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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炜乡土小说的“复杂化”叙事 ——以“乡土中国三部曲”为中心

来源:《名作欣赏》 | 邓威 郝敬波  2019年06月20日15:06

近几年来,江苏作家叶炜的小说创作引起了批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位“70后”的小说家,叶炜的创作显示出一种“老成持重”的精神气质,无论是创作主题的发掘,还是叙事耐心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由《富矿》《后土》《福地》三部长篇小说构成的“乡土中国三部曲”,是叶炜目前最重要的作品。“乡土中国三部曲”整体上书写了乡土历史变迁,又能各自独立,主题和题材上又各有差异。《富矿》表现现代工业文明对“麻庄”乡土文明的挤压,折射出当代农民在城市文明进程中物资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化,《后土》则是将触角深入到乡土中国的基层政治层面,通过对前后四代村干部工作生活的叙写,思考乡土中国的发展,《福地》则是沉入历史的长河打捞麻庄的“前世今生”,为地理上的麻庄寻找历史和文化层面的坐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叶炜以“乡土三部曲”冠之,但在阅读过程中我们的感受是丰富和复杂的,很难以简单的方式来指认叶炜的创作诉求。叶炜建构了以麻庄为典型的乡土世界,在时空变换、视角交错的叙事中不断演化出诸多主题,展示了乡土中国的文化多面体。因此,从不同角度切入文本,我们对叶炜笔下的乡土世界就会有不同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叶炜的乡土小说更多地在主题话语方面呈现了一种“复杂化”叙事,这为我们多方位解读乡土中国提供了一种可能,也为时代背景中的乡土书写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 人与土地关系的表达

叶炜乡土小说的“复杂化”叙事是由主题话语的丰富性形成的。人与土地的关系是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的重要主题,也是叶炜乡土书写的重要诉求。如何表达时代变迁中人与土地关系的变化,显然是叶炜在创作过程中始终思考的重要问题。“70后”作家处在中国城乡急剧变化的时代,他们也以自己的方式对人与土地关系的变化进行观察和表达。叶炜带着对于土地独特的思索,通过艺术想象的方式重构了一个乡土世界。叶炜的麻庄世界里人既是土地的依附者也是土地的建设者,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与土地依旧是相互依赖的关系。

在三部曲中,土地时常以“地母”的形象进入读者视野,带有无私馈赠与孕育万物的特质。然而,我们感到作者对人与土地关系的表达并未止步于此,还呈现出土地需要通过人的介入才能呈现其“神性”的一面。土地常常具化为土地神的形象走上前台,与乡村人物进行互动。《后土》卷首关于麻庄由来的神话传说,可以作为解读作者这一表达的入口。麻庄先人孤身逃荒至此,遇到一块石头。石头自称为土地神所化,被玉帝贬至此处等候千年,需他建座土地庙并世代供奉才能得以解放。麻庄先人依照土地神的要求造了一座土地庙,因此得以繁衍子嗣,最终在庙的西北方形成麻庄。在这个神话叙事中,人若离开土地神地庇护,则“这块土地不能收获,即便是你播下种子,也很快被老鼠吃光!没有粮食,你会饥饿而死,根本没有机会繁衍子孙。”但同时,土地神不是凌驾于人上的存在,它需要人的参与才能由石头变为土地神,需要被人供奉才能庇佑一方。土地如果离开了人的介入,就会成为小说中石头意象所指的纯粹自然物,也就成了《福地》中所描绘的“苏鲁大平原青蛇遍地,到处都是蛇游走的嘶嘶声。战乱分仍,灾害不断,民不聊生,瘟疫流行,遍地尸横,人烟杳无”的蛮荒之处。同时,土地承载着乡土世界里村民们跨越生死观念的精神寄托。三部曲中都出现了“坟”的意象,安葬逝者的坟墓与生人所处的现实世界都被设置在麻庄这个地理框架内,一路之隔,阴阳两界。在叶炜的乡土世界里,我们感受到“祖坟”这一特殊场所是主人公获得慰藉、寻求启示、坚定信念的地方,是他们精神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在《福地》中,主人公万仁义在不同境遇下前往万家祖坟后都会获得不同的体悟。祖坟不仅是传统与当下的桥梁,沟通生人与逝者的渠道,更是安置村民们最后归宿的地方,是他们的根。《后土》中作家借助土地神之口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麻庄为何这么兴盛?因为麻庄人敬重土地,善待众生。可是现在麻庄的人越来越失去了对土地的敬畏感,不在信任本神,有的还皈依了外教。我这次来托梦与你,就是想让你告诉麻庄人,不要亵渎土地,也不要远走他乡,他乡的世界再好,那也是别人的,与他们无关,他们可以在那里得到金钱,满足享乐,却终将得不到最后的安息。”人与土地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形成一个馈赠与反馈增的渗透,这种人与土地关系的观念成为叶炜乡土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

麻庄世界里的神以两种方式出现,一种是以土地神的形象,一种是以逝者的形象。土地神作为“乡土中国三部曲”中一个重要的形象,多次以托梦主人公的形式指点迷津,帮助麻庄躲避凶灾,并在文末揭示出土地神便是主人公的答案。《富矿》开场出现的官婆,具有沟通天地的神力,却在为麻庄祈雪的仪式上倒地身亡,化身为麻庄的守护神。多年以后,麻庄诞生一名和官婆长相一模一样的女孩麻姑。当麻姑历经人生百态后,经常在梦中遇见一个老人,“麻姑问老人,你到底是谁?老人笑,你连你的前生都不知道了!我就是你的前世官婆,死于很久以前的那场黑雪。如果不是那场意外,我不会升天,你也就不会来到这个世上。”同样的场景也多次出现在《后土》的情节中。刘青松第一次梦见土地神,在其指点下明白山洪即将暴发,迅速带领麻庄乡民进行自救,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麻庄在灾难中的损失。之后刘青松更是在梦中得知自己是土地神在麻庄的第十五代凡身,需要关闭挡住麻庄风水的砖厂。“这样一来,麻庄就变成了一个‘神人共治’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神人合一’的世界。‘神’就是‘土地神’,因而人与土地的关系在这里实现了统一,这是耐人寻味的。”[①]那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叙述呢?《福地》中的老槐树给出了答案:“麻姑庙塌了以后,这个节日就慢慢地淡了,坚持下来的只有老万家。他对村里人说,麻姑庙没了,但老槐树还在,老槐树就是麻姑神在世。麻姑是个大寿星,老槐树也是个大寿星,可见,它们是一体的,他们都是麻庄的守护神!老万的话让我很温暖。我隐约地感觉到,老万就是我在麻庄的人身,而我则是老万扎根大地的树灵。”与其说麻庄的主人公是土地神的化身,不如说麻庄的主人公正是人与土地和谐共处关系的维护者、践行者,是麻庄人与土地联系的重要精神纽带。在土地神这一形象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神灵”,那就是麻庄已经逝去的人。《富矿》中的二姥爷,身体上的死亡却带来了超自然的神力。他多次出现在麻姑的梦中,予后者以警示,帮助沉沦于欲望潜流中的麻姑完成道德上的复归。《福地》里万仁义死去多年的妻子绣香一再出现,带着某种“神启”色彩,保佑着万仁义一家。在麻庄的世界里,生死界限常被打破,人神对话、人鬼对话的情节层出不穷,这不仅增添了文本的阅读空间,也给了我们解读文本的钥匙。当然,带有神秘意味的叙事不仅是叶炜叙事的一种的策略,它使得文本阅读更加扑朔迷离,为小说披上了一层混沌、蛮荒的气息,提升了阅读体验,也扩充了故事情节的张力,同时这种神秘色彩也是乡土世界里特有的产物,“对于这种神秘元素的介入,批评界已经习惯将其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把它看作作家的一种艺术手段。其实,它并不一定是魔幻现实主义,而是只要忠实于乡土,不净化、不提纯,原汤原汁的反映生活,就必然要写出这些神秘元素。”[②]借助人神合一的方式,叶炜为我们展示了其对人与土地关系的思索。

二 文明冲突的呈现

伴随着人与土地关系的思考与表达,小说中展现的城乡文明冲突,也是叶炜小说重要的主题。随着三部曲的延展,叶炜潜藏在文本深处的复杂情感也不断明晰。在“乡土中国三部曲”中,文明冲突的呈现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表现的:

首先,乡村世界村民的信仰危机是城乡文明冲突的重要表现。《后土》开篇就这样写道:“在苏北鲁南的小山村里,差不多每个村子的东南角都会有一座土地庙。麻庄也不例外。麻庄人崇拜土地,视土地为娘亲。”这种描写给叶炜的乡土世界定下了基调,“小说非常详细地展示了拜土地爷这一民间信仰的仪式,可见,土地崇拜作为一种非官方的,与民间生活密不可分的文化现象已经影响着乡土社会大多数的一般民众的思维方式、生产实践、社会关系和政治行为。”[③]土地庙、土地神作为三部小说中一个重要的意象,多次出现在文本中。虽然土地庙并不是那么气派,但其维系着整个麻庄人的生活方式,“麻庄庙是麻庄人的精神信仰,那不是可以随口谈论的。村里的大事小事、红事白事,哪个不要去问问土地神?这是麻庄人的规矩,谁也不敢乱。”在信仰土地神之外,麻庄世界还有另一套维系生活运转的价值体系,那就是传统的儒家伦理观。《福地》中万仁义的唯一心思就是麻庄安宁,子嗣兴旺,六畜兴盛,他时刻秉承父亲遗训:“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这样的愿望可以代表了麻庄绝大多数庄稼人的想法,具有普泛性。旧有价值体系坚韧的维系着麻庄的运转,构成乡土中国最基本的元素。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民对土地的敬重之情开始逐渐减弱。在小说后期,麻庄人几乎很少再去敬拜土地神,这一集体无意识的出现表明了土地神作为麻庄人的精神信仰影响力开始变弱,随着村民逐步进城打工,人地关系愈发疏离,乡村世界里的固有文化脐带被剪断,乡村世界村民的信仰开始出现危机。这种信仰危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麻庄人不再信仰土地神,土地庙的香火出现断裂。《后土》中,“麻庄的祥和曾经被兵荒马乱打破过三次,一次是在明末,一次是在民国,还有一次是在‘文革’。前两次,土地庙只是被毁了一角,到了‘文革’那一次,就全部被铲除了。”即便后来又重新修建了土地庙,但主动供奉土地神的人越来越少,土地庙也就在风雨的侵蚀中日渐残破。二是基督教在农村盛行,吸引了众多原本属于土地神的信徒。“以前,麻庄人无论男女,都只信奉土地爷,现在好了,信奉土地爷的越来越少,信主的越来越多!”叶炜借小说中麻庄会计吴计划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忧虑,同时也表明了对农村思想斑驳现象的担忧之情,“以‘跳大神’为代表的封建迷信的兴起,以及外来宗教的普遍被接受,使农民精神信仰更加多样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麻庄农民传统的精神信仰。”[④]

其次,乡土话语体系和城市话语体系的对峙。城市工业化打破原本安土敦仁的乡村生活,在《富矿》建构的乡土世界中,麻庄和麻庄矿形成截然对立的两个场所,一处是宁静安然的传统乡土世界,民风淳朴,感情纯净,另一处则是眼花缭乱的物质世界,资本与权力扭合,人欲和物欲被无限放大。这两个场所虽同处一地却成为两个隐然对峙的话语体系,暗合了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对抗。起初,麻庄人无论老幼都极为敌视麻庄矿,矿上机器的轰鸣声打破了乡村宁静,让“他们想起记忆中的黑雪,对长辈口口相传的那场大灾难的恐惧记忆,还残存在麻庄人的脑海中。”对于黑雪的记忆实际上是麻庄人对工业化的不安,机器的轰鸣声也成了吹响城市文明入侵乡土文明的号角声。随着第一批麻庄女人进矿区工作,电视机、雪花膏等工业化制品逐渐流入麻庄,随着在麻庄做工的人收入不断提升,麻庄人对矿区的态度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矿区第二次要在麻庄招工时,“沉寂许久的麻庄立即喧闹起来。人们争先恐后到村委会报名抢表格。”“煤矿第一次招工遭遇到的质疑在这一次招工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像麻姑二姥爷这样个别的老人还对煤矿耿耿于怀。但这丝毫影响不了村民想成为工人的渴望,男人们在抢,女人们也在争。”城市文明以物质产品冲击了原本的乡村世界,自此以后麻庄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涌入矿区做工,甚至在麻庄里形成以矿区为中心的配套产业链,无论男女老幼,都急不可耐的想要在此分一杯羹。在文明的对抗中,以麻庄为代表的乡土文明随着人员的大量流失,最终走上了萎缩、衰败的道路,“城镇文明对乡土中国的入侵当然是无情的、势不可挡的,可是小说中也深刻描写了乡土社会本身对城镇文化欲拒还迎的复杂姿态。”[⑤]然而,小说中也出现了一种“轮回”的现象:《富矿》中麻姑关于海啸吞没一切的梦境,《后土》里刘青松带着刘非平来到土地庙,恭恭敬敬地给土地爷上了三炷香;《福地》中万禄梦见兄弟四人回到了秀香的肚子里。无论是以天干地支作为纪年,又或者是以二十四节气作为叙事发展的时间,都暗示着一个轮回的出现。叶炜并不是简单地将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进行二极对立的书写,写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挤压,而是在尊重乡村人物希望更好的生活同时,提供了另外一种切入乡村现实的思路,“人与土地的关系并不是简单追求更好生活品质的问题,离乡的直接原因固然是被先进的城市文明所吸引,然而,先进的城市文明尽管能够安置好身体,却不见得就能够安置好精神。”[⑥]

三 乡村生存状态的叙写

在人与土地关系变化和城乡文明冲突的表达中,叶炜也书写了乡土中国复杂的生存状态,并使得后者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小说主题。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变迁中,在急剧骤变的社会转型里,乡土世界形象的呈现离不开各类鲜明的乡村人物的塑造,而人性的书写与人类生存的困惑也就在乡村人物的命运抉择中得到凸显,在这个过程中人物实现了艺术的知足性建构:“这个人要能按照自己的生命轨道独立地、自行的活在文学的世界中,也就是说(她)是自由的,为自己活着,有其艺术的自足性。”[⑦]叶炜拥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在处理这样的题材时显得游刃有余,他笔下的人物性格特征各不相同,又都带有道德与欲望的两副面孔,人性的复杂和幽微由此可见一斑。正是通过乡村人物的塑造,叶炜实施了乡村生存状态的叙写。

在小说中,苦难中的命运挣扎成为乡村生存的基本状态。《福地》中的主人公万仁义,忠厚老实,带有传统乡绅中的优良品格,以自己顽强的人格与权威,支撑起麻庄相对有序的生活。面对自然灾害,面对匪患横行,面对麻庄一次次濒临灭绝的境地,万仁义勇挑重任,自发动员麻庄老少进行自助,一步一步的带领麻庄走向新生。万仁义的个体生命坚韧顽强,平淡谦和,是具象化的乡民代表,体现出强烈的求生意志和绝不屈服的生命张力,从中可以映射出百年乡民面对苦难时的心路历程。万仁义的原配妻子一共生出四子“福禄寿喜”,四子截然不同的命运也暗合了中国人在当时环境下普遍的四种人生抉择。长子好逸恶劳,性格懦弱,投身日伪成为一名翻译,日寇失败后回乡务农,终老一生;次子投身国民党阵营,抵御日寇,后来奔走台湾;老三历经各种政治运动,最后成为地方政府官员;小妹性格刚强,起先成为土匪,最终削发为尼。四子各为其主,聚散离合,直到小说结尾才得以重新团聚。他们的人生境遇以及最后的落叶归根,无不体现出乡民们生于土死于土的生命观念。这样的性格品质在乡土世界中是常见的,成为维持麻庄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在《后土》中,作为土地神第十五代化身的刘青松,在山洪爆发的第一时间通知村民,协助曹东风把村里的孤寡老人背到安全地带,全然不顾自家危情,“赵玉秀抱着虎子一直待在平房上没敢下来,她眼瞅着自家的十几只鸡咯咯咯叫着被洪水冲出门外,院墙也哗啦哗啦塌了半截。她一看见刘青松就哭开了,边哭边骂他不顾家。刘青松看着娘俩被雨水淋得狼狈不堪的样子,眼睛潮湿起来。”可以说,万仁义和刘青松这两个人物形象上浓缩了乡土中国的精神貌相,他们的生命历程也是乡土生存状态的生动呈现。

人性的欲望化呈现是乡土生命状态表达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富矿》中麻姑、蒋飞通、笨妮、六小、肖芳、胡列等几对男女之间爱恨纠缠,在道德与欲望的双重挤压下扭曲人性,沉沦在欲望的潜流中无法自拔。《福地》中万仁义抢占滴翠,滴翠与万仁义长子乱伦,殷红与陆小虎偷情,麻庄的空气中时常弥漫着另一股欲望的空气,在每个人道德的一面后,还隐藏着被情欲蒙蔽双眼的另一面,“从弗洛伊德泛性论的角度来讲,欲望作为人类的本能,一旦遭受压抑就会采取博弈的策略,越是受到压抑的东西就越是拐弯抹角的寻找出路,要逃避意识形态的纠察。”[⑧]叶炜在处理欲望化书写时,是一种冷漠化的叙事,似乎只是描写乡村社会中情欲纷飞的现象而不做评判,因此在麻庄的世界中欲望往往是乡村生命的本能反应。通过这种欲望化的呈现,叶炜完成了对乡土生命状态的个性化书写,而这种书写也赋予其小说主题更多的阐释可能。

正是上述几个创作主题的表达,“乡土中国三部曲”呈现了一种“复杂化”叙事。实际上,叶炜的许多小说都显现出多个主题的重奏,这些主题难分主次,相互交织,共同生成了时代背景下丰富复杂的乡土书写。当然,叶炜乡土小说的“复杂化”叙事不仅体现在主题话语的丰富表达,也体现在叙事方式、叙事语言等诸多方面,我们这里只是从主题呈现的角度进行探讨,并从这个路径试图探析叶炜等新生代作家艺术经验生成的可能性。面对乡土中国的时代变迁,叶炜和其他新生代作家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有效的乡土表达,将是我们长期关注的问题。

注释:

[1]郝敬波:《“乡土中国”形象的艺术建构——评叶炜长篇新作<后土>》,载《南方文坛》2014年第5期。

[2]李新宇:《关于叶炜小说的神秘化》,载《文艺报》2016年12月8日。

[3]许峰、牛学智:《权力、信仰与乌托邦——读叶炜的长篇小说<后土>》,载《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4]王志彬:《重建乡村世界的精神信仰——论叶炜的<后土>》,载《关东学刊》2016年第5期

[5]刘永春:《<乡土中国三部曲>的乡土书写形态及其意义》,载《山东省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3月第2期。

[6]贺绍俊:《重述乡土的可能性》,载《文艺评论》2018年第2期。

[7]郝敬波:《中国新时期短篇小说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38页。

[8]贺仲明、刘文祥:《乡土文学的自主性建构——以叶炜的<福地>及“乡土中国三部曲”为中心》,载《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