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乡村志”以川东乡村的贺家湾为背景，描绘出了一幅当代乡土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宏阔的历史图景。作者以对农村生活细节的熟悉与“在场”的情感态度，完成了对当代乡土中国叙事难度的超越，有着独特而辩证的乡土视角，保持着客观的观察与判断，使乡村经验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张力得以保留，“乡村志”的地方性色彩鲜明生动，其经验与话语超越了地域，与国族性密切相关，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意义。

关键词：贺享雍；“乡村志”；当代乡土中国；亲历者；阐释者

 

读贺享雍的“乡村志”，唤起了我久远的乡愁与深植于血脉的某些经验和记忆。这是一次无限亲近我生命来路和祖先面容的阅读体验，这并不是说贺享雍展现的是静态乡村景观。恰恰相反，他有着底蕴深厚的生活来源和纯朴饱满的笔墨，一心“为时代立传，为乡村写志，替农民发言”，他要为生他养他、滋养千万农民的川东大地绘出一幅时代中的巨型变迁图，使“乡村志”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一部全景式、史诗性的乡土小说”和“一幅气势恢弘、人物众多的清明上河图似的当代农村生活的历史图景”①。迄今为止，他确乎一直在忠诚地实践着这样的决心。从2013年开始，他先后出版了十卷“乡村志”：《土地之痒》《民意是天》《人心不古》《村医之家》《是是非非》《青天在上》《盛世小民》《男人档案》《大城小城》《天大地大》。作为一个乡土文学作家，贺享雍要写出乡土中国在传统与现代的罅隙间艰难自我转型和自我修复的过程，描摹出中国农民在这一过程中的家庭情感、宗族关系、身份认同、人生命运的变化。这既是其有别于传统乡土叙事的新质所在，也是构成其当代乡土中国宏阔图景的重要内容。

一 当代乡土中国的叙事难度及其超越

贺享雍的十部“乡村志”彼此镶嵌，互相关联，又各自有叙事核心和人物群像。《土地之痒》以贺世龙一家为中心，讲述农民与土地之间“失而复得得而又失”的故事；《民意是天》以贺端阳竞选村委会主任一事为核心，展现了以人情和家族关系为主导的乡村政治格局；《人心不古》讲述退休老校长贺世普重返贺家湾，欲以民主法治改变乡村的落后观念，最后却被乡民无形驱逐的悲凉故事；《村医之家》讲述了农村医疗改革的变化过程以及乡村医生老一代、年轻一代的不同人生；《是是非非》展现了利益博弈下乡村的人心和生态变化；《青天在上》关乎贺世忠的上访与乡政府的维稳；《盛世小民》讲述贺世跃以生命为代价给儿子挣来了一套房；《男人档案》讲述“西南日化大王”贺世亮的悲欢人生；《大城小城》以城市为背景描写了“贺二代”“贺三代”与父辈有着天壤之别的生活；“收官之作”《天大地大》叙述县官乔燕和农民们为振兴乡村而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攻坚战”。

“乡村志”是一个叙事与美学的整体。贺享雍以如椽巨笔、宏大构思和数年的孜孜矻矻，细致生动地描写了川东乡村的“生产、饮食、居住、婚姻、丧葬、节”等传统和生活实践，上至“人生礼仪、节日岁时、行为禁忌”，下至“人际往来、游戏娱乐”②，构建起了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乡村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到日常生活”③等诸方面的发展图谱。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中，“乡土中国”有着深厚悠久的叙事传统，作家大多数时候保持着与时代同步、甚至先于时代的叙事节奏。但是，对于当下的作家来说，当代乡土中国的叙事存在着巨大的难度，这来自于其认知与现实之间的裂隙。当现代性和全球化进程对中国乡村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改甚至是结构性的摧毁和置换时，作家的文学观念、美学探索、价值建设等如果未能及时“跟上”，就会带来叙事的阻滞和陈腐。在当代文学中，这是一片少被开垦或未能被充分开垦的“土地”，它的叙事可能性多向度地敞开着。

在“乡村志”中，这样的难度几乎是先天性地减弱了，因为上述障碍在贺享雍那里并不存在。由于长久地生活在乡村，他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从理论到实践都形成了深厚的认知。他对于当代乡土中国叙事难度的超越首先来自宏大的视野和整体叙事观。这幅宏图以“时间”的流逝与“人”的变化构成了密实的经纬，共同提供了当代乡土中国的变迁过程。从“时间”的历时性来看，“乡村志”的第一卷《土地之痒》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包产到户写起，之后，乡村经历了政治、经济、医疗、教育、土地、房产等各方面的变化，到了《大城小城》，“贺二代”“贺三代”已经完全脱离了农民身份，来到了城市，并且依靠城市化的职业——公司老板和打工者为生，最后一卷《天大地大》又有一种由县返乡的视角，那是对乡村的重新修复和盘活，并且以本土性的力量形成了对外来资本的成功抵抗。这个时间线索是清楚的，它所携带而来的中国农村变化也是清晰可见、步步惊心的。

“乡村志”的超越性还表现在，贺享雍以作为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直觉，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农村最为核心的命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他将这一关系的变迁贯穿始终，以之为叙事的起点和终点，这种设置极富意味。因为这一重要关系在20世纪乡土文学中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命题。“土地”被纳入意识形态话语成为革命的“引爆点”，也成为文学创作中最有冲击力和延展性的元素。有研究者指出，在当下关于农村的小说中，很少看到直接涉及到土地问题的小说，“这首先或许在于经历过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以及‘承包到户’，中国的土地问题不像历史上那么尖锐突出了，另一方面或许也在于，对于当今的作家来说，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尚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④。我更倾向于后一种解释。在今天，土地问题依然尖锐，它不仅仅是发生在乡村改革内部的变化，更因为全球化裹挟的外部力量而更加突出，更加无法协调。

正是在这一点上，贺享雍打开了对农民和土地之间血脉关系的理解窗口，对当代乡土中国结构性的巨变进行了恰切阐释和书写。这是他的优势和长处，他看到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血肉相融正在被商业社会的浪潮冲击破坏，他一直对处于变化中的土地归属权问题有所思考。在《土地之痒》中，他塑造了一个农村“老把式”贺世龙，他在贺家湾深受爱戴和尊重。他对土地感情深厚，农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他的生存方式、生活态度以及家族关系皆由土地决定。作家将这个老农民的内心活动娓娓道来，以之为主轴，曲折有致地写活了中国当代农民与土地的紧密关系。从“土改”到“大跃进”到“包产到户”再到“两田制”“招商引资”，每一次政策的变化都牵动着贺世龙的心，改变了他的家族结构和宗族关系，也改变了他作为农民超稳定的身份认同和伦理认知。在“乡村志”中，土地问题无所不在，或显或隐，都决定着农民的家庭关系和利益分配。贺世龙细心计算土地转包的投入与收益，贺端阳为了修路而对土地进行处理和分配，贺世普为了修房子而与连襟打官司，诸多丰富具象的细节都让人感到，贺享雍是从土地里“长”出来、对土地问题有着切身体会的作家，是对土地影响农民生存的问题进行过严肃深入思考的作家。

当然，贺享雍之所以能够完成对当代乡土中国叙事难度的超越，也是因为他一直在乡村“现场”，从未离开和缺席。这种“在场”状态决定了他对乡村的熟悉程度，也决定了他的语言和美学风格。贺享雍的小说技巧“完全来自生活的厚赠”，是“广袤的农村、地地道道的乡村生活、农民兄弟的喜怒哀乐，给了他描写人物的视角、眼光、落脚点”⑤。他建立起了写作主体与乡村肌理紧密贴合的情感结构，将饱蘸着暖色和善意的笔触伸展开来，完成了朴实厚重的乡村现实主义书写。

他对于土地、农活、习俗、风景、人情的描写带着记忆的温暖和观察的细腻。在经历长久的积淀之后，他提笔就能绘出有声有色、动静皆宜的图景。《人心不古》中有一段关于初春的描写，是诗似画，更是作家用经验和感受凝结成的美丽迷人的乡村风景：“一开春，天气就有些不同了。脚下的泥土开始松软起来，远处山坡被刚刚破土而出的小草嫩芽给染成了轻烟一般的鹅黄的颜色。杨柳枝条上已经绽开了叶片，风吹到人脸上又轻又软。一群群麻雀充当了报春燕子的角色，从空中箭一般落到路旁的树枝上，叽叽喳喳地叫得十分响亮和激昂。蓝天上飘浮着轻绡般的白云，阳光从云层间照射到人的身上，背上已经有了一种热烘烘的感觉。”⑥

如果没有经年累月在土地上感受过的季节带来的变化，就不可能对“人与自然”之间如此紧密相融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这是一种没有中介也没有经过任何过滤与装饰的自然：天空、大地、小鸟、树木的形状及其气息和触感均具体有形地呈现出来，它们饱含着生命的初相与丰饶，带着软绒绒的质地与暖洋洋的温度。这是只有将手和心都紧紧贴在乡村的皮肤上才能够感受到的。贺享雍的独特之处，或者说作为乡土作家的本质性美学由此彰显：乡村与自然、自然与农民、农民与乡村，形成了良性的循环。由于这种循环是千年乡土中国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他的书写也就自动地连接上了古老的乡土生存哲学与美学。

“乡村志”的超越性还来自于作家的生活经验与对村民的情感态度。他是以“农民”的身份在写作，他既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生活向好的变化，也看到了“历史之手”在他们身上留下的苦痛难言、经久莫辨的伤痕。他对农村、农民、农活的各种知识都是非常内行的，一读之下就知道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在这一点上，他和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人有着相似之处，他们不是外来人，也不是出身于乡绅、土豪和小康家庭，而是内在于乡村最底层的亲历者与阐释者。他们的认知谱系和情感结构是从深厚的生活实践中提取出来的。面对着那些无论如何操劳都摆脱不了苦难命运的乡亲，贺享雍以一种“共在”和“共情”的方式融入了他们的生存；面对着那些曾经为乡村和国家做过贡献后来被剥夺所有因此想方设法钻政策空子的农民，他也有着深深的同情、巧妙的揶揄和温情的批判。人物的性格、小说的冲突和命运的走向，在贺享雍的笔触中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化了。这些复杂的情节和情感共同构成了“乡村志”的底色，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当代乡土中国的有效阐释。

二 辩证的乡土视角与新乡土经验的生成

20世纪的中国乡土文学有着深厚的美学传统与叙事伦理。乡土中国的叙事与20世纪以来的时政变化、内忧外患密切相关，从而形塑了其不断流动和变化的叙事脉络。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乡土中国被飞速发展的现代性甩出了稳定的轨道，成为“秩序构建产生的废弃物”和“经济进步的废弃物”⑦。曾经在沈从文、废名等人笔下出现过的田园牧歌、传统伦理、纯朴风气、稳态婚恋模式都在逐渐流失，取而代之的是荒芜凋蔽的土地、严重污染的河流、残破倒塌的院墙、留守在家的妇幼老弱。与此同时，从城市返回来的财富又将乡村变成了一个类县镇、类城市化的微缩景观，金钱、阶层与权力分野重新主导着乡村的格局。农耕文化和乡土文明正在被现代文明驱逐。对于许多出生于农村而后生活在城市的作家来说，他们的乡土经验、乡土伦理、乡土道德都来自于20世纪60、70年代的农村，在新形势下已然失效，其叙事话语与文学经验之间产生了断裂。因此，今天的乡土作家应当如何面对乡村现实，如何有效地书写乡村生活，都是当代乡土文学新的命题和难题。

在对当代乡村状况的认识问题上，贺享雍一开始就保持着清醒的意识和判断。他有一种辩证的叙事视角，使乡村经验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张力得以保留。在第一卷《土地之痒》中，作家对土地的眷恋、赞美、感恩与对新事物的客观描写同时并存：一方面是贺世龙心甘情愿地被束缚在土地上，在那里耕耘、播种、收获，养家糊口，开枝散叶；另一方面，家中的其他成员陆续离开了乡村，或者换了一种方式和情感重新确立与土地的关系。贺世龙的弟弟贺世海进城搞建筑包工程，完全脱离了农民身份。他的大儿子贺兴成不甘心像父亲那样老老实实从泥巴里辛苦赚钱，想办法引入了微耕机、抽水机、脱粒机，出租机器挣钱，亲戚也一视同仁。他的商业逻辑与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人情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但作家的立场是客观的，带有一定考量。他认同贺世龙与土地的亲密关系，也不否定年轻一代的新思想、新选择。在他看来，新旧之间的冲突、矛盾、龃龉是正常的。旧的固然可以坚持，新的也会逐渐成长，会为乡村带来新的生机和商机。这种乡村内部自生的力量比外部冲击更具备推进变化的动力。

这是“发展中”的乡土中国。它那古老的伦理和传统正在缓慢消失，现代性的秩序又远未生成。正是这种新旧交替、多元共生的状态为贺享雍带来了丰富的叙事空间。他在观察这一切、描述这一切时，他是自觉和深刻的。他意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变革必然带来乡亲邻里关系和城乡价值观的变化。乡土中国的叙事伦理建构离不开现代城市文明的影响。沈从文曾对两种题材都有所涉及，但他对于湘西的赞美与对城市的贬低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一过于偏颇的感性姿态削弱了他城市题材的艺术性。这种倾向在一些当代作家那里也同样存在。在这个问题上，贺享雍理性得多，也辩证得多。如果说前五卷主要涉及乡村内部变化的话，那么，后五卷则引入了城市生活的视角，一方面将之作为新的叙事动力嵌入乡土故事之中，让乡村和城市的叙事节奏进入了双向互动的环节；另一方面，通过贺家湾年轻一代进城打工的经历，展现了城市生活的便捷舒适、丰富多彩，也展现了城市生活的艰难和辛苦。他在乡村与城市的比较中建立起了新的人际关系和情感联系，以现实主义笔法记录了贺家湾人在城市的生活。

对新/旧、乡村/城市、过去/未来、传统/现代、祖父/儿孙等二元关系的处理，在《大城小城》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小说一开始，就是一个破碎的团圆梦。李春英80大寿，在城市打工的孙子无法回来贺寿，回来的孙女又懵懂无知，乱上添乱，结果寿宴变成了冥诞。土地的出产再也不能维持生计，能进城的都各怀心思地进城了。贺兴琼给老男人当保姆，却遭到性骚扰和小区人的歧视；贺华斌是令父亲骄傲的研究生，却在城市里过着没有保障的生活；代婷婷到公司求职应聘，却被当作性贿赂的交换物。究竟是返回曾经生养过自己的故土颐养天年，还是留在城市继续“蚁民”的生活？这对每一个贺家湾人来说都是不那么轻松的选择。从前在乡村，规范、道德、行为都有例可依，在城市他们只能迷茫地蹒跚前行。所有人物在城市生活中都经历着失败和痛苦。但是，在小说的“尾声”部分，作家让一大家子人来了个大团圆，他们纷纷从城里返回贺家湾，共叙天伦，其乐融融，这与小说开头的破碎凄凉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强烈地传递着作家一直坚守的价值观。

这是贺享雍辩证客观的乡土叙事，他有力量把这种视角贯穿在“乡村志”之中并保持到最后。他没有拘囿于固化的乡村立场和经验，而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变动，将这一过程和结果充满戏剧性地展现出来。在由乡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陌生代替了熟悉，秩序代替了情理，流动代替了稳定，每一个选择都是个体独立实践的结果，每向前一步都会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动和生活状态的变化。正因如此，人的状态、人的命运才格外地令人感到揪心。贺享雍的着力点正在于此。他是“从当下来理解当下”“在非常严格的动态的时势中去理解中国当代的农村和农民”，这使得他的问题意识非常尖锐，“有一种照相式的及时性”⑧。他身处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他知道曾经养育过一代代农民的乡村的某些真实正在消逝，已然破碎，但他决定诚实地直面并接受这一切。

贺享雍对于正在进行中的当代乡土中国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对乡村内在的生命力和道德源动力充满信心。他将这种信心投射到了那些生动的文学形象和乡村故事之中。《民意是天》里的贺贵是“出了名的牢骚大王，意见领袖”，虽被嘲弄为不识时务的迂老夫子，可是作家显然对他那近乎勇敢的偏执和“落伍”的原则予以赞同。《村医之家》里的贺万山从赤脚医生到乡村执业医师，经历了中国医疗制度的变革，但他和妻子依然坚持着乡村医生的行医原则和道德，让贺家湾人对这一职业始终保持尊重和信任。《男人档案》里的贺世亮是名震一方的“西南日化大王”。他的人生屡陷绝境，最终使他走向成功的不是别的，是农民的质朴和真诚。在充满戏剧化的情节发展中，作家一步步靠近笔下的人物，观察他们，记录他们。他的书写是细腻的，也是具有可信度的。

对贺享雍来说，现代性进程中乡村的变化不可避免。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概念来说，这种嵌入市场经济原则的错综复杂、变动不居的“中国城乡连续体”可以称为“类蛛网式社会结构”：“网络中力的格局变化是不得已的，该网络时而出现不均衡、不安定状态，以及显示破损、修补和编织的、力求片段与整体达到整合与平衡的过程。”⑨在“乡村志”中，这一过程体现在，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总有些本质性的东西在平衡着乡村的自然生态与道德伦理，决定着乡村和农民的未来生活。在作家笔下，劳作的回报、道德的诚挚、爱情的芬芳、人情的暖意，都带着恒久稳定、令人安心的特质。这些叙事元素重新稳定和坚固了乡土文学的内涵。这是贺享雍与许多乡村文学作家不同的地方。他们经历着相同的时代和变化，却因信念和理想的不同而写出了迥然不同的乡土故事。

三 “乡村志”的地方性与国族性及其意义

在贺享雍的“乡村志”中，关于当代乡土中国的叙事宏图均围绕着以“贺家湾”为核心的乡村展开。川东的地理气候、风俗习惯、人情世故、宗族结构，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这是一部典型的带有“地方志”色彩的巨著。在中国历史书写和文学创作中，方志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所记录的人物、细节、数据、地名等都具象地夯实了曾经的流光碎影，为写作提供着忠实的素材。贺享雍自言对方志非常感兴趣，每到一处必向当地相关部门索要，得之则视若宝贝，读之不倦。四川古称巴蜀，但“巴”与“蜀”又各有千秋，巴蜀文化“绝不是铁板一块”⑩。贺享雍的故乡渠县属于达州管辖，此地为巴文化发源之地，文化积累深厚，民俗民艺发达。巴文化自古以来便有瑰丽神奇、丰富包容、刚柔并济、张弛有度等特色。在古老地域文化的“濡化与涵化”11下，这里涌现出了杨牧、周啸天、罗伟章、周李立、田雁宁等著名的巴山群作家。

事实上，将“方志”转化为“文学创作”，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艺术性呈现”，对于贺享雍来说并非突如其来，而是他立志于文学以来便植下的“野心”。当他读到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时，好像一下子找到了叙事的支点和亮点。“任何人都可以思考中国的前途，但没有人能代替我回到这个毫不起眼的小村庄”12，这种不可替代性正是地方性叙事的基础。如果说《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从非虚构角度为贺享雍提供了写作思路的话，那么，对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等故乡书写的阅读和领悟，则让他的文学技巧渐渐走向成熟，同时也让他明白了，一个作家写自己的出生地、写那么一块对别人无关紧要却让自己生死依偎的地方，是文学的经典叙事路径，但并非捷径。他那富有关怀、同情、理解、牵念的笔触须臾未曾离开过故乡。“乡村志”之前，他创作了《苍凉后土》《怪圈》《土地神》等长篇小说，也都是以川东为叙事背景，他意在“努力发扬四川乡土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突出川东农村生活地域性特征，深入和准确地写好富有川东特色的地方风情、风俗、风景、岁时年节、民间文化等，从而使每部作品都能够洋溢着浓郁的地方色彩”13。对于作家的这一番宏伟抱负，评论家们颇为赞赏，认为“乡村志”是一部“生动形象的地方志”，也是一部“当代农民的心灵史”14。这是一种朴素无华又扣人心弦的写作方式，它极其诚恳地将历史与现实中的“川东”提取出来，描摹下来，为四川文学地理图增添了新的板块。

从“乡村志”的社会学意义来看，它提供的“地方性知识”并非单纯的地形地貌、民俗习惯，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在一个多样化被抹平而逐渐趋同的全球化时代，在一个古老文明不断遭到破坏分解的时代，它恰恰是以一种“求异”的气质而成为陌生化、独特性的美学存在。有研究者指出，“对地方的差异性的尊重和坚持”是“文学叙述地方”的首要原则，作家应该诚实地回到地方，“观察它、倾听它、理解它”15。这种地方性特色和姿态在“乡村志”中有着充分呈现。那些饱含轻烟淡墨的雨意风景与热辣活泼又颇富生命力的方言，那些稠密往来暖老温贫的人际关系与酸辣鲜麻提神醒脑的吃食，都从不同维度绽放出新鲜厚重的生活气息。

既为“方志文学”，所用的语言自然是四川话。四川话是北方方言西南官话的分支，因带着绵长上扬的尾音而韵味无穷。读过“乡村志”的人，大抵会对里面的俗语和歇后语有很深的印象。无论男女老小，有话不明说，有意不直言，偏偏要来上几句“无用之语”指东打西，插科打诨。比如用“穿钉鞋拄拐棍——把稳着实”表达信心，用“鹅卵石滚刺芭笼——滚到哪算哪”表达无奈，用“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表达对混乱局面的调侃等等。这些语言中包含着川东人特有的开朗自信、豁达幽默和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无数烦恼一语解之，万千心结一笑化之。

至于贺家湾人俏皮的玩笑话、情侣的亲密语、父母对儿孙的爱怜语，以及生老病死的自我开解，“走人户”喝喜酒的贺辞，分家起灶时请长辈来说道的公正平衡，算命打卦时与命运暗暗地较劲与妥协，都在简洁又富有玄妙意味的措辞中道尽了世间的悲喜离合，风云无常。贺凤山的占卜就极为典型，比如他为贺世龙李春英生病的孙子驱神请“筷儿神”，卦辞乡味十足，也风趣十足：“筷儿神，筷儿神，说你筷儿有神灵，是男子，请拢来，是女子，两边排，不男不女拱起来！”16

这个“筷儿神”恐怕是独属于中国农民的神。它来自人间烟火，接地气，通人性，憨厚又机敏地指引着亡灵和神灵的方向，安抚着现世的波澜与痛苦。对贺家湾人来说，贺凤山的“巫”和贺万山的“医”同等重要，它们从传统与现代、感性与理性等不同层面提供了心灵的安慰和身体的救治。“巫”无效的就“医”，“医”不好的就请“巫”。对于这样明显的“愚昧”，贺享雍并不批判和否定，也没有启蒙者的居高临下。因为他深知，是具有文化和民俗“根性”的存在。

“乡村志”写的是“地方”，是中国一隅，但其美学和社会学意义并不囿于地域，而是溢出了地方文学的界限。它是对巴金、李劼人、沙汀、周克芹等原汁原味四川乡土文学的继承，也是对20世纪50-70年代中国乡村现实主义文学的返溯，鲜明而典型地塑造出了一部改革开放以来的恢宏的中国“农村史”“农民史”，这是当下文坛一直匮乏并不断呼唤和期待的创作。这部中国当代的“农村史”不但写出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村的血缘亲缘关系，更通过乡村的行业或道德变化，突现出了历史脉络中的乡土中国的变迁历程。

地方性和国族性的双重呈现在“乡村的政治博弈”这一主题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乡村志”中有两部长篇《民意是天》和《是是非非》都以贺端阳为主人公，可以视为其“前传”和“正传”。这是唯一在两部长篇中占据主角位置的人物，与其说是作家对人物的偏爱，毋宁说他意在通过这个人物的成长、挫折和成熟，描绘出中国乡村政治格局的微妙与复杂。《民意是天》讲述“少壮派”贺端阳三次竞选村委会主任的经历。他一直在小心避免落入官场潜规则的窠臼，试图以初生牛犊的猛劲去角力、去抗争，最终却还是落入了那个窠臼。在《是是非非》中，已经当上村长和村支书的贺端阳准备完成前任未能完成的修路任务。最大的困难是资金，他走投无路，偷偷组织村民砍卖树林才筹到修路款。路是修了，却引狼入室，让有着黑社会性质的木材老板得到了生态林使用权，他的理想又一次遭到了严重挫败。从《民意是天》到《是是非非》，从选举到修路到卖林子，作家写出了贺端阳的无奈和无助，写出了他在困境中的自救与挣扎，也写出了他身处乡村之中的种种复杂心态与实践。选举过程中的贿选、拉票、暗中使绊、互相攻击，现场两派人马因抢选票而大打出手，“拳头飞舞，喊声震天，乱纷纷如一锅稀粥”17，一场“正剧”不可避免地演变为“闹剧”。贺端阳的艰难、努力和开拓也是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真实体现。他不是完人，也非彻底的善人，他有主心骨，亦有软肋，这是中国当代乡村治理中遇到的新的问题。

由微观到宏观、由个人到集体、从家庭而及地方政府和国家政策，“乡村志”的高度不断上行，意义与价值也随之生成。有研究者指出，“乡村志”超越了“简单的地方性知识和地域性经验”，其文学性的审美维度“令作品所呈现的地域经验上升到中国经验，以贺家湾的故事象征和隐喻当代的中国故事”18。贺享雍的经历和身份决定了他既能够“入乎其内”地对川东乡村进行“深度描写”19，又能够“出乎其外”地观察和记录，对川东农村、中国乡村的过去和现在做出评价。在他笔下，乡村与城市，家庭与宗族，地方与国家，多种维度共同建构起了关于当代乡土中国的生动言说和复杂形象。

贺享雍是具有深厚生活经验的亲历者，也是有着清醒自我意识的阐释者。他从乡村内部对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变迁进行了生动描述，展示了由乡而城、由城返乡的流动性和复杂性。他认为作家和文学应该回到现实生活，回到具体的故事细节，这种关于真实的信念令人叹服。他在叙事艺术上努力探索和创新，如《男人档案》里糅合了叙述、日记、录音文本等跨文体的实践，《盛世小民》里以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完成的叙事，可以看出，这位四川乡土文学作家有着远大的雄心抱负。对于如今的贺享雍来说，文学的旅程并未结束。如何将乡村意象进行高度艺术性的凝结和展现，如何让人物形象从稠密的情节和话语中拔地而起，如何“历史化”地看待乡村和城市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都是他正在进行或将来必须完成的工作。

 

注释：

①③13向荣、贺享雍：《方志意识在小说创作中的自觉追求与艺术表达——关于系列长篇小说〈乡村志〉创作的对话》，《文学自由谈》2014年第5期。

②贺享雍：《远去的风情》“序”，天地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④李云雷：《我们如何叙述农村？——关于“新乡土小说”的三个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⑤“贺享雍农村题材小说研讨会”发言摘登，载《文艺报》2006年9月21日。

⑥16贺享雍：《人心不古》，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页，第116页。

⑦［英］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弃儿》，谷蕾、胡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第29页。

⑧杨庆祥：《重建农村题材小说的总体性视野——从贺享雍的〈乡村志〉谈起》，《文艺报》2018年3月23日。

⑨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作者导言”，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９页。

⑩14赵雷：《家族史·地方志·乡土情——评〈乡村志〉》，《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3期。

11庄孔韶：《今日人类学的思路与表现实践——〈银翅〉简体字版》“序”，《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页。

12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自序“我的村庄我的国”，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15何平：《被劫持和征用的地方——近30年中国文学如何叙述地方》，《上海文学》2010年第1期。

17贺享雍：《民意是天》，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80页。

18刘艳：《抵达乡村现实的路径和新的可能性——以贺享雍〈人心不古〉和〈村医之家〉为例》，《当代文坛》2018年第3期。

19王海龙：《导读一：对阐释人类学的阐释》，［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