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小我就不喜欢念书。我喜欢的是革命。”

这是作家畀愚长篇小说《江河东流》的第一句。这一句像一把锋利的斧头，为这部长篇劈开了一个新鲜的切口。它意味着两个事实，第一，这部作品的叙述方式是第一人称，带有一点个人史的性质；第二，这部作品的叙述内容是“革命”，这是一部关于“革命史”的小说。这两点涉及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复杂互动。

就大传统来说，中国的说部起于历史，小说家言虽诚不足信，却又不断从历史中诞生并反哺历史，以至于“经史子集”，也要给小说留下一席之地。中国的历史小说，往往以“戏说”和“演义”冠名，其实生动揭示了历史和小说的内在精神关联，《江河东流》以20多万字的篇幅写晚清至新中国建立前夕近百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向这一传统致敬。

从小传统来说，“革命历史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重要典范，其特征即黄子平所谓“在既定的意识形态内写既定的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其创作、阅读和传播构成了当代国人重要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沉淀，其历史意义也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史的范畴。但对于作家来说，对这一典范的摹写、仿写甚至反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影响的焦虑”。1980年代莫言、苏童、格非等人的写作，其前文本和潜在语境无不是这一文类。

无论正写或者反写，一个既有的事实是，一个后起的作家必须对这些传统和结构进行回应——这一回应有的是自觉的，有的则是不自觉的。在我看来，畀愚的《江河东流》恰好就是一种自觉的回应，他的“革命史”，既不是从教科书上搬过来的历史注释，也不完全是地摊文学式的黑幕隐私，他小心地重组着各种素材，并借助想象力，将历史变成一种重新构造的行为。

这一重新构造主要通过以下三个元素完成，其一曰故事；其二曰人物；其三曰声音。首先来看故事。从读者的角度看，这可能是《江河东流》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上至庙堂，下至草莽，英雄豪杰，鸡鸣狗盗。《江河东流》的故事以“本事”为背景，其中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出现在其中，比如讨袁、北伐、抗日，但是其主要故事线索，却是一个在历史上无稽可查的虚构人物。“本事”不过是装置，“故事”才是核心，“本事”为虚，“故事”为实。因为有了这“虚实相生”，所以《江河东流》的故事没有拘泥于历史的记录和考古的材料，而是自然酣畅，痛快淋漓。如果改编成影视剧，估计也会收获不少的票房。从故事的角度看，《江河东流》更接近“历史传奇”，所以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大到战争场景，小到闺房密谋，作者笔墨停留的时间都非常短暂，仿佛是一张张幻灯片切换过去，这应该是追求“传奇”而忽视了细节的打磨，这让故事变得过于巧合和堆砌，从而部分地削弱了故事的密度和韧性。这些年，中国的当代小说写作，因为过于强调“故事”而忽略了小说作为综合艺术的各种质素，显然是一个偏颇的路径，在这个时候，去重温福斯特对“故事”的批评，也许是有必要的。

与故事相关的，是人物。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是否写出了人——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江河东流》有一个核心人物，即“我”，一个军阀的儿子，最后自己也变成了军阀；其他的人物还包括我的父亲，孙圭钧，一个由小混混而至杀人不眨眼的大军阀；我的母亲，钱玉兰，一个“戏子”出身而至“名媛”而至“政客”的“时代女性”——相对于茅盾笔下的“时代女性”来说，钱玉兰是一个更复杂的典型，她比梅行素那些时代女性走得更远，也见证了中国现代更残酷的游戏规则。虽然钱玉兰可以说是一个“圆形人物”，但这样的人物在小说中凤毛麟角。大概来说，《江河东流》中的人物都属于“扁形人物”，他们从一开始性格就被确定，一直到死亡性格也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其人物生命个性化展开的过程，都不过是对这一“符号化”性格的强化。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小说的传奇性使然，另一方面倒是非常诡异地暗示了一种历史的宿命：在这样的大时代，个人的命运不得不服从于历史的命运，无论多么强力的个人，都不得不在这巨大的历史车轮前俯首称臣。在这一点上，这部小说有了一些悲剧感。

无论是人物还是故事，这几年的“新历史写作”已经很难走出窠臼。这并非是因为故事出了问题，也不是人物出了问题，“本事”还是那些“本事”。关键的一点，窃以为是写作者的历史观出了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非常“个人化”的历史观，就没有办法激活那些历史的遗址，将木乃伊变成活体。作为一个挑剔的读者，我对《江河东流》中声音的兴趣远大于前面谈的人物和故事。具体来说就是，这部小说虽然以第一人称来叙事，却全然没有“自叙传”式的自我抒情和自我感发，也就没有郁达夫式的那种因自我觉醒而带来的自艾自怜。另外一点是，这部小说从人物性格上来说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成长小说”，我的意思是，如果将这部小说中的“我”换成第三人称，这部小说似乎也不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这个“我”其实是一个幌子，他实际上使用的是一个伪装的“说书人”的声音。一个是“我”的声音，一个是“说书人”的声音，这两种声音构成了一个复调，他们之间的对峙形成了一个“反讽”的声音结构。我觉得这是《江河东流》最有特点的地方。畀愚似乎并没有特别强调他的历史观，但是在这种“反讽”的结构中，一种属于1970年代生人的历史观似乎若隐若现：对大写历史的不信任，对“正写”人物的怀疑，但同时又不能确定历史的走向，江河固然东流，但浪花淘尽的，不仅仅是英雄，也可能是全部的有和无。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来这两年我反复读过的黄锦树的《雨》，其中很多篇，都涉及历史：华人的历史，马共的历史，抗日的历史。与大陆作家不同的是，虽然都是以汉语写作，黄锦树却以一种强韧而细腻的意象和笔触将历史完全“个人化”了——无比彻底的“个人化”同时也就是无比彻底地“历史化”。这一点，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学习。黄锦树说，“我们必须继承那沉重的没有”——诚哉斯言，痛哉斯言！对于中国当代的写作来说，我们太执着于“有”了，有故事，有题材，有人物……因为这太多的“有”而过于“满”，过于“嘈杂”，过于“喧嚣”，过于“日常”，过于“传奇”……等有一天，我们意识到我们其实并“没有”的时候，我们的写作——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也许就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了。

2019/3/26，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