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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2019年第6期|刘醒龙:记忆再多不抵一瓶美酒

来源:《北京文学》2019年第6期 | 刘醒龙  2019年06月19日07:57

与往事相逢,时常冒出一种古老感觉。如同前几天搬家,从柜子最深处翻出那瓶贴着“1997”标签,青岛产的干白葡萄酒,一边窃喜,一边找来抹布,正要擦拭,又停了下来。落在酒瓶上的1997年的灰尘,不擦干净可惜,擦得太干净了更可惜。来到新居所,第一件事就是将权当没被重新发现的灰蒙蒙的酒瓶安置好。有岁月当底气,在阳光下深深浅浅不断变换颜色的玻璃瓶中,老酒婀娜晃荡,仿佛是窗外那树每天一种模样的秋叶,舍不得打开瓶盖闻一闻酒香,品一品醇味,就已经沁人肺腑,醉人心脾。

在我的文学经历中,1996年及随后的一段时间,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都是文学意义上“正面强攻”的重要节点。这年夏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个长篇小说策划活动安排在青岛。在此之前,以中短篇小说名义举办的活动涉足较多,以长篇小说为主旨的活动则是头一次参加。这也为自己两三年后,开始专注于长篇小说创作埋下了伏笔。此外,整个90年代最大规模的一次文学风潮,正是这个时候显示出不将我卷入其中决不罢休的锐利锋芒。

第一次去青岛时,我已经很“恐高”了。由于人还年轻,可以咬着牙在飞机上坚持一两个小时,落地后一两个小时,就能完全恢复。那时,从武汉到青岛有30小时左右直达的火车,但是卧铺票难买的程度与机巧,比某些人削尖脑袋跑官买官有过之而无不及。飞机飞临青岛上空,在海上略一盘旋,还没有来得及看清舷窗外的鸥鸟船舶,机头突然往下一扎,像是要直接栽入大海,有超过半数的乘客惊叫起来。1995年底,我到克罗地亚访问时,受东道主安排去地中海上的赫瓦尔岛。当时巴尔干半岛上炮火纷飞,克塞两国正以举国之力打得不可开交,我们乘坐的客机以强击机的猛烈姿态,由浪尖上直挺挺地跌落机场。相比之下,青岛上空的飞机,由海空而陆地的驾驶动作,有点老练过头而显出几分油滑,不够格形容为跌落。只不过由于是在国内,乘客们心理要求更严格一些,才有惊呼之声爆发。这一点用在文学的各个方面也颇为相像,生长于本土的,各种偏好也来自本土的,总是要经过更加严格的考验。这样的生长与偏好,在本土中人看来,不仅是太熟悉了,还会受到千丝万缕的个人因素牵扯,谁都有可能用自身的东西来说事,进而生发出貎似客观,实质上是以一己之主观,与这个文学时代过不去。

在青岛,我们策划了一套名为“新支点”的长篇小说丛书。回到武汉,正赶上商店推销一款由青岛出产的可移动式水冷空调,花了四千多元稿费买回去,装在办公楼内自己的写作间兼卧室里。整个办公楼,那时只有小会议室装有一台窗式空调,却不是随便就能使用的。我的这台可以随便使用,别人也可以随便来蹭凉快的空调机,成了整个楼的宝物。来的人并不说是蹭凉,而是借口看看从未见过的新式空调。自己趴在写字台上写作,背后的床铺和椅子上,常常坐满了人。所幸单位后来非正式宣布了不是纪律的纪律,来蹭凉快的才急剧减少。前后四十多天中,白天给这空调加一桶水,晚上再加一桶水,硬是让武汉的火炉变清凉了,也将一向歇息的夏季,变成了新的写作季。按期写完交稿的长篇小说《寂寞歌唱》,在天津一家工厂印刷时,车间里的捡字工、印刷工和装订工,迫不及待地将油墨未干的一个个印张,订成比毛边书还要毛边的书,在厂内厂外传看,还请出版社的人带话给作者,他们厂正是这样的。引起工人们心中共鸣的是,在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只要来了一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改革家,陷入困境的企业就会起死回生。小说却写了一个所谓的改革家,如何将一家不错的工厂弄垮掉。一般来说,那个时期的印刷工人,都是十分可靠的读者。他们热爱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原因,在小说后记中,我明确地表示,这是“写给我的工人兄弟”。纯粹是某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这部还未印行就被先期接触过的读者普遍看好的作品,最终尘封在出版社的仓库里。

记忆这东西,如果是她不肯要的,想千方,用百计,也无法使她留住。反过来,记忆执意要留下的,就是将脑海开一百个天窗,该留下来的还会摆在明目张胆的位置。摈弃只会拖文学下水的恩恩怨怨,让那些所谓绕不过去的坎,只在一个人心中“寂寞歌唱”,则是文学的宏阔天地。重要的是文学还在,作品还在。假如过程中有伤口与伤疤,最简单的方法是不使其直接裸露,想也不用想随手贴上一片创可贴。

正如一般回忆在山里长大的情景,总爱用孤陋寡闻这类浅俗套路来形容,往往词不达意,无法抵达真实时态。红卫兵运动那些年,除了一两样出版物可以公开流通,其余本该烧了毁了,却没被烧掉毁掉的,在避过最猛烈的风头后,又慢慢地半公开出现了。这种半公开,不是在教室里,也不是在会场上,而是放学之后,任我们漫山遍野撒欢的荒草地和小树林。有一阵,几个年岁相仿的少年,趴在山沟的岩石上,头挨头凑在一起,反复读一本残破不全的小说。小说结尾中写道,美国军舰开进胶东湾,送美军登陆后,山东解放区的中国军队派出代表到青岛与美军方面谈判。几个最远只到过县城的少年,在对青岛是不是岛的争论中,慢慢形成共识,这个叫青岛的地方,应当与上海滩一样洋气。上海滩地方太大,一般人不敢胡思乱想。青岛这样的小地方,正好让混沌少年浮想联翩。不可否认,能得到这个名叫洋气的理念,表明其内心与世界各地相同,并且可以通达世界各地。

洋气作为一种理念,在小说这种相对通俗的文学样式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某些后来评说文学价值不高的作品,在1950至1960年代的风行,正是由于有着无可替代的洋气。洋气不只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方法、一种态度、一种胸怀,就是不可以当成一种理想。在文学中,洋气是打破乡愁陈旧面具的天边陨石,是打通乡愁去路与出路的高速铁路。福克纳只用一枚邮票来比喻故乡的大小,道理也在于此。邮票是见过世面的,可以走到全世界,而不仅仅是对屁股那么大,脚掌那么大,碗口那么大的乡愁的沉溺。在中国文学阔大的乡愁传统中,洋气是神一样的存在。

红卫兵运动后期,为了铺设给县城送电的两万五千伏高压线路,在大部分干部还在继续改造时,父亲等几个人提前由“五七干校”解脱出来,派到全国各地采购相关材料。父亲都去了哪些地方,与我们无关,只知道他出门几十天,最后是从青岛返回的。父亲回家时,手里提着一只硕大的提包,打开来,里面装着的全是苹果。这件事成了父亲一辈子经常提及的。每一次,他都会开心地说,在青岛时,因为风灾,苹果堆在地上卖,花五角钱就买了一堆。也就是这一次,从父亲那里得知,世界著名的青岛啤酒,别处都买不到,青岛街上却是用大碗装着卖,一角钱一碗,随随便便就能喝到。日后,啤酒这东西也卖到山里了,偶尔在哪家供销社见到青岛啤酒,就忍不住多看几眼。终于喝上青岛啤酒是进厂当工人之后。不曾料到一直以来作为美好想念的物什,只喝一口,就一点不剩地吐了出来。这还不算,还要找来清水,狠狠漱几遍口。虽然后来弄明白,不是青岛啤酒不好,也不是自己口味不适,而是啤酒要新鲜才好喝。那个时期,食品类的东西从不讲什么保质期,是不是坏了,变质了,无法食用,全靠用鼻子嗅闻,用舌尖品尝。像青岛啤酒这类尤物,少说也要周转一年以上,才到达本地。若是今日,敢卖变质啤酒的,肯定会被罚得血本无归。五角钱一堆的青岛苹果,变了质也不影响著名的青岛啤酒,本质上,已经在向山里少年暗示一条不同的文学之路。想来也很有趣,那时,一群少年在一起说这事,最后定性时,用的也是“洋气”二字。

2006年5月底再到青岛,自己也领到生平第一个有大额奖金、配得上那个阶段消费时尚的中国小说学会第二届长篇小说大奖。才过一年,再到青岛,在一处隐秘的军港,基地指挥员指着一道长长的海堤一样的建筑,自信加自豪地说,这就是咱们中国的航母码头。这时候,离中国第一艘航母正式成军的2012年9月25日,尚有六年,巨大的航母码头就静静地舒展在渤海边。这些依然可以用得上简简单单的洋气理念。不同时间,不同地方,不同的人,在各种各样条件下,对洋气一说的认可,绝对不是又一种崇洋,而是借了洋的概念,释放不愿憋在某个角落里的情怀。崂山上,那道士玩穿越时的一堵墙,显得不那么可笑;那株白天是花,夜里是娇妻美人的白牡丹,其美妙能够渗入骨子里,比小憩时倚着一旁的千年古柏还要坚挺,也是洋气在推波助澜。

1994年初,从家乡黄州调入武汉当专业作家。我不善饮,更不多饮,却是武汉文学圈公认的酒桌上的开先河者。别人喝啤酒可以喝上半箱一箱时,我在一旁独自饮着干白葡萄酒,好不容易让别人也开始爱上干白葡萄酒时,我又一个人喝上了干红葡萄酒。等到别人也将干红葡萄酒往天上吹,我又转头去喝那只需两杯下肚准保额头出汗的真正酱香型白酒。说到底,这并不是什么真本事,无非是那一阵子,在全国各地跑得比别人多,先一步接触到一些事物。1995年7月30日完稿的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整整隔了一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探索者丛书”出版。在青岛时,免不了要议论这书。这种议论从武汉到全国各地都有,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说,都什么时代了,还在描写劳动。二是不认同书中人物离开乡村后,出于对乡村的怀念,有意将自己开的酒店打造成田园牧歌风格。后一点不仅遭到同行诟病,就连读者都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天方夜谭。事实上,小说出版的第二年,武汉当地就出现这类品格的酒店。至于劳动问题,更不用说了。一群普通少年在红卫兵运动时期,还能惦念洋气,作家在文学上的构想更需要超前一点点了。

1996年夏天在青岛那一次,我们去到附近的一家酒庄。他们用自家葡萄园里的葡萄酿造一种名叫华东薏丝琳干白葡萄酒。一行人中,端着酒杯,全都喝得依依不舍。那种醇厚与绵长,回甘与沉香,只此一次,便长时间收藏在心里。几年后,有一次陪夫人逛商场,意外发现两瓶仅存的1997年产的薏丝琳干白葡萄酒,便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回家后,与夫人共饮了一瓶。在家中酒柜里一直存放至今的这一瓶,就是那次留下来的。时过境迁,回看当年随意之举,想不感慨也难。

经历了明处的,再了解暗处的,经历了正面的,再了解负面的,凡事知道得多一些,才能体会,何苦总是醉打山门。更能明白,人生过往,还是以微醺为最佳。假如心里总记着一些可以不必记着的不悦之事,又何必寄希望于青史!明明那块石头可以扔在路边,却硬要捡起来,抱在怀里不松手,是没办法走得更远,走得更久的。别人的手,别人的嘴,要写什么,要说什么,没办法控制,也不可以控制。自己的手和自己的嘴,一切责任指令全在一念之间。记忆再多能,不抵一瓶美酒。文学之事,标准高的与圣贤差不多,标准低的也要求做到与圣贤为邻。当初与自己在青岛和赫瓦尔岛乘同一架飞机的另一半人,对飞机的着陆方式不惊不乍,一脸淡然。那般若无其事,肯定是对机翼掠过浪尖的情形见惯了。就像五角钱一堆的苹果,一角一碗的啤酒,说一说就好,不可以真正当成与当前日子比较的要素。人吃五谷杂粮,谁不曾患过疥癣之疾。人走四面八方,哪能不走错路和不弄错方向。人著书立说,也不可能不写错字和说错话。既然蒙尘岁月已经不再打扰今天,就尽管让岁月灰头灰脸好了。俗话说,当父亲的要有当父亲的样子,当儿子的也要有当儿子的样子。推广开来,开飞机的要有开飞机的样子,坐飞机的也要有坐飞机的样子。苹果、啤酒和葡萄酒也要有属于各自的样子,归结到最后,文学就该有文学的样子,作家就该有作家的样子。

第一次来青岛又离开青岛后,我顺路去了济南。在那里,与当地文学界贤兄雅弟小聚时,拜将军作家李存葆所赐,指我的小说是正面强攻。我也喜欢英雄好汉,对真正的军人也有着天生的信任。那些在战场上应用的简明军事术语,被用作诠释艺术真谛和万物真理时,表现力更加了得。一时间触动心绪,就着当地中了广告状元的好酒,作了平生唯一一次豪饮。一醉方休后,昏昏沉沉地听他们说,我喝了不少于一斤,也有说我至少喝了一斤二两。第二天中午临去机场时,还被送到附近医院打点滴。多年之后,再次面对来自那个年代的美酒,回忆起旧时美妙,分明只是到访的客人,偏要以一己之醉而醉山水,以一杯之雄而雄南北。那一次,我刚回到武汉,就接到济南作家朋友的问候电话,听他说了在济南与各位见面背后的秘闻,不禁暗自惊叹。文学之事,与用兵之道异曲同工。真正踏实可靠,有胆有识加上有实力,品格坚韧的作家才能悟出,并且卓有成效地实践“正面强攻”的文学精神。

作者简介

刘醒龙,湖北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凤凰琴》《分享艰难》等。出版有长篇小说《一棵树的爱情史》、长篇散文《上上长江》、长诗《用胸膛行走的高原》及各类单行本八十余种。《圣天门口》获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大奖,《蟠虺》获《人民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散文《抱着父亲回故乡》获老舍散文奖,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天行者》获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