是一笔巨款。有理讲不清的赵平安因为这笔巨大的债务，陷入了不得不停职进城打工的窘境。他刚刚获得的一点点小文人的自尊，在瞬间付水东流。

显然，警察刘志刚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个小说里是不可忽视的，他所代表的公权力在这里没有扮演保护人民的角色，而是相反。小说刻意压低了他的负面性质，他在厕所里私相授受地接收了赵平安的罚款，之后还借故来到赵平安的家里，显示他或许正惦记着赵平安容貌姣好的妻子。我确信在这里出于种种考虑，作者对情节进行了“修正”。而就在他离开赵家的时候，恰逢从省城打工回来的赵平安进家门。两人狭路相逢，发生了言语上的冲撞。原本深藏冤情的赵平安，借助其小文人的那点自尊，同时也疑心和洞察了刘警察的不怀好意，遂在语言的冲突之余，以石子投击之，不料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被击中后脑勺的警察深度昏迷，而小文人则稀里糊涂地取下了警察的佩枪，并且在错误的逻辑上一路滑行至抢劫银行，酿成了震惊乡里的持枪抢劫的大案。

至此，赵平安的悲剧已然不可挽回地滑向了噩梦般的深渊，他背负巨大的罪名锒铛入狱。出狱归来时，已是时过境迁的十几年以后，他变成了另一个地道的老人，那点儿年轻时代的“文学梦”早已化为了泡影。

小说令人唏嘘的故事，生动地传递了这样一个思想：底层如何脱困？底层出身的文人又如何可以走出命运的荒诞？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哲学或精神现象学的问题。梦是美好的，但逻辑是坚硬的，命运是喜欢开玩笑的。

显然，该小说的动人之处，在于它深刻地解释了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悖谬，一个小人物的进身之阶如何得以铺展，社会生活的内部路径如何才能畅通？这小人物的命运如何才能实现自我的把控？行路难。

还有法律社会的构建，这也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所在。来自底层社会的权力与伦理结构的缺陷与障碍，对于公平正义的阻遏力不是一星半点，要想改造这个结构，亦难。

令我倾心的还是小说的叙述节奏，一步步，一环环，人物由希望陷入了窘境、绝境，这个过程犹如游戏，犹如噩梦，不由自主，无法挽回。这个过程是熬人的，也是服人的。它体现了一个成熟写作者的耐心和“狠心”，把控人物命运的戏剧性能力。

当然，问题并非不存在，小说在关于刘志刚等人物的描写上有闪烁其词之嫌，在写实的基础上还可以强化一点点寓言的意味，因为现实感的有余和寓言性的不足，使这篇小说的哲学意味尚未成形。

我要对批评家李洁非和诸位的文字表示钦敬，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深入揭示了这篇作品的奥秘。同时也全面地解析了王怀宇小说写作的道路、特点，其“平安黑土系列”的贡献。他们对文本的解读深入且内在，见解机警而深湛。像王怀宇这样的作家，构成了我们时代写作的根基，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栋梁。因为他们更加贴近社会的底部和根部，所感受到的小人物的生存与创伤也更为真切，关注他们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责任，批评家没有权利可以视而不见，置若罔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