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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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2日，沈阳宣告解放。“一五”期间，沈阳作为一个以机械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城市，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重点，企业高度集中的铁西区是重中之重。50年代将近十万平方米的工人村建成，在全国率先引导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住宅潮流。毛主席曾把辽宁誉为“共和国长子”，沈阳市则有“东方鲁尔”的美誉，追光灯下，沈阳度过了荣耀的时刻。1984年铁西作为一个计划经济典型特征最为突出的老工业区，在改革企业管理机制上开始了一系列探索，并从1986年开始全面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自此，铁西区的历史、乃至我们在媒体上所熟悉的那个东北整体，步入了它的下半场历史。之后的事情以纪录片《铁西区》、电影《钢的琴》，和双雪涛的东北书写不断得以复现。

班宇在小说集《冬泳》中也详述了铁西区人的生活，贫穷、困顿、历史的偶然和必然；尊严、喜悦、生命的希冀和失落，都纷纷在他的语言中落下又浮起。评论他的写作，不可用太过夯实的句法，而需以一种轻灵的词组，才能对接他绵密和层叠的神韵，因为他的意在言外，那个“外”的边界是如此浩茫扩大，又是如此地自我阐释匮乏。粗略看来，小说《渠潮》几万字内却有二十年的拉锯，涉及诸多历史事件：文革、恢复高考、凭票供应、新中国第一起劫机事件、“严打”、整治臭水沟。其实更为关键的是，有一些东西溢出了历史的叙述框架，比如病重女孩以《淳朴的心》讲述自我身世，小蛇张开无牙的血口，高楼上赎罪的开心鬼，钟馗捉鬼和60年代人与人之间关系隐喻，李漫所讲述的越狱事件和桃花源故事，……一桩桩一件件，每每让人心惊。

浮在文化最表层的风景和语言一度是地域文化的简便抓手。区域在乡土之外又逐渐交织进入城市肌理，又在民族和政权的维度上寻获历史纵深感。而事实是，这样的结构无法概述沈阳铁西区历史。在卡普钦斯基的《帝国：俄罗斯五十年》第一部分“初遇”中，即包括大雪覆盖、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奠定全书的冲突和伤感氛围；雨果写《巴黎圣母院》主要是为了充塞坚固的法国历史和建筑学知识，恋情与阴谋的故事倒在其次；《长恨歌》用整节整节的篇幅，纵览上海俯瞰仰视的阴面阳面。然而，班宇却似乎不是为了一个整体的东北写下些什么。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是，班宇的作品中少有东北的自然物候。除了雪花纷纷落下之外，你很少能意识到这里是辽阔清冽的北方。

近些年，集簇冒头的东北叙事是必然，那一代人，包括郑执和贾行家，已经成长到了可以处理生命经验的时刻。由此，他们所写的东北故事也就接续了一种阶级和转型的话语立场。不过，在双雪涛那里，有完整的动机、转折、下笔时的自行其是和事后的自我总结，莫不可以理性计量。在时间上，班宇写的是转折降临前的历史（1986年，第一家国企倒闭），是双雪涛艳粉街故事的前半段；在空间上，他聚焦的也是那个此前依然保持着体面的工业区的标准生活，而不是郑执所凝视的“穷鬼乐园”里的混混二流子们。特别的是，班宇的这篇小说《渠潮》实在过于有辨识度。纯然诗性的语言和带有生活气息的话语密密麻麻重叠在一起，显得优雅、缓慢、齐整和郑重。这种语言本身是令人着迷的，但是在今天已然增添了一点煞有介事之意。这个变迁背后，提示了一种自我表达权力的诞生和丧失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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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宇的故事不是发生在东北的历史里，而是直接产生于他的语言之中。这真是吊诡之处。我们自然可以说，郑重其事的语言是作者自身气质的折痕，他塑造的每一个人物每一处转折，都仅仅是又一个自我的面向。但我认为，这里有一些熟悉的气味，属于老厂矿区那曾经高度一致的集体生活。举一个例子，全国各地的油城人民，即便散布于胜利油田、中原油田、玉门油田、克拉玛依油田、……他们也有着跨越千山万水的共同知识，比如磕头机的型号、油气管道的铺设、泥浆工的职能，铆钉卯眼扳手起子都在何处可派上用场？也就是说，工业基地的子弟，共享了同一种经验和同一种历史。曾经，在他们那个不乏优越感的内部，社会主义是一种实在的生产实践。富裕的希望并非虚构。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不存在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子弟们只是在“延续”自己的命运而已。这样看来，李漫对于上海的奇异向往，几乎必然会导向一种更大的意外。

此前，当沈阳被称为“东方鲁尔”的时候，说的不仅是这一个区域的发展水平，而是用德国鲁尔区来指代整个国家的未来面貌。在与之对应的世界格局里，沈阳的状况其实也是一种政治规划下的工业方案。因此，变压器厂老工人满峰在兴头上，“大嘴一撇，继续讲个不停，海陆空三栖，为主席献计献策”，他的“学识”自然不高，但“见识”不少，主要来自于一种全国性政治话语的传播。那些雄辩的语言，体现了当时中国的现代化雄心，也是工人阶级主动扛起来的责任心。铁西区牢牢镶嵌在国家现代化历史中，而工人文化也在80年代中期前稳固地维持着自己的尊严。

有意思的是，沈阳人的语言，不仅比普通话更“普通”，还要更加庄重，有点头头是道的意思。有一个喜闻乐见的段子是，东北人一直认为自己说的就是正宗普通话。事实上，他们说的也的确是普通话。当教师的父亲、社区工厂满晴晴家、警察徐卓、变压器厂师傅满峰、售货员冯依婷家、都以一种严格的语法整饬着平凡的生活，充满了分寸感、体贴心和道德标准。这和我们目前所熟悉的“忽悠”和“掰扯”全然不同。而李家母亲，能够从钟馗捉鬼的故事体会到宽忍之力量。至于可以说出人与人的相处在于理解和扶持这样散淡透彻道理的冯依婷，其实也不全是依靠班宇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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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尤其是沈阳等几个重工业城市，是在国家秩序上建立起来的。因为历史的原因，本身东北人的语言就近似于北京话，在1955年国家推行普通话为通用语言后，加上整体经济社会对于高效运作的工业的要求，大部分东北工业区的人们都操持着比较标准的通用语言。这就是为什么老师傅满峰能够在某些方面比李老师更敢于下断语，有见识，甚至说出“你们知识分子，目前待遇还没上来”这样高瞻远瞩的话。80年代中前期，最早的一批通过高考走出原始居住地的人们，还没有把知识“变现”或者知识“报国”的效应发挥出来，因此，“咱们工人有力量”仍然是最实事求是的赞美。这对应着建国后未完成的“新人”主体性建立任务。居于这一主体生成进程的核心位置的，则是社会主义的平等政治。工人们获得的是“自我表达的权力”。他们的知识和情感二者互相生成，更新了精神主体，带着知识和情怀去开拓世界。

铁西广场主题雕塑“力量”

东北人几乎都有出口成章的本领，他们的口语和书面语高度一致。这里面的权力意味其实颇为复杂。当地方性语言被理解为一种中央一元文化的多元化补充，甚至仅仅框定在一个地方性审美自律中时，它内在的文化-政治空间也就被抽空了。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描述了喑哑的方言在暗无天日的角落里默默反抗的宿命，他张扬了这种无法被民族主义逻辑所改造的语言“剩余物”。但东北的语言应该从反面观之，它是一种主动的靠拢和借。在沈阳铁西区，国家与地方不是对立关系，因为铁西区里最能够体现平等政治的工人新村，正经由国家的统一部署目标而设计。厂区里人们的语言形成其实是这个国家进程之中的美学产物。一方面，东北原有的方言词汇很好地容留在民族共同语中，并且因为有着一种共同理想的生成，而逐渐完善着沈阳的语言中更为整齐那个面向。但当它在今天成为了一种轻松的调笑后，这样的“降维”正是最近20年来东北文化失败之体现。

班宇自认为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去写笔下的人物。实际上，他对于自己的语言的坚持，其实是无法接受那种舒适妥帖的语言在历史中永恒地扭曲变形。

六十年代中期，身处运动的李老师们将生活理解为：人们不过各司其职，要宽忍，不要记恨。大梦之后，在记忆中打个补丁继续过日子，仍是安宁。而李家人的命运之悲壮，在于他们在外部历史还未断裂之时，意外自行断裂，唯一的遗留物李迢，也就感受到了被抛弃的宿命。陆地海潮，满晴晴从沈阳到海南；阴阳生死，父亲从家到文官屯；海底岸上，李漫从卫工明渠到黄浦江……汹涌而走的是耗散了的东北。犹如在房顶看球时，那对面屋顶因为不堪重负而倒塌，像一场伟大的戏法。向外扩散的生活和人们告别了他。班宇也正是空无一物、提前悼念了他们的离去，只剩下《沈阳啊我的故乡》还在回响：“社会主义的高楼大厦/伫立在古老的沈阳/那是我常年居住的地方/自力更生重建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