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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走出去”路径探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戴文静  2019年06月25日08:45

近年来,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已引起学界关注,而中国文论在经过长时间的“引进来”之后,也要逐步建立“走出去”的意识。在中国文论“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也需要加强中外文论的对话与交流。

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

中国文论“走出去”的主体,主要是古代文论。在悠久的文学实践中,中国文论形成了一整套独有的话语体系。季羡林曾指出:世界上只有中国、印度、欧洲的文艺理论“能言之成理,自成体系”。但中国古代文论要在西方传播开来,并被西方读者认可,还面临很多困难,因为它与西方文论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促进中国文论“走出去”,首先需要做的是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中国古代文论源远流长,但因其鲜明特征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与当代诗学格格不入,结果使古代文论和当代文论严守疆界,各自平行发展,缺少对话,同时也遮蔽了古代文论的精髓和对当代文论的启示价值。

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不能削足适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我们需返回古代文论的原初语境,努力还原和厘清其理论内涵,从古代文论经典中寻找那些具有现代审美和学理价值的理论,使其为今所用。这要求我们对古代文论经典进行真切体认,并作出现代解读。在这种体认和解读中,让古代文论原有的文化基因被重新激活,使其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中能得到新的阐释和发展。

西方文论家经常从古希腊、古希伯来和古罗马文论中汲取养分。对我们而言,古代文论也是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需全面调动系统的文学、历史和哲学等知识,从语义、句法、韵律、修辞、文体特征及文化背景等多角度展开,对古代文论进行全方位解读和研究。同时,从现代汉语中选择那些能与古代汉语相通的词语,有效实现古今文论的对接和融通。

此外,我们应立足当代文化语境,使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下的文论建构和文学批评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与此同时,在中国古代文论的激发下,使当代文论获得新的生长点。做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工作,也就为中国文论“走出去”奠定了坚实基础,由此可开启中国文论“走出去”的第一步。

推动中外文论对话交流

中国文论“走出去”离不开对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同样也离不开对中国文论的翻译,以及中外文论的对话与交流。中国文论有其独特的语言文化谱系,如何在翻译中对传统文论话语进行语言转换,需要充分考虑接受语国家的文化语境、诗学传统及审美规范等因素。文本翻译是一个意义无限延伸的开放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文不断被研究、翻译、阐释。其中,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不断碰撞、理解、融合,源语文化的内涵也能得以彰显。以《文心雕龙》在北美的译介与研究为例,通过译介,中外学界深化了对《文心雕龙》的原有认知和研究,同时也带动了中国和北美文论研究界很多其他项目的译介与研究。

中国文论内涵丰富、表述凝练,这就需要译者以规范的外语及译入语读者容易接受的形式,将其尽可能准确翻译出来。在古代文论外译的过程中,文论术语的翻译尤为重要。国外学者要深入理解中国文论,必须掌握中国文论的基本术语。中国学者如果想要向国外介绍和传播本国文论,并与国外学者展开有效对话,也必须首先把古代文论术语准确翻译出来,并阐释清楚。对文论术语的真正理解,会促使国外学者加深对中国文论独特性的认识。所以,中外文论话语间的对话,是从基本文论术语的翻译和相互理解开始的。但笔者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发现,在北美学界找寻不到一部中英双语的关于中国古代文论关键术语或中西比较文学术语的权威工具书,而北美关于西方文论术语的工具书却很多。因此,中国学者需要与国外学者合作,共同编撰一部全面、准确、清晰解释和界定中国古代文论关键术语的中英双语工具书,切实推动中外文论的对话和交流。

在中国文论“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充分考量影响文论译本传播的制约要素,包括接受群体的特征及出版市场的明确定位等。中国文论在国外的接受群体主要为外国学者、汉学家及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针对这三类不同群体,中国文论外译的方式理应有所区别。对于前两类读者,应以翻译为主、解释为辅的方式进行传播和翻译,或者从比较诗学、跨文化研究等学术视角对古代文论原典进行选编和节译,以满足学者型读者的需要,激发他们做更多创新性研究。而对于后一类读者,译者应在保存中国文论精髓的基础上,采用以解释为主、翻译为辅的方式进行传播和翻译,以满足学生群体的阅读需求,加深他们对中国文论的认知和理解。同时,我们还需扩大国外读者接触中国文论的机会,通过赠书、互换图书等形式,尽可能增加国外各高校及社区图书馆的中国经典文论译本及相关读本的馆藏量。

此外,我们还要积极拓展在译入语国家出版发行中国文论的有效途径。如加强与译入语国家权威或知名出版发行机构的合作,通过举办中外文论国际学术交流会、高层论坛及专业书展等方式,加强中外学者的交流互动。中外学者还可以合作创办关于中国文论的学术期刊,严格按国际学术标准出刊,邀请中外专家学者参与学术期刊的审稿、编辑、出刊工作。此类刊物可重点将那些便于翻译、外国读者容易接受的中国古代文论译成外文,为国外读者了解和认识中国文论搭建平台。这样可借助国际期刊的影响力及发行渠道向全球推广发行,推动中国文论“走出去”。在这方面,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俄克拉荷马大学《当代世界文学》杂志社联合主办的英文学术期刊《今日中国文学》,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实现中外文论融合会通

中国文论特色鲜明,要想真正“走出去”,除了准确翻译和广泛传播外,还要在更深层面与外国文论相互融合。例如,中国和西方的文论有很多不同点。西方古代文论注重逻辑分析和抽象思辨,追求系统性和严密性;而中国传统文论则贴近创作,紧扣作品,体式多样,除少数如《文心雕龙》这样成体系的鸿篇巨著外,多以诗话、词话、文话、小说评点、随笔、漫谈、语录等零星、片段的形式出现,言简意赅,讲究直观和领悟,重体悟而非认知。中西文论的这些差异,使得中国文论在西方国家的传播和接受面临很多困难。

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中西文论存在不少相通之处。就《文心雕龙》而言,其中就有很多观点与西方文论契合或相通。如刘勰所说的“奇”与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都强调文学形式、技巧和手法;刘勰主张的“原道”“宗经”思想与西方诗学中的“理念显现”之说有相通之处;刘勰的“神思”说与西方浪漫主义文论中的“想象”概念有某种程度的契合;《知音》篇中的文学鉴赏论与西方的文学阐释学、读者反映批评以及接受美学有共通之处。这说明,中西文论乃至中外文论的融合是可能的。只是这一过程需要中外学者对其展开深入研究,挖掘二者可通约的学理基础,努力实现中外文论的融合会通。

近代以来的很多学者,如王国维、宗白华、钱锺书、徐复观等,已为我们开创了中外文论融合的成功典范。中国文论“走出去”要求我们不仅要善于利用外国文论来激发中国文论活力,在中外文论的对话和交流中也要敢于用我们自己的理论去阐释外国作品,要从中国经典文论的言说传统中发掘具有现代价值的言说方式及思维方式,使其成为正在发展中的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更好促进中国文论“走出去”,我们需要激活中国传统文论,探索中国文论跨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积极尝试运用中国文论阐释中外文学作品,促进中外文论融合会通,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外文论间的生成性对话。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研究”(19YJCZH019)、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心雕龙》在北美的译介与传播研究”(2017SJB07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