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郁达夫在《〈沉沦〉自序》中说：“第一篇《沉沦》是描写著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air的解剖，里边也带叙著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和灵肉的冲突——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以往对郁达夫小说的研究，大多只注重其中所谈到的“青年忧郁病”和“现代人的苦闷”，往往着眼的是文本中的性苦闷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灵与肉的冲突。然而，应该关心的是“解剖”二字，也就是说，郁达夫通过“自叙传小说”的形式，以怎样的方式和视角，切入现代主体的身体内部，探视其精神格局。在此基础上，探究其小说在特定历史时间与情境中，以“自叙传”的形式，对在写实与虚构间游移的“我”所进行的直露而深刻的精神层面的“解剖/分析”。

对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而言，“夫子自道”式的忧郁症与自由联想，“零余者”碰壁后不断回归自身的内在审视，以及“幻梦”（包括白日梦与夜梦）所代表的性苦闷、性幻想和身体层面的焦虑，通过社会精神分析与个体精神解剖的文本介入，往往以直露大胆的内心独白的方式，将自身隐蔽的情绪心理加以叙述。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引入另一个维度——中国道德，这是一个曾经频繁地被提及却又无数次被遗忘的元素，正是自我“精神”的倾泻式呈现，窥探到了身体层面的焦灼与苦楚，从而引发了道德层面的纠葛和拷问。可以说，郁小说直接触及到的是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精神—身体层面的苦闷和困惑，然而在其背后，当将这种精神上的创伤体验和痛苦经历与中国当时“青黄不接”的历史境况相结合时，又会发现，如此这般“直露大胆”的背后，存在着的却又是极为卑微的内在自忏以及沉重的“道德”稽查下的“匍匐的身体”，如是涵纳着现代意味的个人情绪和社会历史的“自叙传文体”， 成为了民族国家意识苏醒之际的重要表征，也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中国想象和道德探索。从精神到身体到道德，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在“紧闭中嘶吼的现代身体”与“敞开却缄默的中国道德”之间，郁达夫究竟为现代中国的身体伦理与国民道德，提出了怎样的开创性命题。

一、一种社会精神分析学（Social Psychoanalysis）的发生

《沉沦》甫一面世，就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缘何“清新”？因为真诚与真实，简单直接，不遮不掩，故能如闪电般迅猛。其中所采取的方式，是庖丁解牛式的自“我”剖析，所揭示与敞开的，是彼时“中国”的精神、道德与“国民”身体。注意郭沫若的表述，郁达夫小说之“清风”，首先吹拂的是“中国的枯槁的社会”，发挥了润泽社会伦理与世间风气的效用；其次是“无数的青年的心”，关注的仍然是一个集合式的群体，同时是上升到社群与族群的概念；再次，郁达夫小说捣毁的是士大夫们之“类群”的虚伪，而且是以“千年万年”的时间单位纳入考量的范围之中。因此，郁达夫小说所有意无意针对的，是立足于现代中国语境中的整一的、群体的以及具有长时间维度的潜在对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似乎来得那么的不费吹灰之力，俨然以四两之力而拨千斤，清风扬起处，摧枯拉朽。然而，其中的曲折如何，蕴蓄如何，启示如何，颇值得玩味。

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精神探析，主要涉及的是宏观的社会历史、国家民族以及社群集体层面，代表着态度一致的宏观旨向。对此产生自觉并形成剖解与分析的话语，从魏源说起大致问题不大。较早望眼世界的他，在谈及如何抵御外侮时指出，不仅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且还应当注意“人心之积患”，如《海国图志•原叙》所言：“人心之积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烟贩烟之莠民。故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远寐而之觉也，人才所有革虚而之实也。”可见，在魏源看来，要“平人心之积患”，则必须激发人们的发愤意识，培养其忧患观念，使天道相倾，使人心从沉睡已久的幻“梦”中觉“醒”，革除恶习，避虚务实，消泯“人心之积患”，以达到“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 在具体的事功安排上，应该“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畜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则人才之虚患祛”，不仅如此，还必须深入到“人心”的革治之中，“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4] 这个过程被魏源视为“天朝上国”的迷思——对外在世界认知（包括世界地理、军事技术等方面）的无视，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国家社会精神/人心层面的短视和惰性，从而率先打破了中华帝国长期以来的“梦的稽查”（Censorship of dreams）；然而，尽管魏源已经较早注意到了统一的与整体式的社会“人心”弊病，这种源自外部造成的惊觉，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轻视内部省察的危险，从而使得当时无法真正着眼于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和国民精神变革。而与此相对的，是在此之后回到内部的检察与“自改革”的社会变革。尽管晚近以来的诸多有识之士对社会政治和国民精神的探析实践已然蔚为风尚，但仍然呈现出某种褊隘的成分，这构成了其所代表的所谓“自改革”浪潮的危机，这种浪潮“发展到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已成行将决堤的态势，尤其是在沿海诸省迅速泛滥。这造成了众多论者一种错觉，以为只要将真理灌输给权力者，尤其是灌输给朝纲独断的皇帝，催其醒悟，促其振奋，积弊便可扫荡，乾坤便可扭转。……戊戌八月政变，最终证明要求这个帝国‘自改革’，只是一个梦想。”“自改革”的失败喻示着梁启超所说的“维新旧梦已成烟”，而这个旧梦的破败（并非完全终结）不仅带来了深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更代表着传统中国之价值系统的衰弱乃至失效。

当二十世纪前后文学作为一股强势的力量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的时候，立足于社会层面的“精神分析”开始发生了微妙的转向，其中曲折，暂且放下，主要谈谈“新文学”的情况。郁达夫、鲁迅、郭沫若等人，他们用文学的方式，将自“我”的呈现——一种立足于“群体/主体精神”的“写实”，来实现既定的社会标的，在新文学所形成的言说方式和话语形态中，体现出了十分自觉的社会功能意识。可以说，郁达夫以小说集《沉沦》为代表的自叙传小说，触碰到了当时社会的“道德”底线，同时也考验着社会情感和时人精神的忍耐限度，其形式突破了旧有的抒情框架，从客观上而言，一定程度地扫除了国家、民族、社群、团体等“社会”层面在进入现代化轨道前的精神阻滞——至少是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参考与道德探索。无独有偶，同为创造社同仁的郭沫若，指出了“烟囱扫除（Chimney sweeping）”对改变中国国民性格的积极意义：“民族遇着了种种的高压，经历过久，把种种的不愉快，主动地、被动地，压到潜意识界里去，渐渐地招来民族的萎靡、颓丧，互相猜疑，互相残刻，结果不为异族所吞并便酿成革命的爆发。”而对于新文学而言，同样需要这种压抑释放和精神导泄，“一切文人把自己不愉快的记忆，尽可能地倾吐出来。那便是使自己健全的一种方术，同时也是使社会健全的方式。” 这是“社会精神分析学”（Social Psychoanalysis）形成的现实依据，同时代表了新文学的叙事旨向。再看鲁迅写下的一段耳熟能详的话：“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从这段被反复征引的话可以看出，现代文学在这里更多地充当了改造精神、唤“醒”与疗救民众的工具，其努力的方向是撇开国民肉身层面的“体格”塑造，认为亡于肉身之“病”的“愚弱”国民即便颓败死灭，亦无足惜；实际上，说这段话的时候正是鲁迅以“自我”的一次反省为出发点——弃医从文——建立起的新的想象，在这里，他寻求的是通过“文艺”的方式，拷问和省查国民的“精神”；而这个过程又是以“写实”为指归来把脉社会，以一种统合性的观照视角，将中国社会和国民的“病症”诊断为精神层面的坏损和痛疾。

反观郁达夫的小说，其表面看似无关乎历史语境，譬如非常具体的历史事件与时代背景，也没有刻意寻求文本的社会意义——这代表了他在美学上的尝试；然而，在对苦闷进行集中陈述，以期达到对压抑的纾解，最后却遭遇缓解无力、升华未果的情形下，外在的“社会”现实层面与内部的自叙传性质的“我”形成了缠绕和互证，这是实施社会/个体层面精神状况的解剖/分析的前提或说必要性。关于这一点，吴晓东曾说：“从《沉沦》就已经开始了郁达夫的现代主题的表达，即现代主体性的危机是一种双重危机——个人的和民族的……《沉沦》贡献了一种现代小说中习见的模式，并真实地反映着中国现代主体的建构过程与民族国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性。民族国家的危机必然要反映为自我的不确定性甚至主体的危机。”他指出了郁达夫小说中的个人与民族的纠葛，这种在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主体危机，实际上构成了个体的病症与时代的征象，郁达夫小说表面上虽是自“我”的怨艾苦闷，实则含有大的旨归。他在自传《悲剧的诞生》中说起自身的童年创伤，进而述及晚清政局的朽败，尤其痛感甲午战败后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东方的醒狮，受了这当头的一棒，似乎要醒转来了；可是在酣梦的中间，消化不良的内脏，早经发生了腐溃，任你是如何的国手，也有点儿不容易下药的征兆，却久已流布在上下各地的施设之中。败战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这就涉及到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源起问题，也是其不断地返归其间，汲取材质、反复聚焦的话语之源；然而，现代文学这个故事从何说起，莫衷一是。如果将中国视为一个象征性的躯体，那么到了近代，这个身体发生了内在的衰竭，而外部气流的注入，又使其经历了一次精气的置换。然而，这个过程并不彻底，往往还伴随着混沌和交杂，并且以各种道德伦理的乱象与人性精神的困窘表现出来。从这个层面而言，切入精神内部进行探视和分析，就显得不可或缺而又尤为迫切。就在此时，文学的力量应声而起，开始担任解剖社会与个体精神的历史任务。透过郁达夫的小说，可以见出现代文学的言说方式和话语策略之一斑，而“新”文学的介入则是以一种新的结构方式——带有强烈的异质形式和现代意味的精神向度、文学艺术和隐喻形式，对社会历史与民族国家的想象进行具有主体自觉色彩的形式化创造。

当时的风云迭变，在战争和政治的失败中萌发了“先进”与“落后”、“新”与“旧”以及“变”与“不变”的精神拉锯，而且由于“进化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宇宙定律，迫使（或说引领）现代文学重新思索自我的存在定位以及国族的生存现状，如何在幻变的时代从旧梦中惊觉，采纳新的梦想，寻求新的出路，建构新的想象，更是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欲望满足”。对于郁达夫而言，其自叙传小说中所结构而成的忧郁病、性苦闷、臆想症和白日/夜梦等等，也俨然成为对应着深层历史语境的社会精神分析学的重要素材。在《沉沦》末尾，“他一边走着，一边尽在那里自伤自悼的想这些伤心的哀话。走了一会，再向那西方的明星看了一眼，他的眼泪便同骤雨似的落下来。他觉得四边的景物，都模糊起来。把眼泪揩了一下，立住了脚，长叹了一声，他便断断续续的说：‘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在这里，郁达夫将个人的得失苦乐归究于“祖国”的贫与富、弱与强，应该看到，如此这般的宏观层面的诉求，与文本中俯拾皆是的寻求个体解脱的追索，其实存在着内在的碰撞与深刻的纠葛。在这两种话语中，郁达夫小说所涉及的“社会”与“个体”并不是相互独立互不关联的，在这里将其截成两段是为了体现出当中的层次感而采取的论述方式。其实在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中，两者彼此紧密地缠结在一起：当个体想要抵制和排斥社会—国家的侵蚀束缚，却发现那是无法掘弃的“厚障壁”，越是想疏远、回避或对抗，就越会觉得孤独无依难以适从；而另一方面，当“社会”将要挤压、扭曲甚或吞噬个体的欲望时，后者就会变得警觉起来，愈发“自觉”得深刻，继而反弹起更为激烈的思考与反抗。

二、个体精神解剖的文本实践

以《沉沦》为例，抒情主体“他”所写下的日记颇值得玩味：“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给我一个‘伊甸园’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所有，我就心满意足了。”可以看到，一开始，“他”的内心所怨怼的是国家之贫瘠与社会之羸弱，这似乎与切己的尊严是紧密相关的；随后，他毅然抛弃了外在的追求，从沉浸于国族层面的苦闷，转而寻求“一个”精神上的同情和理解；而到了最后，“他”的诉求进一步地发酵，出现了仰天长啸式的呼吁和祈祷，甚至干脆单刀直入，直求“伊扶”的肉体与心灵。可以发现，传统“内圣外王”的追索在这里发生了转化，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的古典人生出现了转圜，“王”与“善”被有意无意地抛却，取而代之的，是“心满意足”的“真”。也就是说，内面的自我意识与内心欲望的真情流露和自由发抒，得以在上一层级的“社会”到下一层级“个体”的导向中，通过“真的声音”，打开一个阔大的场域，在此空间中，主体以一种过度的向内挖掘的方式对自我进行敞开。

前面提到，郁达夫小说复苏了“中国的枯槁的社会”，然而，联系小说《沉沦》可知，这样的更新和置换，却是通过“槁木的二十一岁”与“死灰的二十一岁”的这么一个“他”实现的。换句话说，抒情主体的直接袒露，尤其是集中对自身内在的困惑、疑窦、苦闷、抑郁等“性”情的自由联想和倾吐式的诉说，为精神的解剖和分析提供了基础，也由此而释放出了宏大的能量。那么，其中的逻辑关系究竟如何？郁达夫在《小说论》中提到：“小说在艺术上的价值，可以以真和美两条件来决定。若一本小说写得真写得美，那这小说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社会价值，及伦理的价值，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尽可以不管。”不能否定的是，文学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真正的文学与“纯客观”的描写相去甚远，而小说所追求的并不是直接的社会目的和伦理目的，而应该在执着于“真”与“美”的创作原则中，纯化自身的艺术价值，其所体现的必须是写作者内在的意图，表达出“赤子之心”和人物的真实性情，这才是艺术之成为艺术的关键所在。然而，纯粹的艺术所代表的又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具体的流通与接受的过程中，好的艺术作品同样能发挥出自身的现实效力，“不过事实上凡真的美的作品，它的社会价值也一定是高的。这作品在伦理上所收的效果，也许不能和劝善书一般的大，但是间接的影响，使读者心地光明，志趣高尚的事，也是有的。”因此，在郁达夫看来，小说创作不能为了社会和伦理等外部功利目的而削足适履，妨害了小说的艺术价值，这样的“目的小说”必须会因为顾虑过多而丧失了其真实性和纯粹性，相反地，小说的生命在于其内在品质，需要在真与美的塑造中表现出自身独特的价值，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而“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品，既具备了美、真两条件，它的结果也必会影响到善上面去，关心世道人心的人，大可不必岌岌顾虑。”可以说，对艺术之真之美的追求成为了郁达夫小说创作的价值核心，他在小说创作中选择了“自叙传”的表达方式，提倡“令人痛快地发表个性”，主张将艺术家个人的心理体验和精神旨向“毫无保留”地加以表露，使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与写作者的自“我”的延伸相衔接。然而另一方面，崇尚艺术美的抒写的郁达夫却又认为，“表面上似与人生直接最没关系的新旧浪漫派的艺术家，实际上对人世的疾愤，反而更深。”可以说，作为前期创造社主将的郁达夫，崇尚的是“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在具体的小说创作中，郁达夫主要通过人物直露大胆的内心独白，直接表现人物自身的焦虑和痛苦，以此释放出抒情主体“我”的性的苦闷，不仅冲破了个人的心理，而且还对整个民族的精神/道德障碍造成了巨大的撞击，“解剖”人物精神层面的病疾，并且进一步表示“我只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从而以自“我”（包括作者本体及其精神延伸）表现为旨归，在创造出了那个“青黄不接”的时代表征的同时，也对其实现了一次深刻的冲刷与催熟。

创作于1922年的小说《采石矶》是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中别有意味的一篇，小说主要展示了“神经过敏”的黄仲则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黄仲则是一个身患“忧郁症”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有着“孤傲多疑”的性格，每当他遭遇心理抑郁和精神挫伤时，内心散发出来的深切忧郁和哀伤便形成了他的精神病症兆，恰恰是此时，挺身而出缓解其“神经病”的却往往是文学这一药石。也就是说，只要是精神上的焦虑和苦痛一发作，文学的力量便自然而然地随之参与其中，彼此形成衬托或对应。当他遭受爱情的挫折时，“他的少年的悲哀，只成了几首律诗，流露在抄书的纸上……”当吊唁他心爱的“薄命诗人”李太白之墓时，“心里的一种悲感，竟同江潮似的涌了起来……走回学使衙门去的时候，他的吊李太白的诗也想完成了……”当他大病初愈，顿感“无聊”，“觉得人生事事，都无长局。拿起笔来他又添写了四首律诗到诗稿上去。”如是等等，不一而足，在在说明抒情主人公黄仲则似乎想通过诗歌的方式，治愈内心愤懑与灵魂焦灼。然而，这只是问题的表面，文学诚然只是/只能以“纾解”的方式，作用于黄仲则的精神病疾，因此，可以反过来说，诗歌（文学）并不是准确意义上的药石，对内在的焦虑和纠葛能做到药到病除；更重要的是，与其作此理解，不如将蕴于小说之中的“文学性”先释放出来，因为对于郁达夫而言，文学的审美的力量并没有强大到能直接作用于现实之病痛，而回到黄仲则身上，他实则是先发现了“文学”，然后才通过文学“发现”自己。也就是说，“文学”与他的自我是一种相互缠绕和纠葛的关系——随着诗歌的吟诵、内心的吐露以及小说情节的推进，“文学”得以逐步深入到黄仲则的“精神”进行透析。从中可以看出，文学的方式不仅是黄仲则消解忧郁和痛苦之“沉沦”的“升华”之法，而且是作者得以实现对其进行精神解剖和分析的媒介，与此同时，郁达夫实际上也通过文学的形式——尤其是自叙传小说的自“我”表现和铺陈，实现了抒情主体的精神之“解剖”，从而对包括青年知识分子在内的“小国民”的精神分裂与身体病症进行互证式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说，郁达夫代表着现代文学及其以精神分析功能为媒介实现的时代欲望的满足。

陈翔鹤在《郁达夫回忆琐记》中说：“他们确确实实地将Sentimental一字介绍到中国来了。于是在已觉醒或半觉醒的中国智识青年当中，便起着强烈的反应：他们自命为‘感伤主义者’，‘弱者’，‘零余者’，而在郁郭诸人影响之下，各各叫出了自己对旧社会，旧家庭，旧婚姻，旧学校种种不同的愤懑的反抗的呼声，从他们的‘形式’上，似乎脆弱的、退让的，而其实其本质确是硬朗的，积极的。”郁达夫确是通过对自“我”的深度解剖，从而唤醒了处于“已觉醒或半觉醒”状态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主体感，在忧郁、柔弱和感伤的背后，在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具有一定认知水平的民众）疏松的骨头中注入了钙质，即郁达夫通过一种带有自叙传色彩的的小说形式，引导“中国智识青年”进行了一次想象性的反观自身，让他们从“镜子”中认识了自我，在“少年中国”中初步建立起一种稚嫩的“现代主体”。而正是在“沉沦”与“升华”的更迭和变奏中，作者将一个正当“觉醒”的年代对象化，在一个旧梦向新梦过渡的历史语境中，实现了带有“精神分析”意味的创作动因向文本形式的转变生成。更有意味的地方还在于，作者通过自叙传的小说形式，对自“我”进行的“解剖”，这种返归自身的省思和剖析，颇能体现出启蒙者们的自“觉”与“醒”悟。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曾提到：“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郁达夫同样立意于自“我”的解剖，即便在其作品中没有如鲁迅那么强烈而又“无情”的怀疑和否定意味，但是其小说中所“解剖”的“我”则别有意旨。其往往通过人物的自“我”揭示与暴露，呈现其性格心理、内在情绪，甚至通过人物的白日梦/夜梦的展现，探进其潜在的意识深处，让他们进行自由联想，与他们“对话”，进而对其“神经病”或“忧郁症”进行分解/剖析，在由内向外以及由外入内的相互辐射中进行种种必要的而且又似乎是迫不得已的省思。不仅如此，郁达夫还在其小说中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面向——“他觉”与“自觉”的结合和纠葛——这显然与备受诟病的单向度的启蒙形态迥异。例如，在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烟厂女工面临失业危险却显示出了高贵的淡定和从容，却无意间搅动了抒情主体“我”的情绪，升华了作为“无家可归”的城市失业者“我”的内在精神，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作用于遭遇现实困窘与生活困境的“我”的“他觉”，其实并不为女工所自知，作者在这里将其充分文本化和形式化了；而且“我”在女工朴素而坚贞的精神感召下，不断地发生自我的龃龉与进行内在的言说，并对自己的欲望和幻想进行种种解剖、分析、阻断和否定。这里体现的，是在现代文学的叙事实践中，寄寓于“我”这么一个充分自“觉”的现代主体之上的“精神分析”话语形态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三、现代身体与中国道德

小说集《沉沦》出版初期，围绕着当中所包含的有关色情、性欲和颓废等因素的争论颇为激烈，对此，在仲密（周作人）的《〈沉沦〉》以及成仿吾等新文学作者的评论文章中，都对所谓“不道德的文学”进行了反驳，进而给予了“道德家”沉重的还击。可以说，关于“道德”问题的讨论，组成了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最早分歧；然而，分析当时的辩论文章可以知道，其中所涉及的“道德”的“是”与“否”以及“新”与“旧”的问题，在在呼应了《新青年》和“五四”新文学最早提出的“新道德”与“旧道德”的辩题。需要提及的是，简单的对立式善恶与真假，并不有助于将问题引向深入；不仅如此，关于“道德”这个近现代以来困扰“中国”的关键命题，在随后对郁达夫小说的研究中，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延续和更新。

可以说，郁达夫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中国道德”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叙事实践中最为深刻也最为复杂的尝试。所谓“中国道德”，在郁达夫的小说中，经常体现为“国民”性与国民“性”的合一。郁达夫在《谈谈民族文艺》中说：“民族文艺的叫唤，大抵是某一个民族，受了他一民族的重压，或某一民族伸张发展，将对其它民族施以重压时的必然流露；前者的例，在中国历代被外族所侵，终至亡国的时候，都可以看出，而尤以目下为最著；后者的例，是德国在世界大战以前的流行现象。现在当希脱勒在压迫犹太民族的正中，死灰又复燃了。” 郁达夫在这里指出了民族文艺的起因，简言之，那是一种压抑或说压迫之后的精神迸发。而真正体现民族文艺存在和发展复杂性的，还是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一方面，晚近以来，面对外族的侵略凌辱，现代文学以“中国”与“国民”为命题，传达一种“觉醒”的紧迫感，抒发内心的愤慨、压抑乃至期许，由此而产生的焦虑也形成了一种文化的“控诉”、“激进”与展望；但是另一方面，在面对具体的现代社会生活和人物主体的精神心理时，这样的呐喊和抗争也并不是毫无扦格的，体现在郁达夫的小说中，也就发生了“国民”性和国民“性”的复杂缠绕。具体说来，由于屈辱感和焦虑感而产生的民族认同和自我在国家层面的身份认同，在郁达夫“传记”与“叙事”相纠合的文本世界里，体现为人在自我认知与思想“觉醒”过程中对自身性欲的发现和追寻，而在“洁癖式”的精神寻求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中，便产生了种种撕裂与悲恸。而国族精神状态和自我身体渴求的同时存在并相互纠葛，也正昭示了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独特意义之所在。譬如，在小说《沉沦》中，作者对不堪忍受抑郁和悲哀的主人公“他”的心理自省和精神病疾进行了“分析”：“一到了悲愤的时候，他总这样的想的，然而到了安静之后，他又不得不嘲骂自家说：‘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到他们的同情，所以你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么？’”民族身分的自觉与自身性格的反省以及精神层面的缺失，在小说中勾连在一起，并存于抒情体“他”的身上。而在《茫茫夜》中，带有知识分子色彩的青年教师于质夫的性欲问题同样得到了正面的探讨：

初到学校二三天的紧张的精神，渐渐的弛缓下去的时候，质夫的持久不抬头的性欲，又露起头角来了。因为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吴迟生的印象一天一天在他脑海里消失下去。于是代此而兴，支配他的全体精神的欲情，便分成二个方向一起作用来。一种是纯一的爱情，集中在他的一个年轻的学生身上。一种是间断偶发的冲动。这种冲动发作的时候，他竟完全成了无理智的野兽，非要到城里街上，和学校附近的乡间的贫民窟里去乱跑乱跳走一次，偷看几个女性，不能把他的性欲的冲动压制下去。 

可以说，性欲的产生所代表的是一种快感的待满足状态，虚空的精神容器需要某种实质性的填补，而这个过程如果受到阻滞，与快感相对应的痛感便会像幽灵般如影随形。痛感和快感的同在，如果结合郁达夫的小说集的命名，也即“沉沦”与“升华”的并存，这两种因素摻杂在一起，并呈现出螺旋式延伸和上升的状态，通过小说的形式而形成所谓的“苦闷的象征”。面对着难以抑制而又无法摆脱的性欲纠缠，郁小说中的“我”、“他”以及于质夫们，都面临从肉身到精神层面的“沉沦”，在他们身上，“沉沦”与“升华”有时甚至于一念之间，但是这种道德的沉沦与坚守，以及其中所蕴蓄的苦痛与隐忍，又试图通过“文学”诸形式实现“升华”；必须指出的是，这显然只是试图寻求形而上意义的转化，具体落实到郁达夫的小说，当文本中正处于“国民”意识觉醒之际的青年，在遭遇到“性”的“骚扰”时，其在试图实现性欲的消解而达到升华的努力中，往往显得困难重重。在这个梦魇般难以摆脱的困境中，肉身/身体的要素是缠绕其中的。

在小说《迷羊》中，“我”一直强调是要去养“脑病”，但是随着内心的敞开和精神的自省，身体的缺陷或说是性欲的匮缺愈发显现出来，最终，身体与脑病却都同时被归入到探视和分析的对象。可以这么说，郁达夫小说中所涉及的社会/个体的精神剖解/分析，其实针对的便是“中国”之躯与“国民”身体。在《沉沦》中，抒情主体“他”所凸显出来的“忧郁病”和“性苦闷”及其所造成的精神困窘，集中体现在身份危机与身体困囿的双重焦虑，身在异乡的“他”，感受着日本的风情习俗，也体验着异域的历史氛围和社会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所面临的伦理意义与政治倾向并不是分离的，而是并存于具有自叙传意味的小说抒情主体“他”的身上，并且以身体为表征呈现出来。由于人的感觉思维和意识精神的形成，必须依赖于身体的感知和表达，并不是简单的由外部世界向内在情态的单向过渡，也不是由内向外的探射，或者是由外朝内的感知，而是如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所说：“身体是一种奇特的物体，它把自己的各部分当作世界的一般象征来使用，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得以‘经常接触’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的一种意义。”由此而联系郁达夫的小说，可以得知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对身体的认同是与人物所处的现实环境、时代历史和精神情绪紧密相联的，抒情主体的精神病疾，正是以身体为触发点，在与外部世界的对抗与妥协中，所产生的一种无所凭依的状态，这样的落差导致了身体欲望的形成。从外部因素来看，这种欲望的蔓延既是跨地域的也是跨时间的，具体说来即是抒情主体身处异乡/异地，或身体处于疏离/脱节的异质状态，在维持生计（谋生或求学）与身计（如治病疗养）的过程中，遭受到新旧文化冲撞而产生的灵魂撕扯、身体焦灼与道德感断裂。对于郁达夫的小说而言，从精神到身体再而引申至道德，这个过程并不是一种由此及彼的简单连接，其中的复杂纠葛与痛苦互搏，可见一斑。

胡适曾指斥“戕贼身体，断臂，绝食，焚身，以求那幻想的精神的安慰。”在胡适看来，大到民族，小到个人，物质、身体与精神是平行的统一的，只要在“人生基本欲望”得以满足之后，心灵上和精神上的完善也就指日可待了。胡适所说的这一层意思，与中国传统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并无二致。 需要提出的是，胡适对“戕贼身体”的斥责，以及其中隐含的对“身体”的还原和倚重，成了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重要切入点。郁达夫在《文学概说•生活与艺术》中说：“从心理进化的方面来说，“生”就是使无意识的活动变为有意识的，有意识的活动变为反省的，反省的活动变为道德的活动的动机。这就是“生”这一力量所有的动向。总之，“生”的动向，是使人类一步一步从不完全的路上走向完全的路上去。”从《茫茫夜》、《空虚》、《青烟》等一系列小说可知，当于质夫们为了“生”的压力而奔波时，他们内心“有意识”的活动也体验到了自身“无意识”的欲望，然而，压抑的内心、忧郁的性格和无依的现实，却又使得“反省”和“道德”显得那么的艰难，于是他们只能在“不完全的路”与“完全的路”之间踟蹰徘徊。应该说，身体焦虑与精神压抑所带来的，是日常生活的惘然窘惑，是道德伦理的困境。然而，对于郁达夫的小说，再参照前引郭沫若《论郁达夫》中的观点，可以看出，郁达夫剖开了人性的“道德困窘”，以此实现真精神与假道学的对峙，在没有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前提下，破除了虚伪和矫饰，在文本世界中获得了审视和批判的功能，并且建立起一种敞开着的匍匐的道德，这样的道德探讨往往蕴蓄在一个个毫不遮掩却显得异常卑微的主体之中。一头是嘶吼的现代身体，一头是渐变中仍显缄默的中国道德，其内在的扯嚷与纠葛，诞生在了一个正在觉醒的现代主体“身”上。

为《沉沦》辩护的仲密（周作人）引用莫台尔《文学上的色情》中的观点，罗列了三种“不道德”的文学，第一种是以新斥旧，具有革命色彩却不为时人所接受的文学；第二种是虽不端方却是严肃的，虽不劝善却不是诲淫的自然流露的文学；只有第三种才是可以称之为“不道德文学”的非人道文学。周将郁达夫的小说归入第二种，“虽然有猥亵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从辨析道德与否，到提出“希力”，周可以说展开了其中的曲折。郁达夫的小说便是通过不计得失的精神分析与身体敞视，“非意识地展览自己”，将苦闷与抑郁、痛楚与隐忍的精神/肉身之沉沦，结构成一个“卑微”的自“我”；然而这个在“卑微”中自惭形秽的“匍匐的身体”，却倾吐出了忧郁的能量和沉痛的呐喊，从而释放出相当的道德轰毁/再造的精神容量，尤其经由周作人提到的小说这“一件艺术的作品”，结构形成所谓的“受戒者的文学（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值得注意的是，“initiated”如果作“受戒”的理解，那么这里便存在着一种宗教/非宗教的仪式洗礼之后的跨越，如果从文本和叙事说起，则不仅体现为经由单纯的肉身而导向内在精神，进而营造出一个有意味的“现代身体”；而且抒情主体的个人忏悔与国族/社会层面的探析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回路，两者交互式的逾离和越界，同样扩充了小说的精神容量，增强了“道德”命题的倾向性，通过一种出于卑微和忏求的越界，生发出摧毁性的力度。同时，还以宽容的姿态加入到现代文学的道德改造共同体中，从而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想象创造出阔大的空间，也为“中国”之“道德”试探出新的起点。从这个方面说，其实郁达夫的小说还跟莫台尔所提出的第一种“不道德”的文学有关。从接受的角度而言，正是受戒之后知道人生的严肃，才能了解郁达夫笔下的抒情主体的“轻佻”、“猥亵”与“卑微”， 也就是说，只有拥有健康严肃的道德信念的人，“在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希有的力……” 否则，这样的道德立足点站不住脚；况且，惟其如是，也才能够彻底摒弃周作人翻译与谢野晶子的论文时所提到的“古代”的“暴虐的道德”，建立与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中真诚恳挚的抒情主体相匹配的“真实的道德”。进而以此为基础，在破除郁达夫小说之“不道德”的同时，构建合理的道德宽容度与可能性，而且在与社会/国族/集体的缠绕中越界出来，敦促现代主体完成必要而充分的自忏/省思，从而得以通过“受戒”的图腾式跨越，获取真实的“希有的力”。

四、余论

郁达夫以一种浪漫式的“我”来表征国民的主体发现，并由此而揭示和剖析民众精神病疾。与西方浪漫派意义上的“我”的主体生成历程不同之处在于，郁达夫笔下苦闷而忧郁的“我”是经过“旅行”而实现了在地化的现代主体，同时试图在社会（国家、民族、社群、集体）与主体（身体、性、意识、经验）的相互纠葛中彼此实现螺旋式上升的双重蜕变。这也是造成“现代主体”的创伤性体验的重要因由。而现代文学的“精神分析”实践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对于郁达夫而言，自叙传的形式使他能够更多地倾泻“我”的情绪和感受，将抒情主体的内心躁动和精神病疾充分展示出来；然而，对某种形式的选择（自叙传小说的形式厘定）迫使郁达夫不得不有意识地在现实中的我与虚构作品中的“我”保持距离，从而才能形成一个“独特的审美世界”，并以此达到情感和灵魂的“净化”，这不仅是缓解现代文学作者自身焦虑的良方，而且也是现代文学得以成为置身于外的“旁观者”——精神分析者的关键所在。本文集中讨论的是郁达夫对自叙传文体这一形式的选择，他不仅将社会层面的国民集体无意识和个体的苦闷与道德困境糅合起来，由此对社会、时代、国民的精神病症加以结构，并将这些元素的聚合归入到自身的美学理想之中，在小说里体现为一种现代修辞的运用。

而“自叙传”式的现代小说修辞，也为“中国道德”提出了新的命题。现代文学所探索的“道德”问题已经被搁置了很长时间，而这所带来的弊端，在当下社会已经很显著地表现出来，并已饱尝其苦果。可以说，回到现代文学发生之初的境况，指出在旧礼教与新道德之间，并不是先破后立或者不破而立的关系，也不是凭空捏造出新的价值准则和伦理要求，而是以破寓立和破中带立的方式，将新的因素化入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提供一个切中肯綮而又富于启发意义的起点，并且引入了民族国家——“中国”的维度，经过基于社会与个体两个层级的精神分析之后，为“中国道德”的再生成提供合理的空间和尺度，并通过特定的文学形式和话语形态，创造出新的想象、体悟和认同。

（公众号编辑：华东师大中文系 辛颖）

（原刊《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