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徐兆寿是一位有思想、有灵魂的作家，他时常游历于西部这片荒野中，也常常遍访名胜古迹，穿梭于庙宇佛窟之间，追踪溯源，问道于古今。其年轻时的长篇小说《非常日记》和汪洋恣肆的长诗《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今日读来，仍然令人心动和热血澎湃，那些文字始终遵从着他自己内心的选择，拷问灵魂，质疑存在，直抵信仰。2010年是他的转型时期，他完成了东西文化碰撞下百年中国知识分子追寻中国文化未来的《荒原问道》，后又推出在古今文化对比中寻找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鸠摩罗什》，一横一纵可见其雄心抱负。此后，徐兆寿从今日尚存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遗迹出发，不断发问，完成了长篇文化散文集《问道知源》。在“问道三部曲”中，作者经历了迷茫期、探索期和完成期。所谓“问道”，就是要回到中国的源头，回到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回到当下，重新打开富有魅力的青春国门，以中国来面向世界，点燃中华文明的香火。

这便是继往开来。徐兆寿从中国出发，重新梳理和吸纳中国的传统、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化。《问道知源》涉及儒家文明、道家文化及佛教文化，作者秉着严谨的学术态度抒发对古代贤哲的重新理解与西部文化的独有情怀，深刻揭示了百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重视以世界来看中国，却忽略了以中国来看世界的世界观，进一步探讨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等问题。阅读此著，总是被作者沉重的使命感所打动，也总跟着作者一道重新发现和感受丝绸之路与西部文化的独特魅力，一种文化自信油然而生。本书最感人至深处，唯《十年一拜》莫属。在曲阜，作者从两千公里之外特意赶去参拜孔子，满心虔诚的跪拜举动，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

关于学术，作者鼓励我们应当向今天一切可以学习的国家和圣贤学习，培养广泛的兴趣和对学术无止境的探索精神。今天的知识分子也不再像古人一般秉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态度，更多时候，往往是把立言和立功放在首位，立德最后。作者真切希望每一位学者都能从心出发，在探究宇宙人生之真谛中获取人生的至理，培养至纯之人性，养成圣贤品格。

作者将最多的笔墨给了敦煌。书中客观地解读了曾在一些人笔下被扣有“卖国贼”、“叛道者”、“千古罪人”等帽子的王圆箓，作者拿出大量的历史细节反驳了一些人的观点，更多的是将历史罪责推给那些目睹了经卷却又不识经卷的知县、道台，推给那些旧知识分子。在他看来，王道士也是因缘际会的结果，他卖经卷是为了重振莫高窟，是为了弘扬佛法。在那个儒释道合一的时代，身为道士的王圆箓的行为在今天是可笑的，但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那时还没有文物的概念，所以在很多知识分子看来，那些经卷是国家的至宝，但在一个道士看来，不过是弘扬佛法的器物而已，更何况那些东西是信仰者留下的遗物，它们的作用仍然是为了弘扬佛法。把它们给予别人，在佛法看来，不过是结缘的一个法门，这构成了王圆箓和众多知识分子之间的巨大鸿沟。徐兆寿通过考证研究，发现斯坦因和伯希和把盗去的文物在欧洲展出后的第二年，欧洲便出现了佛教协会。盗经在这时变成了传播佛法的手段。在此，徐兆寿告诉人们，在世人看来，莫高窟的劫难虽是中国文物的伤心之处，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又是佛法走向欧洲的契机。与此同时，作者重新考察王圆箓此人，发现王圆箓最初是求道者，但在后来犯了贪戒，所以使得莫高窟的文物大量外流，并种下了后世的骂名。初为弘道者，后为犯戒者。这种理解，自然也是超越了当下众多的书写。

类似这样的重新发问与理解，在本书中还有很多。《问道知源》的问世，为我们重新打开了通往丝绸古道、西部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交汇的大门，那袅袅青烟、漫漫戈壁、无边沙漠，以及古色古香的陶器等，无不让我们感受到西部文化独有的魅力，让我们真实地了解到生机勃勃的古丝绸之路。

萨迪说过：“事业常成于坚忍，毁于急躁。我在沙漠中曾亲眼看见，匆忙的旅人落在从容的后边；疾驰的骏马落在后头，缓步的骆驼继续向前。”徐兆寿可能就是那从容的骆驼。